第一辑远古来风
神秘的桌子山岩画
宋爱民
岩画是绘画或刻制在石头上的图画。它是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记录文化的最常用载体，是一种世界性的古代文化现象。岩画通过直射或折射表现了永不重复的远古现实，展示了人类的远古文明，为艺术史、史前史、人类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史、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形象化资料。
桌子山岩画群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乌海市境内的桌子山西麓，已发现的集中区域有六处，即：召烧沟、苦菜沟、毛尔沟、苏白音沟、苏白音后沟、雀儿沟。其中，召烧沟岩画属山地缓坡岩画，岩画占地650平方米，画面200余幅，全部为出土岩画，断代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早期作品。其余苦菜沟等五处岩画属悬崖峭壁岩画，断代为新石器晚期至西周、西汉作品。桌子山岩画群自1973年开始相继被发现。召烧沟岩画在1979年一场大风后部分画面裸露地表，被当地牧民发现。
召烧沟岩画是一幅罕见的大美无言的原始艺术珍品。它位于乌海市市区东南15公里处的召烧沟内，磨刻在一面缓坡巨大的灰色石灰岩磐石上。在可分辨的200余幅画面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以面具为载体的太阳神图像和人面像，其形象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有的五官具备，有的用圆点只点出双目和嘴，有的只是一个头型轮廓。从表情上看，有的似盛怒，有的笑容可掏，有的似在宁静地沉思，非常生动、丰富。至于头部的装饰，则更为奇妙，有的头上似插着树枝或鹿角，有的额头蓄着长辫、头顶立有串珠的木棍。五花八门的面具形态各具特点，但其中有一种图像十分普遍：一张人脸形，围绕其外形轮廓布满光芒。这种面具形应是戴着太阳光冠的太阳神。它既具有自然物（太阳）成份，又有人（人脸）的因素，人的脸形加上太阳的光芒就是太阳神的形象。
黑格尔说过，在东方远古时代，普遍存在着对太阳神的崇拜。从岩画和其它考古材料上看，太阳神岩画是环太平洋远古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太平洋周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太阳神岩画分布，只是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其形象特点也有所不同。最早的太阳神完全是太阳的自然形态，呈圆形或圆中点一点的样子；到第二阶段是人脸加太阳的光冠；到第三阶段是人形加太阳的光冠，以表现人为主，人或在太阳之中，或人的头顶上有太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召烧沟这块磐石上，我们竟然可以同时看到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鲜明的太阳神形象，像进入了一个太阳神形象的博物馆，这种现象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岩画资料中从无记载。为什么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太阳神形象会汇集于一处？1991年国际岩画研讨会在乌海市近邻银川召开，我国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梁振华先生曾与众多外国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也是见仁见智，终无定论。
除太阳神形象之外，召烧沟岩画中还有一些动物、人体、足印、星图和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两处完整的大幅画面弥足珍贵，至今在岩画资料中还未发现，属独一无二的作品。一幅是“全家福”：左侧是一位高大健壮、毛发张扬、生殖器硕长的男子，右侧是位身材修长、个头较矮的女人，中间是两个小孩，四个人物手拉手站成一排，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组合。从考古学角度讲，新石器末期至青铜器早期属仰韶文化时代，应是母系氏族社会，但这幅作品却显示了在中国北方猎牧民族中很早就出现了以男子为主体的家庭形式，这无疑是对现代人类学的一个挑战。另一幅作品十分有趣：一个人面像下有一条垂直的粗线代表人体，粗线下部左侧画着一个单独的、巨大的女性外生殖器，生殖器各器官完整，层次分明，解剖学位置准确，采用“工笔”写实技法绘制。生殖器下方（地面位置）画面，是在正方形范围内的四个人面像，四个头像儿童，特点鲜明，中间有线条连接，三个是秃头圆眼，左下方的一个月眼短发，清秀妩媚，任何人一眼即可看出这是三男一女的一胎多子的婴儿，四像之间的连线大概就是胳带的意思了。看到这里，如果我们再抬头看画面上方的人面像，其眉目间惊讶、喜悦的神情就十分清晰了。显然这是一幅远古的生殖崇拜图，比起其它地方岩画中只夸张地刻画男女生殖器或男女交媾图来，这幅画的内容就实在太丰富了。不知是哪位远古产妇如此伟大，竟以一胎四子的奇迹创造历史，被人刻石为画与众多太阳神一起在大山上彪炳千秋了。
