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城市往昔
难忘的海勃湾早期城市建设
忆述/孙凤林，整理/魏文星
我踏上海勃湾这片土地是在39年前。
1959年3月，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把我从伊盟伊旗调到桌子山矿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道筹建海勃湾市。
当时的桌子山矿区直接归伊盟领导，矿区机关设在拉僧庙。矿区党政领导均按县级干部配备。当时，矿区党委书记由伊盟盟委副书记郝文广同志兼任，副书记是郝永胜同志（原鄂托克旗旗委书记），党委成员由唐宝山（矿区主任）和我（矿区副主任）以及申换文（伊盟化工厂党委书记）、康岳（老石旦煤矿党委书记）、李俊杰（西桌子山水泥厂党委书记）共7人组成。按照组织分工，我分管基建、政法、财贸等工作。现在每当回想起早期城市建设的情况，心里就有一种自豪感和亲切感，因为这座现代化工业城市就是从那时矗立起来的。
一块石头定市址
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里开始了万人上山开发矿业的大会战。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级决定开始筹划建设海勃湾市。当时，矿区领导和群众对市址的选择意见不一。有人说，在桌子山矿区（拉僧庙）基础上建市，能给国家节约财力、物力；有人说，在哈图乌素（水泥厂所在地）建市，背靠大树好乘凉；还有人说，靠着包兰铁路建市，交通运输方便；还有人说……
面对各种建议和意见，当时的一把手郝文广同志决定实地考察。一天早晨，他约我和另两名工作人员，乘坐吉普车从拉僧庙黄河边向北行进。我们走一路看一路，一直走到碱柜，全面考察地形、地貌。当我们返回海勃湾后，又进一步进行细致考察，经反复分析几个预选“市址”的利弊，认为海勃湾东靠桌子山，西邻黄河边，地势比较开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今后把黄河水引入市区有利于市政建设和绿化美化。当时这里的低洼地方植被茂密，沙柳、红柳、沙蒿、沙冬青、四合木、梭梭、野榆树等长得郁郁葱葱，体现了有水便绿的特点，再加上刚刚通车的西北大动脉包兰铁路从中心穿过，交通运输很方便，跟其它几个预选点比较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初步决定在海勃湾建市，我随即选了一块白中夹红，较平整的大石头放在当时自然路的中间，也就是现在新华大街和海河路交叉处中心花坛的位置。
回到矿区后，郝文广同志主持召开碰头会，经过民主讨论，集中各方意见，正式决定在海勃湾建市，并起名海勃湾市。
黄沙湾上建城廓
当年筹建海勃湾市，正是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年代，政治形势红红火火，始终贯彻大干快上的精神。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物质条件较差，尤其是在地处沙漠边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少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恶劣环境下建市，困难是可想而知了。
从地域面积上讲，南起石嘴山渡口到二贵沟一线，北至碱柜，长约80公里；东起桌子山，西到黄河岸，东西宽约30公里，呈现出东靠山，西邻河，东南高，西北低的狭长地理特点。气候是沙漠性气候，干旱少雨，用水得从黄河拉。海勃湾这块土地上，解放前到解放初人烟罕见，仅有拉僧庙、拉僧仲、卡布其等几个喇嘛庙，每个庙中有几个喇嘛。除此之外，就是几处私人开采的小煤窑，其它地方都是牧民们的游牧区。一场大风沙在一夜之间就会使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植被等发生变化，所以有人戏称海勃湾是“海勃子沙湾”。
那时，包兰铁路刚刚通车，经常被沙子埋了铁轨。简易客车厢往往和货车挂在一起，车次和上下车时间不太准确。海勃湾火车站建在铁路西，和现在的乌海站相对着。那时没有站台，从火车上跳下去就是没脚踝的黄沙。售票在车厢内，和现在坐客运汽车差不多，人们叫它“共产主义列车”。乌海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是坐“共产主义列车”到这里的，海勃湾市即将在这一片黄沙上建立。
一百天内大搬迁
伊克昭盟盟委和桌子山矿区党委决定在海勃湾建市，并在不到100天时间内搬迁入驻，即1959年3月决定，4月开工建设，7月1日就要把党政军机关搬迁到海勃湾。组织上决定由我先期到达海勃湾全面负责基建工作，保证党政机关如期搬迁。接受这副担子时我才30来岁，感到压力大，困难多。困难多到什么程度呢？人无吃住的地方，做饭是三块大石头支一口锅，等高粱米饭焖熟时，沙子早刮进去了，高粱米饭就黄沙——牙碜。方圆几公里内没有井，只能到5公里以外的黄河边拉水，拉回来澄在水缸里。那时尽管河水污染小，但澄了一夜的水，还是不清冽。住宿就更别提了，“天当房，沙滩床，眼窝能被沙子汪（陕北方言，被沙子淹没之义）”。大家忙碌上一天，和衣裹上被子睡，早晨醒来时眼睛都睁不开，用手慢慢把沙子抹掉，才能看见物体。因此，从那儿过来的人全是“沙眼”，一见风沙就流泪……
当时抽调出来和我一起工作的尹又伊、李振飞、贾世儒、张仲义、张志文等几位科级干部都是从这种环境下过来的。万事开头难，再难的工作也得有人开头，有人干呀。
论工作条件，我们都是坐在沙堆上，用行李卷当办公桌。有人回忆起来说：“行李当桌桌，坐的沙发发（沙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建120间平房，但眼下是砖无一块，瓦无一片，椽无一根，一无所有，真可谓是白手平地起家啊！当时正逢外地青壮年大批流入此地。我们招收一批人到海勃湾烧砖瓦，一部分人送到山上打石头，烧白灰，选了一些会瓦工、木工技术的组建了工程队。我派人到巴盟买椽檩、笆子，自己亲自到厂矿求援水泥、钢材、木材等。那个时期的建设确实得到了西桌子山水泥厂、桌子山矿务局、包钢卡布其石灰石矿、代兰塔拉铅矿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到现在，我都从心眼里感激他们。
一次，工地上急需木材，一时又解决不了。几个工人晚上推着小车去矿务局的一个木场“偷”，结果被下夜的发现，双方打了起来。对方状告到了当时矿务局领导谢军同志那里，无奈，只能我去“应诉”。一面“批评”那几个“偷”木头的工人，一面给人家矿务局的领导说好话，好在谢军同志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以“下不为例”结案。
我们几个人领着这支队伍拼命把工期往前赶。回想起来，海勃湾的第一批建设者那种艰苦创业，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多么值得后人发扬光大。记得有一位民工师傅因上火感冒，满嘴都起了泡，可他不肯休息，结果头昏眼花，从1米多高的墙上掉下去。人们把他送到帐篷中休息（帐篷是开工1个月以后陆续搭起来的），他躺了不到半小时，又挣扎着上了工地。
正是靠着这些创业者们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我们提前建成了海勃湾有史以来第一批120间平房。这些房子就座落在原海勃湾区政府办公大楼的后院。虽然大多已拆掉建楼了，但创业者的汗水却永远地洒在了那里。
房子盖好后，矿区党政军机关如期由拉僧庙搬迁到海勃湾。这120间房除机关办公外，一部分做了食堂、餐厅，一部分做了宿舍。在当时这已是“高级房间”了。正因为这快速度的搬迁，自治区来人找不到地方政府，出了很多笑话，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我们是怎样大干快上的。
一张白纸绘蓝图