苦菜沟等五处岩画，分别位于市区东南十余公里的山沟沟口，磨刻在山口面南的悬崖峭壁上。岩画内容也以个体人面像居多，占百分之八十，其它有人体、动物、天体、手印、舞者、狩猎图、抽象的符号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动物种类达二十余种。代表先进农耕生产的植物图像却一幅也找不到。其绘画风格、特点大体与召烧沟岩画类似，个别作品年代较晚，如苏白音沟的猛虎形象，就与内蒙古其它地区岩画中的猛虎形象及出土的匈奴器物上的虎形饰纹相近。西周至西汉时期的匈奴人崇拜虎，考古学早有定论。
桌子山岩画的显著特点就是人面像占绝大多数，充满着神秘的宗教色彩，这也是区别于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和新疆岩画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六处岩画的地理位置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山坡岩画或峭壁岩画，大部分分布在南侧，而且都在沟口，附近有开阔地带。这些地方山高谷深，夏季山洪暴发，冬季风声呼啸，古代先民认为这些地方是神灵居住之地，于是祭祀神灵、欢庆丰收的仪式就在这些开阔地举行。由此可见，古代先民创作岩画的目的，首先是刻画神灵的形象或记载重大事件，与美术创作或审美取向关系不大。
桌子山岩画的神秘之处，还在于它的制作方法，这也是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没有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岩画的制作方法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刻，一种是磨，都用石器。桌子山岩画的各分布区，都是灰色石灰岩，硬度为7度，十分坚硬。岩画发现时其笔划深度为3厘米，宽度4厘米左右，且线条十分流畅。令人费解的是，岩画线条的边缘都有明显的突起，高于岩石表面1厘米左右，那样子像用烧红的铁棒在蜡板上作画的结果。如果说，古代猎牧民族中的巫师是各种祭祀仪式和庆典活动的主持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岩画是他们创作的，那么当时有多少身强力壮的巫师？即使他们采用先刻后磨的方法经年累月的工作，又能创作多少个性鲜明的作品？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认定岩画是多人长时间制作的结果，但是联想到5000年前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岩画作者抱着类似的目的，选用类似的主题，使用类似的方法，一齐在地球表面上制作出三千余处岩画，就不是简单的理论就可以使人信服的了。
桌子山岩画以它稚拙、纯朴而粗犷的画面反映了原始先民们纯真而自由的精神世界，表现了荒蛮炽热的情感和真实生活，虽历经数千年却仍然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岩画所显示出来的任意想象、荒诞感觉等特有的原始思维方式，以及蕴寓于其中的神秘感、象征性、超越时空的自由联想，形成了原始艺术特有的审美观念。因此，桌子山岩画发现、出土之后，立即引起了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更是吸引了美术家的目光。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只要你脱离了红尘喧嚣的现代社会，立身于这些岩石艺术之前，一幕幕原始先民的生活场景就会在你眼前上映，那种因时空倒转引起的心灵震憾，相信在你的一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经历。
文化遗产，我们的心灵家园
董巍巍
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珍贵的基础资源、战略资源，蕴含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体现着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我市经过多年的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和面向社会征集，目前已拥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4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分别为秦汉长城遗址、明长城遗址、桌子山召烧沟岩画；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分别为新地墓群、海勃湾遗址；自治区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36处，分别为苏白音后沟岩画、雀儿沟岩画、新地古城址、巴音陶亥墓群、海南区东风墓群、三道坎墓群、三坝村古墓群等。另外，我市还拥有各类馆藏文物3452件，其中国家二级文物8件，国家三级文物22件。
对于文物保护单位，我市主要采取围栏保护、树立保护碑、文物巡查人员定期巡查以及聘请保护员的方式进行保护，人为破坏文物的情况基本得到遏制；“二道坎墩台遗址抢救保护工程”项目，已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意见，召烧沟岩画博物馆的设计方案已经有了雏形。在馆藏文物的保护方面，我市聘请内蒙古博物院的专家在2010年3月中旬开始馆藏文物修复工作，历时3年，共保护修复灰陶、彩绘陶、釉陶、化石、青铜器等150件套。日常维护上，我市采用了建立电子档案、化学方法处理等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2年8月，我市正式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收集、整理、申报、评审的基础上，2013年4月，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会审议，8个项目入选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别是：传统烫画、手工艺术挂毯技艺、清宫唐卡装裱技艺、蒙医沙疗、三才翻子拳、传统武术、乌海面塑、乌海二人台。目前，我市文化部门正在积极开展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工作。
2013的“文化遗产日”活动主题有两个，一是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遗产与全面小康”，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人都是文化遗产的主人”。
新地古城的千年记忆
王智源
乌海建市仅有40年，但这片土地却不缺乏历史积淀，从石器时代开始，已有远古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并留下了神秘的桌子山岩画，而且史书上有据可查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战国中期，乌海地区被称为河南地。到秦汉时，乌海地区已成为重要的边关要塞，我市境内现存的烽火台、长城、新地古城遗址可以佐证。
新地古城位于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该遗址是我市目前唯一一处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的古城址。考古发现，古城四周原有城墙、城门，现部分区段仍依稀可见。古城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90米，城墙经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有的几与地平，不能考辨其原有高度，有的坚固宽阔，夯土层痕迹相当清楚。考古专家推断，新地古城始筑于秦代，为临河筑四十四县城之一，汉代沿用此城。汉代，乌海地区当属朔方地。
根据新地古城出土文物及实地考证，这一汉代古城曾设有府衙、“贾市”及作坊。关于这一点，《乌海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有记述：古城内地势平坦，在城内西南角采集到很多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有的装在陶制的盆、瓮内；有的成串放于铁质容器内。这么多的古钱，较为集中地在这一地区发现，推测此处有可能是古城的商贸所在地，或手工
业作坊的遗址。这里临近城南门，人们在这里制造出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并可自由贸易。城西北角还发现残破陶器、建筑陶室和大量成堆的带有各种纹饰的陶片，也发现制陶遗迹，作为制陶原料的优质黏土被大量挖取。至于烧制过的陶砖、陶瓦处处可见。各种陶器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是盆、罐、壶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有贮藏器类、汲水器类、饮食器类等。古城西北角是古城烧制陶器之处。当时古城及附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必然需要大量陶制用具，而古城所在之处恰好是土质优良、取水方便、燃料煤更是充足，自然是烧制陶器和贸易往来的场所。在城墙和护城河边，人们还采集到一些三棱铜簇，证明古城附近曾有过战事发生……古城南有一片高大的土丘，根据地面上碎散的砖瓦残片推测这一地段是高大建筑的台基地，有可能是当时古城官府所在处。它分隔于繁华热闹的市、作坊之外，先据要路津，巍然屹立，显示它特有的身份和威严。
那古城是怎么破败的呢？有考古人员说，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古汉城，是驻扎军队和囤积军粮、武器的营垒，犹如现在的兵站。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人，也有依附军队生活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只要军队撤走，附属者也走，这些城堡値被废弃了。