矿区党政机关在我们建起的120间平房安营扎寨后，我又匆匆踏上东去的列车，直奔首府呼和浩特。经过我们上下协调，左右周旋，终于请到自治区城市规划测量队的同志来海勃湾进行测量规划。在规划测量的1个多月时间里，我领着他们从东到西，从南向北，一段段，一处处认真测绘，反复推敲城市规划图。我们以现在的海勃湾新华街和海河路交叉点为中心坐标，按5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做了规划：中心十字的西北侧是商业、饮食服务、物资、粮食等部门的建设区域；西南侧是人民影院（兼作政府礼堂）、食品公司、邮电、银行、鞋厂等单位的建设基地；十字坐标的东北侧是党政军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医院、小学校、公园等建设基地；东南侧是广场、公汽公司、运输公司、文化馆、中学、矿务局等单位的建设基地。这张规划图历经30多天，花费了较大的人力物力，对当时的规划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后来在实践中做出了一些修正。
城市建设起规模
建市规划图一出，我们确定了几个重点建设项目：政府办公大楼（现海区办公楼）、人民影院（政府礼堂）、商业百货大楼（现副食商场楼）、国营食堂、国营旅馆、国营浴池、粮食局办公室和粮食加工厂等。这些工程预定在建市前竣工并交付使用。
这样多的建设项目靠一个建筑公司（现内建四公司即华建）在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华建只能干重点工程，保上述建设项目。当时正处在大跃进阶段，全国各地争上项目，建筑队伍非常紧张，外地的一些小建筑公司还不愿意来咱这艰苦的地方施工。办法是逼出来的，我们在建设一开始就注意提醒周围的同志，把流入海勃湾有一技之长的瓦工、木工、铁匠、石匠等集中起来，组成了几个施工队，总人数达2000多人。他们分别担负起矿区所属单位的建设任务。如公安、法院、检察院、武装部（现在的军分区位置）、商业局、银行（当时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邮电、医院、学校的办公室及校舍（平房），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施工队伍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建起来的。这个阶段已经比建那120间平房时的条件有所好转。砖瓦厂的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山中采烧的石料、白灰基本能满足工地使用。
为了赶在建市前竣工，建设者们出大力，流大汗，不喊苦，不叫累，日夜忙碌在建设第一线。回想起来，那时的人思想单纯，作风朴实，共产主义信念坚定，拜金主义者极少。商业局、医院、邮电等单位的建设工地上夜晚经常是灯火通明，夜以继日地赶工期。
群众是这样，领导的工作热情、思想觉悟、敬业精神更加突出。当时在机关里找一个闲官、懒人比较难，大家都处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中，很少扯张家长、李家短。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从来没有休过星期天，常当“机动队”，火车来了卸车皮，建筑工地上缺人就主动去搬砖上灰，不但增加了劳力还节省了资金。海勃湾市政府办公楼是华建承担的，总投资47万元，为了节省资金，我们派了一辆车，给工地上拉水，竣工决算时，我提出扣7万元，理由主要是我们派了一辆拉水车。工程中甲乙双方争执不休，正巧华建工程局长赖际发来这儿检查工作，我抓住了这一时机，请赖局长等吃饭，协调此事。说是请吃饭，其实很寒酸，在机关食堂的平房内烩菜一盘，咸菜一盘，两个罐头，一瓶几角钱的普通白酒就算招待。我反复向赖局长讲我们眼下建设项目多，资金短缺的客观困难，最后终于将7万元“赖”下来，投到别的建设项目上，确实顶了大用呀。
在那种特殊环境下，资金短缺但又想多办事，不得不想些办法，有时把什么“歪”主意都能用上去。记得在修建新华西街的政府礼堂（现人民影院）时，那是当时跨度最大的建筑。上顶子需要6米以上的木材，解决不了怎么办？有人向我透露：“邮电局有这种电杆能代替。”我便去求情，提出“借”120根先救急。邮电局长不敢做主，我给鼓劲打气儿，最终120根电杆还是做了礼堂的栋梁。事后，我再向邮电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荆请罪”。
海勃湾百货大楼（俗称转角楼，现副食商场楼）原计划建800平方米的门市部，初步设计囝拿出来后，觉得太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便将面积扩大了1倍，改为上下两层1600平方米。结果给伊盟的报告打晚了，上面有人责怪：“先斩后奏，不给追加拨款。”当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硬着头皮干吧，走一步说一步。没过多久，自治区商业厅范厅长来了，我得知他和胡恒丰同志（矿区商业局负责人）沾亲，便软磨硬缠要投资，范厅长深明大义：“商业厅可以追加12万，但伊盟也必须要拿12万。”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盟领导要钱。一次，李振东副盟长来海勃湾指导工作，他是分管财经工作的，我们领着他到建设工地考察，向他陈明我们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要“考虑考虑”。李副盟长一走，我便匆匆打点上路，跟回盟里要钱。我到东胜住下后，李副盟长没回来，据说是顺路到鄂旗等地检查工作去了。我等着急了，便直接闯到暴彦巴图同志的办公室，他是盟委书记，我向他汇报完别的工作后，还是把话题稳在了要钱上。暴书记是个精明豁达、决策能力很强的领导，他让我等李振东副盟长回来后商定答复此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12万元追加款全部到位。
我们就是凭着这种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1959年上半年到1961年末，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海勃湾已形成了城市的雏形。
1961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海勃湾市正式成立，直属伊盟管理。当时，我的职务是海勃湾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我的这一段工作历程在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间，但确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一段拼搏奋斗的历史，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毛主席语录塔
1968年，在今海勃湾新华大街与人民路交汇处，建起了一座毛主席语录塔，成为当时海勃湾的一道景观。
语录塔基座为红色花岗岩大理石，塔高18.93米，寓意毛主席出生于1893年。语录塔成正方形，东西两面各有一副巨型毛主席彩色画像，东面的画像下面是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西面画像下是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于当时城区建筑低矮稀疏，因而从海勃湾火车站出来后，往东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高高耸立的宏伟建筑。
1970年6月1日，《鄂尔多斯报》编辑张荣之在海勃湾市举办通讯员摄影学习班时，大家在此合影留念。
杨星灿
乌海市建市记事
杨星灿
1976年，原乌达市和海勃湾市被合并并成立乌海市，同1958年拉开乌海地区开发与建设的大幕相比，是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从此，乌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石生荣与乌海的情缘