不过，《绥远志通稿》（卷十二下）中有这样的记载：“突利盖古城遗址，在（沃野）设治局（今海区和海南区属绥远省沃野设治局辖境）北二百八十里，王源地黄河东岸，周四里。城垣均颓坍如土堤，但四门及瓮城遗迹犹显然可见，城中瓦砾间有建筑基址残痕。俗传此城宋时为金人焚毁者……至其究为金人所焚，抑为明将王越驱逐满鲁都进所毁，则莫能指矣。”可见，新地古城也有可能毁于战火。
新地古城周边还分布着大量的汉墓群，与古城遗址有着生居死葬的关系。这一片汉代墓葬群，面积约75000平方米，有汉代墓葬近200座。汉墓群是1988年五一农场建砖窑取土时发现的。1989年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我市文物工作站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探明古城北砖窑附近有24座古墓，选择性地发掘清理了12座墓葬。此后，我市文物工作站又陆续清理了几座墓葬。墓中出土器物有陶仓、陶灶以及各种陶罐，并伴有铜钵、铜铃、铁剑、“半两”和“五铢”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刀剑弓弩等兵器。
通过发掘，考古专家把新地的墓葬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古墓大多是砖墓，有部分墓葬中有殉狗之习俗，也有部分土葬墓葬，墓式为单人葬和双人葬。据考证，葬墓主人为汉代屯垦戍边者。
此外，考古人员在新地汉墓中发现一独特的现象，就是不少器物的底部都凿有小圆洞。这种凿透器物底的丧葬习俗，至今在一些地区仍流行。
专家认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西汉中期墓葬发现较少，新地墓葬群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增添了新资料。这些汉墓如果放在中原地区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是发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其历史意义则非同小可。它直接反映了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的历史关系，也反映着汉王朝对河套地区移民屯垦的史实。汉武帝时期，朔方地区的开发已初具规模。新地汉墓第一期偏早阶段盛行的屈肢葬，反映了当时秦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新地一带在西汉中期已有一个较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因为其北距朔方边塞较远，而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患，西部边境安宁，从而为新地一带的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绳带纹灰陶罐
陶水管
古墓现场
陶片
古城外围护墙
镏金铜辅饰
铜盆
隐匿于农田中的长城
闫琪武俊生
走在巴音陶亥镇渡口村的农田中，如果你细心观瞧，会看到一段段类似河堤一样凸起的土脊。听同行的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其貌不扬的土脊“身份”非同一般，是明代长城遗址，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当把“长城”两个字与这些只有两米高的土脊联系在一起时，让记者着实不敢想象：它与雄伟的八达岭长城同承一脉。我市境内的明代长城修建于何时，又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呢？让我们一起去探寻。
别样的长城
因修筑年代久远，饱经沧桑，渡口村农田中的长城已面目全非，只剩断壁残垣，其上杂草丛生，一阵秋风吹过，草儿随风摇摆，遥想昔日延绵的边塞高墙已变成这般模样，不由让人心生惋惜。虽已无法目睹它当年的雄姿，但凭近4米宽、两米高、两公里多长的遗址仍能让人想象出它曾有过的雄伟景象。只不过，它建成之初到底有多高，恐怕已成谜，只能留给后人猜想。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军事防御的建筑工程，修建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了2400余年，总长度达5万余公里。1987年，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考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与自治区文化厅合作开展了内蒙古境内明长城资源调查。经查，内蒙古境内的明长城共跨越5个盟市，分别为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全长近800公里。据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我市境内的明长城遗址总长近30公里，主要分布于海南区西部黄河沿线，总体呈东南一西北走向，向北延伸至海区，西南部与宁夏陶乐县境内的长城相接。