有远见的领导人，总是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促成乌达市和海勃湾市合并设立乌海市，与石生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0年前后，正处于乌达、海勃湾煤炭工业开发建设时期，石生荣是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1966年至1975年，在石生荣担任中共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期间，曾于1971年4月至1972年5月在乌达矿务局担任局党委书记和局革委会主任。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石生荣提出将乌达市和海勃湾市合并设立乌海市的建议。这是乌海市建市前最早的动议和设想。他指出乌达市和海勃湾市都是从1958年开始大规模开发与建设的，都是以煤炭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把两市的煤炭以及其他资源整合在一起，有利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规划开发当地的资源，加速工业发展步伐；有利于合理安排，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生产，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加强战备，促进“三线”建设。石生荣的建议引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把合并乌达市、海勃湾市，设立乌海市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先后于1972年3月、1973年7月、1975年8月3次给国务院呈送报告，请求成立乌海市。1975年8月30日，《国务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达市与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的批复》国发[1975]141号文件下达，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你区1972年3月、1973年7月、1975年8月的报告均悉。同意你区将乌达市与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由自治区直接领导。市的区划范围不变。关于要求设立市辖区问题，按照规定，该市目前不够设区条件，可设立街道办事处。
1975年8月30日
说起石生荣与乌海市的情缘，还有两件或不为年轻人所知的事。一件是，1980年12月至1981年4月，他曾任乌海市委书记，笔者是市委机关工作人员，有幸与他在一座楼里办公。他个子不高，圆胖脸，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说话声音宏亮。笔者曾多次聆听他讲话或作报告，也曾多次目睹他在早晨上班前，在市委办公楼前面散步时与机关工作人员亲切打招呼的情景。他在乌海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带领全市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市委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第二件事是，1985年12月《乌达矿工报》复刊时，已是中纪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的石生荣，还专门给乌达矿工报社发来由他亲笔签名的贺信，使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深受鼓舞。
紧锣密鼓两个月
1975年1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发来传真电报，要王建民（时任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乌达矿务局党委书记）、赵怀斌（时任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海勃湾市委第一书记）各带一名工作人员，速到呼和浩特参加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的组建乌海市的工作会议。这两名工作人员
是周述清（乌达矿务局办公室副主任）、翟治安（海勃湾市委办公室秘书组组长）。于是，组建乌海市的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周述清、翟治安回忆说，以前他俩素不相识，是在赴呼和浩特的火车上第一次见面的。组建乌海市的工作会议共开了5天，有4项议程：一是传达《国务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达市与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的批复》文件；二是研究制定《关于成立乌海市的初步方案的意见》；三是宣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任免职决定：王建民任中共乌海市委第一书记，免去巴盟盟委副书记职务，赵怀斌任乌海市委副书记，免去伊盟盟委副书记职务；四是成立组建乌海市工作组，组长王建民，副组长赵怀斌、韩文波（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苑洁亭（内蒙古编办）。
1975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组建乌海市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听取组建乌海市工作组在海勃湾、乌达调研后的工作汇报，究了有关组建乌海市的行政区划等问题。12月2日，自治区党委对方案作了批复，印发了内党办[1975]37号文件《批转自治区组建乌海市工作组＜关于乌海市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问题的报告＞》。（一）关于乌海市的名称和市机关所在地问题。名称叫乌海市，各取乌达市、海勃湾市的一个头置字，又因两市均属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工矿区，亦有“乌金之海”的更深含义。市机关设在海勃湾。这两个问题都是自治区革委会决定的。（二）关于行政区划问题。根据国务院批复“市的区划范围不变”的要求，涉及省的边界暂不动；涉及盟市边界，商量后划定；市内区划，海勃湾和拉僧庙两个办事处的边界，以四眼井（滴力邦乌素）为界，海勃湾、拉僧庙办事处和乌达办事处的边界以黄河为界。（三）关于政权体制问题。设区的条件是城市人口达到20万。当时乌达、海勃湾两市统计人口是191567人。根据国务院批复“该市目前不够设区条件，可设立街道办事处”的要求，只能设3个县级办事处，为避免工作中受限制，办事处不加“街道”2字。办事处为市的派出机构。办事处下设12个公社，公社为政企合一机构。（四）关于机构设置问题。市级党政机关不分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即设立一个办公室，承担党委、革委会的具体工作；市级部门设部、委、办、局；办事处部门均设科。
当时负责人事工作的乔宇新，重点谈到关于干部的配备原则：原乌达市干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乌达办事处机关，一部分到市机关工作；原海勃湾市干部一分为三，一部分留海勃湾办事处机关，一部分到拉僧庙办事处机关，一部分到市机关。市直机关各部门无论是负责人还是一般干部或科室负责人都有原两市的干部，基本形成“一对一”，避免“清一色”，做到统筹兼顾，合理配备。如笔者所在的市委宣传部，原海勃湾市去的干部有赵志宏、蔺先业、李庆昌、杨星灿、赵玲、任思霖；乌达过来的干部有房树茂、王达山、王志杰、赵培华、梁玉珍、白美萍。
1975年12月13日，自治区党委对乌海市领导班子组成下发了任免职通知，王建民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杨力生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赵怀斌、白双喜任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刘素善任常委，刘长斌任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张青云任常委。
周述清、翟治安说，从11月初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组建乌海市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到1976年1月初筹备工作就绪，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实在太紧张了。
在乌海市成立大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笔者参加了市委常委领导班子成员与市机关干部的集体见面会，通报了乌海市建市的筹备工作情况，要求大家在新的工作岗位要有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工作作风，领导们的讲话
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攥着一股劲，好像有跃跃欲试的感觉。
俭朴庄重的成立大会
关于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周述清说，自治区要求越早越好，力争1976年元月1日开始办公。由于时间太紧，经请示自治区同意后，确定为1月10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的规模比较大，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举行庆祝游行和文艺演出。可是，1月8日噩耗传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中央通知，在此期间停止一切庆祝娱乐活动。市委领导于1月9日向已来乌海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沈新发作了汇报，同意大会如期召开，但规模要缩小，不敲锣打鼓，不燃放鞭炮，不庆祝游行，不搞文艺演出。
《内蒙古日报》、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乌海市成立大会的情况。市委宣传部赵志宏部长要我配合自治区记者搞好大会的宣传报道。
1月10日上午10时，成立大会在市老电影院正式召开。规模约1000人，其中自治区领导和来宾约40人，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200余人，市直机关和3个办事处的机关干部以及单位职工近800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乌海市成立大会”的会标。大会开始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逝世的仪式，播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讣告》录音，致哀乐，全体肃立默哀3分钟，会场里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稍事休息后，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先由自治区革委会秘书长姜习宣读国务院“国发[1975]141号”文关于成立乌海市的批复，宣读自治区党委、革委会的贺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耿宣布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关于中共乌海市委、市革委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沈新发讲话，并颁发乌海市印章；王建民代表中共乌海市委、市革委会讲话；来宾代表致贺词；乌海市各界代表发言。有20多个单位向大会报捷、送贺匾。最后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委员会”“乌海市革命委员会”（蒙汉文各两块牌子）挂牌仪式。整个会议开得俭朴、庄严、隆重。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在贺信中说，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197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王建民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乌海地区开发建设的历史进程，然后指出，乌海市的成立，使乌海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管我们面前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航向，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各族人民要为建设新乌海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976年1月18日，《内蒙古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乌海市举行成立大会的消息，全文如下：
“乌达、海勃湾地区是我区的新兴工业基地。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好地适应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将原乌达、海勃湾两市合并，成立自治区直辖市——乌海市。最近，乌海市各族人民在海勃湾举行乌海市成立大会。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沈新发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希望乌海市各族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革命大道上乘胜前进，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中共乌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王建民和乌海市各条战线的代表也在会上先后讲了话。大家满怀激情地说，国务院批准我区成立乌海市，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市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乌海市的成立，必将进一步调动我市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乌海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巴盟、伊盟、乌达矿务局和其他兄弟单位的负责同志。”
在大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时间内，主要由市委、革委会办公室组织来宾和各界代表参观，接待工作既热情诚恳，又很节俭。周述清回忆说，在这期间的接待安排，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2元，10日下午的便宴每人另加1.5元，每人每天的粮票1斤，伙食费6角，农民、知青、学生、居民代表和来宾收粮票1斤，免收伙食费。