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明王朝统治的2?0余年间，曾20余次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省嘉峪关，全长近7300公里。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工程量最大、防御体系最为完善的长城，也是现今保存最好的长城，因其雄奇，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我市境内的明长城修筑于1536年。史料载，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边总制刘天和沿黄河东岸修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记者查阅史料得知，明朝为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将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亦称镇守，故九个防区亦称“九边”或“九镇”。由东至西依次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缓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乌海市志》载，今海勃湾地区明代时为宁夏卫所辖，而长城北接海区，由此可推断，当时我市境内长城的驻守之兵应归宁夏镇统领。也可见，现今的巴音陶亥镇在明代时属边陲地区。
记者在寻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乌海明长城虽为一体，但不同墙段的修筑风格迥然不同，其中既有夯土堆筑的城墙，也有石块垒砌的城墙。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市境内的明长城主要以夯土堆筑而成，这种先天不足的修筑方式是导致大段长城在经历多年风雨侵蚀后慢慢消失的主要原因。
黄河岸畔的烽火台
在巴音陶亥镇境内的黄河岸边现存有二道坎烽火台、红墩烽火台等7座明代烽火台遗址，最高的约有14米。烽火台与绵延横亘的长城共同构筑了明代西北边陲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7座烽火台遗址中，二道坎烽火台遗址保存最为完好。二道坎烽火台矗立于巴音陶亥镇东风村东北处，西临黄河。经市文物站工作人员测算，遗址高约14米，底部呈正方形，边长为22米，顶部呈矩形，南北长12米，东西宽10米。该烽火台自基部以上10米为土石混筑，是用自然石块和红粘土一层一层错缝砌筑而成的，中间平铺有细圆木，起拉接作用，极似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法。烽火台的顶部由红粘土土坯垒砌而成。
站在高大的烽火台前，时光仿佛倒回几百年前……这些烽火台驻守着戍边将士，遇有军情，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
我市境内还有秦长城遗址
除明长城外，我市境内还有秦代长城遗址。根据勘测，秦长城遗址始于海南区西卓子山水泥厂西北处，终止于海区千里山镇千钢社区附近，总长约60公里（包括延伸入鄂旗境内的两段）。据推测，秦长城修建之初高1.7〜1.8米，宽0.9〜1.3米，墙体由片石或鹅卵石垒砌而成。目前，这段秦长城最高处有1.5米，最宽处为1.3米。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秦汉明三个朝代修筑长城的规模居前，因此我市境内的长城遗址有极高的考古学、军事学价值。
在古代，长城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建筑工程，而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古迹。记者相信，在古老的城墙中还埋藏着很多秘密，当这些秘密被破解时，长城将掀开神秘的面纱。记者手记：
从2013年以来，记者开始着手于乌海历史文化和文物古迹的寻访。在做这一系列报道之前，记者一度认为，乌海是座历史“匮乏”的新城，但当记者深入其中时才发现，乌海地区的历史用“源远流长”来形容毫不夸张。石器时代的岩画、秦汉古城、隋唐古墓、明代长城、清代古刹……每个古迹背后都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这些古迹是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它们是每个乌海人的责任。记者并非专业人士，不能深入考证是最大遗憾，在此也希望有更多的博学之士投身乌海的历史文化研究，让乌海的文化积淀变得更加厚重。
秘境满巴拉僧庙——走进百年蒙医学府
闫琪
在海南区有座被乌海人熟知的古刹，大家习惯地称其为拉僧庙。记者翻阅相关资料后了解到，拉僧庙只是其民间的简称，准确的名称应为满巴拉僧庙。满巴拉僧庙系藏语，意为“医方明经院”。“医方明经院”，我们从字面上便可知，满巴拉僧庙是一个专门研究医学宗教的场所。据悉，这座古刹修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谁修建了这座百年古刹？为什么会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图海山地区修寺建庙？百年古刹又曾有过怎样的辉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净土秘境去探寻……