艰苦并快乐地工作
笔者作为乌海市委机关首批工作人员，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全部印象，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节俭、高效、紧张、有序。
今年2月22日下午，笔者到乌海市第一届常委班子中唯一健在的常委、90岁高龄的张青云老人家中拜访。说起乌海市建市的情况，他笑容满面、心情颇为激动地讲起了当年的一些往事。他说，当时的办公条件很差，因为新增一个地级市的党政机关，没有伸手向自治区要钱，而用房、设备都没有增添。只有乌达来的干部带来3套旧沙发，1套给了王建民，1套给了赵怀斌，另一套留在了办公室，整个机关连一只凳子也没有做。后来，从原海勃湾市委党校借来一批桌凳。办公用房非常拥挤，小间三四人、大间七八人在一起办公。拉僧庙办事处更困难，在“654”医院借了几间房办公。
翟治安说，乌海市成立后，周述清是办公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市里如果召开人数较多、时间两天以上的会议，就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愁坏了，因为在市里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只得转移到乌达矿务局或包钢卡布其石灰石矿招待所开会。实在非在市里召开不可的会议，只能住旅社和澡堂了。有一次，市委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去别的地方开会又不方便，只好把一部分与会人员安排在旅社和澡堂里。澡堂下班后，工作人员要打扫卫生，与会者晚上9点钟后才能进去休息。
从乌达调到市里的干部，家属住房暂时解决不了，有的人就在办公室里放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有的人住到招待所里，招待所是原卓子山矿务局机关办公楼，建设时因木料特别紧张，就盖成了砖拱式的窑洞房，不用木料，共三层，因用红砖建成，故称“小红楼”。1965年卓子山矿务局下马后，小红楼被改造成了海勃湾市的招待所。乌海市成立后，成了一部分干部的宿舍。另外旅社也成为一部分干部的“家”。1977年分配到市委宣传部的刘晋泉，在旅社一直住了两三年。
很多人都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那是一个饱含悲情的神话传说：织女是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河西牛郎后，就不再织。天帝责令两人分离，每年只准于农历七月七日在天河上相会一次。相会时，喜鹊为他们搭桥，谓之鹊桥。古俗在这天晚上，妇女们要穿针乞巧，即妇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唐林杰《乞巧》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家在乌达的干部，家属暂时搬不过来，只能每个星期回乌达与家人团聚一次。地上的黄河犹如天上的银河，把大家与家人阻隔在两边，这与“牛郎织女”何其相似乃尔！只是连接黄河两岸的不是“鹊桥”而是黄河铁路大桥和渡船，相会的期限不是1年而是7天，这就是当年乌海版的“牛郎织女”故事。
从1976年夏季开始，市革委会陆续建了一批职工住宅。周述清现在仍居住的一套平房（华联超市南面），就是市里最早建设的几栋住宅，迄今已有38年了。2月25日，我和翟治安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家。1977年建了8栋住宅，即今陶然雅居小区。因那8栋住宅大部分分配给了从乌达调到市里的干部，故称“乌达讫旦”。当时，乌达讫旦东、西、北三面全是野草丛生的一片荒滩，只有南面有几栋24团的土坯房。
海勃湾有两座办公楼，北楼是海勃湾办事处机关办公楼（原海勃湾市委、人委楼，现时代广场处），南楼为乌海市委、革委会办公楼（现华联超市处）。乌海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和主要部门几百号人员在一座楼里办公，虽然有些拥挤，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情绪高涨，工作紧张有序。张青云老人回忆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他说，党风正，政风清，民风淳，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开局之年成绩斐然
乌海市成立后，克服了各种不利因素造成的困难，各条战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市场供应良好，生产稳步上升，开局之年，成绩斐然。
1976年，乌海市重点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和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动工作。市党政领导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王建民带领机关干部到海勃湾矿务局平沟煤矿蹲点调查，除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开座谈会外，还参加工人的班前会，与基层干部和工人谈心，还下过井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使市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形成习惯。二是开始启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76年4月，市委作出《关于把乌海市建成大庆式城市的决定》；6月在乌达矿务局召开全市公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总结推广乌达矿务局的经验，在此前后，还召开了农业战线、商业战线和教育战线工作会议；10月，召开了全市工业会议，表彰了一批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厂矿、企业；年底又作出《关于普及大庆式企业、建设大庆式城市的决定》。这一年，乌达矿务局的原煤生产、掘进进尺、开拓进尺分别提前70天、62天和78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共生产原煤370万吨，上缴利润884.5万元，成为全市工交战线的排头兵。为此，乌海市委作出了《关于学习乌达矿务局的决定》。
统计资料显示，197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不包括军工企业）为14043.27万元，比1975年的12651.94万元增长11%，为年度计划的100.98%；主要产品产量都有所增加，其中原煤、焦炭、洗精煤产量分别完成492.24万吨、23892吨、40.1万吨，比1975年的444.55万吨、22252吨、36.05万吨分别提高10.73%、7.37%、10.23%。乌达矿务局及乌达矿务局跃进煤矿、东方红煤矿、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内蒙古胜利机修厂、乌海市印刷厂、乌海市水泥厂、乌海市运输公司、乌海市电机厂、乌达办事处砖瓦厂等10家企业受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表彰。农业生产获得丰收，蔬菜产量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收入都比1975年显著增加。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风生水起，把乌海带进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毫无疑问，同1958年拉开乌海地区开发与建设的大幕相比，乌海市的成立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乌海从此作为一个地级市出现在共和国的版图上，乌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看乌海
/马亚波
地上看
“咣当——咣当——”火车有节奏地轰响着，在八百里河套风驰电掣般地向西行驶。时值隆冬季节，大地一片凋零，只有树木高高地挺立在那里，在疾驶的火车上看去，一排一排地向后倒去。辽阔的河套地区，渠网纵横，村落密布，土地肥沃，尽管看不到一点绿色，依然让农村长大的放牛小子心旷神怡，感到特别欣慰。
车到巴彦高勒，一个南转弯，跨过黄河铁路大桥，进入西鄂尔多斯台地。东边大山横亘，连绵起伏。戈壁滩上白刺、沙蒿、四合木唐王乱点兵似的顽强地生长在那儿，被强硬的西北风刮得东倒西歪，沙尘四起。大地灰蒙蒙的，让人心灰意懒索然无味；西边，乌兰布和沙漠虎视眈眈，进逼黄河，又是一片灰黄色，冰冻的黄河在沙尘天气下时隐时现，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海勃湾车站到了。
我们刚刚被军工企业招工的来自达拉特旗的33名青年，鱼贯进入车站候车室，几把长条木头椅子居然坐不下这些人。我走出候车室，环视周围，孤零零的小站坐落在铁道西侧，一栋不很起眼的平房，周边啥也没有。我们翻过铁道，取出行李，静静地等候接站大卡车。
铁道东侧依然没有什么建筑物，满眼黄沙，一步一坑，那是真正的一步一个脚印。东望城区，我们看见市政府鹤立鸡群的三层楼房，西边十字街道即今天的人民路与新华街的交汇处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西北角一座商业二层楼房，东南角也有一座小楼，建到二层没有再起，人称半垛红楼，一个县级市只有两座半楼房。西南角是工农兵食堂，毗邻的是饮食服务公司。
全城几乎都是沙土路，新华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人称转盘街，东西南北各自延伸200多米水泥路。看不到城市的繁华，更无道路纵横、车水马龙、楼房林立的景致。街道两旁没有多少树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耐旱、抗风、歪歪扭扭、旁斜逸出、生命力强盛的沙枣树，用那些微绿色点缀着荒漠城市。那天赶上大风扬沙，我们坐在大卡车自己的铺盖上，在搓板砂石路上颠簸了一个小时，到达六五四地区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
地上看乌海，满目荒凉，哪里还有城市的喧闹呢。
天上看
1993年，乌海举办第一届葡萄节。乌海电视台拟拍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全面反映乌海市。
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乌海的方方面面拍摄了。1992年8月31日，电视片4名主创人员驱车赶往空军部队驻宁夏某部，计划9月1日航拍乌海。飞行员田启发上校嘱咐我们，上飞机不要吃油腻的饭菜和甜食，以免登机晕车。我们乘坐的是运一5军机，地勤人员正在做起飞前准备。在此期间，五六架歼一6、歼一7超音速战斗机频繁起降，引擎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在跑道上的时速就达300多公里，战机箭也似的射向蓝天。
登机了，我们取掉机舱门，用一个宽约50厘米的铁梯子横在门口，并用铁丝固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我用尼龙绳将他们3人用梅花抠拴在腰上，另一头固定在机身上。距离舱门不足30厘米，欲前不能，欲后自如。我也系上安全绳，并将摄像机用尼龙绳固定在头顶的钢丝绳上。
飞机发动了，由于取掉舱门，噪声特别大，彼此大声说话才能听清，好在都是专业人员，打一个手势便心照不宣。
在600米高空，飞机以每时27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飞去。副驾驶小陈喊：“机临沙湖上空！”偌大的沙湖，坐摩托艇20多分钟才能到达彼岸，此时的沙湖竟然变成一个大水坑。
小陈又在大喊：“到石嘴山啦！”
我们马上开拍。有拍摄的，有监看的，随时纠正，拾遗补缺，生怕落掉什么。
奔腾不息的黄河，宛然一条玉带，闪闪发光。俯视东风农场，临河菜地一片连着一片。果园、绿树、村落尽在镜头之内。遥望化工厂，烟囱林立，厂房巍然。山头上的拉僧庙也依稀可辨。飞越乌达铁路大桥，五小中滩即在眼前。滩上草木葱宠，红柳、沙枣、竹芨和胡杨岛上的胡杨尽收眼底。李华中滩四周河水环绕，宛如白色的哈达箍就。南宽北窄，恰似绿色的翡翠镶嵌在黄河之中，其余便是一片绿色了。黄河东岸，大片农田连在一起。果树试验站、前进农场、海勃湾农场形成绿色长廊。长廊内，片片菜地，行行绿树，一块接着一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绿树掩映下的村民住宅，时隐时现，我们不由地赞叹乌海的农林建设。真是绿漫乌海市，香飘墨玉城啊。
上午9时许，我们拍完了黄河两岸。河谷气流稳定，飞行平稳。飞机沿着铁路南飞，建设中的乌海车站初具规模。线路密集，条条铁轨依稀可辨。顺着新桥大街飞行，正好拍摄新华大街。这是一条楼房较为集中的街道。天上看去，最醒目的却是新兴市场，它中间的钢架顶棚，恰如绿色的“”号，一眼便认出了它。乌海商场虽然高大，只有飞在侧面时才能看出它的高耸。倒是人民公园面积大、绿色重，飞到其他地方都能看到它的倩影。
绕市区飞行4圈，城市规划布局合理，街道纵横，几乎都是平房建筑，像一个特大的棋盘似的。人民路和新华大街，宽敞、笔直、绿树葱茏，是最为美丽的地方。
9时30分，我们飞上了桌子山，群山连绵，重峦叠嶂。桌子山主峰巍蛾挺拔，巉岩怪石，十分险峻。从北面看，状如汉语拼音字母的“Y”；从南面看，恰似一个大大的“人”字。山峰东北两边陡峭险峻，怪石嶙峋，看去瘆人，西南平缓，易于攀登。胳驼山下，煤矿星罗棋布，到处是土法炼焦，烟蓬雾罩，能见度很低。从黄河上空看桌子山，大山影影绰绰，形成美丽的“云海”，堪与黄山云海媲美，只可惜那“云海”不是云，而是烟雾，蓝莹莹的，倒像早晨的雾岚似的。
从天上看乌海，颇多感受。一叹煤城绿化，卓有成效；二叹发展迅速，催人奋进；三叹大气污染，渐趋严重。
山上看
老夫退休十载，已到古稀之年。闲来无事，在家看书写字，胡乱涂鸦，多是有感而发。眼睛累了，身体倦了，便在街上溜达，走着走着，不觉来到火车站附近，环视周围，竟是那样陌生。面对此情此景，倏然想起贺知章的诗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人离家多年不识故乡，不以为奇。我是坐地生活，居然不知老去处。乌海，发展的好快呀，几十年前的老建筑飘然逝去，代之而起的是造型各异的楼房，连老住户都不敢认了。
周日那天，一家三代老小驱车上到甘德尔山。原来光秀秀的山上，现今到处是树木，塔松、桧柏、国槐，一片连着一片。人工种植的马岑、沙打旺，绿漫山坡，生机盎然。吸一口空气，感觉是那样爽快。
站在山头上，远望桌子山，群山连绵，气象万千。向西看去，黄河波光粼粼，缓缓北去。巍巍黄河大坝，横亘水上，原本锻带似的黄河，现成一泓大湖，好大的水面啊，怪不得叫它乌海湖呢！乌海濒临乌兰布和沙漠，过去人称大漠新城；因其盛产炼焦煤，又说是煤海新都；如今，荒漠有重镇，大山出平湖，泛舟，垂钓，水光潋滟，美不胜收，又成为水上新城了。
看滨河新区，高层建筑林立，一座一座的有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试比高。在世纪大道上，车流那个多呀，双向8车道，道道有车行。沿河的滨河大道，可看黄河流水，可览水上风光。沿河岸畔，道旁空地，芳草萋萋，花红柳绿，有多少人在那里怡然自得地漫步观赏啊。
向北眺望，海勃湾老城区尽收眼底。那个只有两座半楼房的城市不见了，成为老辈人遥远的记忆。当年航拍乌海的平房，如今多数变成高楼大厦，一片连着一片。桌子山西麓，如今是青少年生态园，树木争相长，绿漫戈壁滩。当年靠山隐蔽建设的六五四大修厂、工具厂，西边建起多少住宅小区，延伸了多少宽展马路。