修建于乾隆年间的古刹
满巴拉僧庙矗立于海南区拉僧庙镇的图海山山腰上，距海南城区12公里，东接公乌素镇，西隔黄河与宁夏石嘴山市相望。记者根据拉僧庙镇镇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史料得知，清朝时期，特别是康熙、乾隆年间，是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地寺庙林立。满巴拉僧庙正是修建于这一时期，由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栋罗布色椤捐建，以办“曼巴拉仑”（培养蒙医）为主，造型与西藏一些寺庙相似。据悉，清朝将蒙古族住区分设为若干旗，每旗旗长称为扎萨克，由蒙古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贵族充任，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
为亲身感受古刹的风貌，记者于2012年2月23日和26日两次探访满巴拉僧庙。站在山脚下，虽未看到古刹，但沧桑古老的图海山已让记者感到惊叹。山石的纹路，有些犹如古松的枝干，有些则形如滚滚奔腾的江水，山石上的“图腾”让图海山更显神秘。据拉僧庙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东南方远观，整座山形似一尊卧佛，遇到有雾的月夜，雾似轻纱笼罩于山上，更见其佛境之美。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进200多米，记者首先看到了矗立于山顶的白塔。白塔与蓝天相互映衬，让人心生圣洁之感。后来，听庙里的香灯师孟克老人说，白塔有“指路明灯”和“吉祥如意”之意，有庙之地便有白塔。
登上白塔所在的山顶，记者看到了位于山间的满巴拉僧庙，古刹庄严而神秘。在向满巴拉僧庙行进途中，记者遇到了年近六旬的孟克老人。孟克是庙里的香灯师，出家已近30年。得知记者的来意，他热情地做起了导游。据他介绍，满巴拉僧庙的主体建筑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雄宝殿，是一座具有汉藏合壁建筑特色的三层重叠宫殿式金顶建筑。
扎萨克栋罗布色椤为什么要在图海山上修建这样一座古刹呢？记者带着疑惑采访了市旅游局促进科科长马世民。马科长告诉记者，根据史料记载，图海山曾经风景秀丽，山脚下有泉水数十眼，水清冽甘甜，四季常流，积水成潭，山水相映，自然成趣。当时的阿尔巴斯山脉盛产多种药石、药草，图海山正是此山脉的一支。秀美的风景、丰富的药材、清冽的泉水，正是这三个原因，让扎萨克决定在此修建医经双修的寺庙。马科长还告诉记者，至今，图海山上还生长有多种蒙医常用药材。
庙内曾有近300名喇嘛研究出数十种蒙藏药秘方
据史料记载，满巴拉僧庙最鼎盛时，有大小殿6座，喇嘛住房76间，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会聚了近300名喇嘛在这里诵经学医，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的蒙医学府。学僧入寺后，医经双修，所学内容包括藏文、经文和各种医学典籍。这里曾培养出许多有学识的、精通医宗教义的医僧。这里的医僧还曾研究出数十种蒙藏药秘方，这些秘方后来流传于民间，造福百姓。让人惋惜的是，满巴拉僧庙在“文革”中一度被拆毁。1987年，我市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后，殿塔的修复工作开始。现今满巴拉僧庙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建成于2006年。
听闻市蒙中医院设立了蒙医药文化展厅，记者于2月27日前去探访。厅内陈列了多种蒙医药和医疗器械，墙上还悬挂有多幅蒙医所用的人体脉网和骨骼图，让人不由赞叹蒙医的精妙。
打造AAA级景区古刹将再现昔日辉煌风貌
拉僧庙镇高副镇长告诉记者，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满巴拉僧庙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几年，海南区累计投资800多万元对满巴拉僧庙进行修复，已复建了大雄宝殿、配殿、牌楼等建筑，并修建了上山道路，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山体绿化工程。年内，莲花生大师殿的修建工作将开始。
采访中，高副镇长还告诉记者，根据远景规划，满巴拉僧庙将建成藏传佛教文化、蒙医体验和民俗风情观光三位一体的旅游区，力求在保护满巴拉僧庙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努力挖掘潜力巨大的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
记者在阅读满巴拉僧庙景区的远景规划书时看到，景区还将规划建设蒙医博物馆，让满巴拉僧庙成为蒙医学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研究场所。
站在图海山顶，远眺黄河，让人心旷神怡。记者相信，满巴拉僧庙必将再现昔日的辉煌风貌，成为文化圣地、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