有路就有树，有地就有花。最让人欣慰的莫过于绿化了。乌海是濒临沙漠的城市，干旱少雨，是她的显著特点。一年的降雨量不过二三百毫米，蒸发却在2000毫米以上。乌海种活一棵大树，仅是水费就要花去几百上千元。我去过好多西北城市，可以说，城市绿化没有哪一家赶得上乌海。乌海的街道两旁岂止是两排树，四排的比比皆是，有的街道竟然达到六七排。有空地就要栽树种花，绿化见缝插针，地有所用，绿以所依。
站在甘德尔山头，眺望全城满眼绿。高楼，绿树，把水上新城妆点的格外好看。不要说市区了，就是金沙湾以西的戈壁，沙丘，都是树木覆盖，一片绿色。
几十里都能看得清晰，乌海的大气污染治理得卓有成效，再不是烟雾笼罩的“云海”了。
三次看乌海，三次不相同，水上新城变化太大了，她让老乌海倍感欣慰啊！
乌海市党政机关最早的办公楼
杨星灿
没有华丽的“外衣”，没有精美的“内装”，只是一些普通的三四层楼房或低矮简陋的平房，但在乌海地区早期的开发与建设中，却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或者是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领导与指挥了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或者是城市的重要门户和窗口，迎来又送走一批批来自四面八方的行者与过客；或者是商店、学校、医院，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今，这些早期的建筑虽然已退出人们的视线，但却留给人们永久的记忆与思念。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在那些早年建筑原址上矗立起来的一座座现代化高大楼群，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与勃勃生机。
矿务局留下的半截楼
大凡60岁以上的老乌海人都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在海勃湾新华东街，有一座2层半截楼，在风雨飘摇中矗立了近10年之久，那就是桌子山矿务局下马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
1963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决定，恢复桌子山矿务局建制（1962年撤销其建制，改为桌子山煤矿），给桌子山煤田的开发与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除原有的平沟煤矿和旧洞沟煤矿外，还将老石旦煤矿和海勃湾煤矿（原摩尔沟煤矿）划归其管辖。全局上下精神振奋，戮力同心，决心把前几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煤炭生产搞上去。这样，那座3层砖拱式小红楼已满足不了矿务局机关办公的需要，决定在海勃湾新华东街海勃湾市委、人委机关办公楼对面，建一座新的办公大楼。矿务局基本建设工程处组织精兵强将，日夜施工，到1964年冬季来临之前，办公大楼已建起两层，第二层尚未吊装楼板。
然而，桌子山矿务局可谓命运多舛。1965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研究决定，再次撤销桌子山矿务局建制，矿务局原属的几个煤矿改为自治区直属的“两矿一处”，即卡布其煤矿（辖平沟、旧洞沟、摩尔沟3个矿井）、老石旦煤矿和老石旦建井工程处，笔者所在的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也交给地方管理，改为海勃湾市第二小学。同时成立了内蒙古煤炭干部管理学校（简称煤干校）。矿务局机关大部分干部去了煤矿，少部分干部留在煤干校“待业”。
随着矿务局的第二次下马，两层的办公大楼停止了建设。昔日机器轰鸣、脚手架林立的建筑工地上，留下了一堆堆烂砖、水泥，长满了杂草，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破败不堪的景象。此后不久，“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原桌子山矿务局及所属5个单位被列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骤然而来，人们都被卷入这场疾风暴雨的浪涛中。从此，很少再有人注意那座半截楼的存在，只是到了1970年，它才一度成为兵团四师医院的临时院址。
进入上个世纪70后代以后，随着海勃湾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市直机构的增加，海勃湾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合署办公的办公楼已显得非常拥挤，市领导认为，原桌子山矿务局那座半截楼如果让其继续存在下去，一来有碍观瞻，影响市容；二来正处在城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建一座新的办公大楼。于是，成立了海勃湾市革委会办公楼工程建设指挥部，废弃了近10年的半截楼重建工作开始了。
海勃湾市财政局副局长张凤山任指挥部总指挥。张凤山回忆说，指挥部下设财务、材料、施工等几个组，有朱志贵、李志清、蒋琛、李玉林等七八名工作人员。还从华建二处借了一名工程师，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工程由海勃湾市建筑公司承建。他们挖开半截楼的基础看了看，质量不错，便决定从原来的二层楼往上建。“白捡了一座半截楼，矿务局一分钱也没有要。”张凤山说。
“建设这座办公楼，得到了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张凤山回忆说。材料预算大概需要100多吨水泥，张凤山到西卓子山水泥厂联系水泥的事。厂领导满口答应，保证满足工程需要，并很快组织运输车辆，一天就运回水泥几十吨。木材供应比较紧张，海勃湾市物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1973年至1974年两年的紧张施工，一座新的办公大楼耸立在海勃湾街头。大楼建成后，海勃湾市委机关留在原楼（北楼）里办公，市革委会机关于1975年上半年搬进了新楼（南楼），办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1976年乌海市成立时，原海勃湾市革委会机关从南楼搬出，南楼成为乌海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合署办公的办公大楼。
1976年的记忆
1976年是个极为不平凡的年份，对于乌海市这座新诞生的地级市来说，同样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1月10日，乌海市成立。1000多名各族各界代表在海勃湾礼堂举行庄重而俭朴的乌海市成立大会。大会开始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逝世的仪式。稍事休息后，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和乌海市领导讲话，各界代表发言。最后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委员会”和“乌海市革命委员会”挂牌仪式。没有燃放鞭炮，没有锣鼓喧天的庆祝游行，一个新的地级政权在俭朴、庄重、喜庆的气氛中诞生了。
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7月31日，乌海市革委会决定，由市、区各大医院选派14名医护人员组成乌海市医疗分队，携带医疗器械和药品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开展防病、治病、救灾工作，把乌海人民的关怀带给了灾区人民。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神州恸哭，举国悲哀。乌海市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127000余人，于9月18日下午，分别在海勃湾、乌达、拉僧庙等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在乌达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乌达矿务局老工人杨永成泪流满面，一边哭一边说：“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世世代代永不忘。”
9月23日凌晨4时，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公社发生6.2级地震，震中距乌海仅有47公里。我和妻子被窗玻璃“哗啦、哗啦”的巨大响声惊醒。其后，各单位给职工发放油毡和木料，各家各户在房外空地上搭建防震棚，有些厂矿被迫停产，学校停课。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22日至23日，乌海市10余万各族各界群众分别在海勃湾、乌达、拉僧庙等地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10月22日，乌达矿区红旗招展，矿井上下一片沸腾，全局提前70天完成了当年的国家原煤生产计划。广大矿工和家属带着胜利的捷报，参加了乌达地区的庆祝集会和庆祝游行。
1976年，乌海市总人口达到204299人。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4043.27万元，比1975年增长11%，超额0.98%，完成全年计划。列入统计的56种产品，有23种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有27种比1975年有所增长。
乌海市的成立，掀开了乌海历史崭新的一页。
政府楼前两宗事
我作为入驻乌海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办公楼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除在《乌海市建市记事》中记述的情况外，有两宗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宗事是，从1977年开始，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干部坚持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做工间操，聘凊市体委的李刚做体操辅导老师。每天，都有过往行人驻足观看。1978年6月10日，《内蒙古日报》刊登了我写的报道，文如下：
“每到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钟，一阵铃声响过之后，在乌海市委、市革委会办公大楼前面的广场上，顿时活跃起来。机关干部、职工，有的打排球，有的打羽毛球，然后随着广播里播送的乐曲，工间操便开始了。
乌海市委市革委会机关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做工间操，已经坚持一年时间。起初有的同志不习惯，不能按时参加。市委领导同志就亲自做工作，到各个办公室里督促检查，并和大家一起做工间操。去年他们是每天上午做一次，今年改为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而且常年坚持，从不间断。同志们说，坚持做工间操就是好，既增强了体质，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今后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机关做工间操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它却反映出当时乌海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干部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团结紧张、生动活泼的机关气氛，以及带领全市人民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气势。
第二宗事是，“亚运之光”火炬传递交接仪式。1990年9月11日，第一届亚洲运动会“亚运之光”东北路主火炬来到乌海市，在市人民政府办公楼前隆重举行火炬传递交接仪式。笔者与《乌达矿工报》《内蒙古日报》相关记者对这件事作了报道。
这天，天朗气清，金秋送爽，在海勃湾区新华大街主要路段的上空，高悬着迎亚运的巨幅横标；一些高大建筑物上，凌空垂挂着迎亚运的巨大红色条幅；在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上，五星红旗、亚运会会旗和会徽以及数十面彩旗，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一大早，数以万计的群众就汇聚到各主要街道两旁，静候亚运圣火的到来。
上午9时整，“亚运之光”火炬传递交接仪式正式开始，巴彦淖尔盟负责人将亚运火炬交给乌海市委主要领导，最后将火炬交给全区田径赛冠军、我市运动员熊利国。这时，随着3发信号弹的腾空而起，全场欢声雷动，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彩球飘动。腰鼓队、歌舞队翩翩起舞，合唱队高唱亚运会主题歌《亚运雄风》。
接着，由市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学生、部队指战员、劳动模范和体育工作者组成的40人火炬接力传递队，在6000名陪跑人员的陪同下，经市区的7个接力区段，跑完6000米的路程，最后返回市人民政府楼前。
“亚运之光”东北路主火炬于9月12日离开我市，送至宁夏回族自治区。
1980年11月，中共乌海市委与乌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分开办公。
1982年1月1日，乌海市革命委员会改称乌海市人民政府。
2000年，乌海市委、政府、人大、政协机关同时搬进海勃湾区海北大街北侧新的党政办公大楼。市政府机关搬出后的原办公楼，被改造为华联超市；在市政府大楼东面仅有数米的市委机关办公楼，成为一家银行所在地。
乌海市党政机关最早的办公楼
1965年桌子山矿务局下马对当下一座未完工的半载楼。1975年海勃湾市革委会在半载楼基础上建起这座办公楼。1976年乌海市成立后，是市党政机关合署的办公楼。
一九五八，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
杨星灿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以某些重要年份、重大事件为其标志的。1958年，是乌海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在乌海大地上发生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
那么，1958年的乌海大地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其时代背景、前因后果是什么？许多年轻人，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笔者愿把话题说得远一些，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乌海的历史。
这里是一块宝地
据《乌海市志》载，自民国32年（1943年），乌海的荒山野岭就留下了探宝者的足迹。
这年，地质学家边兆祥、古生物学家李星学赴贺兰山进行地质调查，着重煤铁勘察。同年，任绩、胡增璧二氏在桌子山南端雀儿沟和老石旦两个矿区进行调查，著有《煤田地质报告书》，刊载于《燃料汇报》第一卷上。民国33年（1944年），霍世诚详测雀儿沟一带煤田。1953年，华北地质局成立桌子山普查队，对桌子山地区进行了全面普查。后来，煤炭部117地质勘探队和地质部108地质勘探队就把大本营安扎在乌海，不走了。以上这些探宝者在乌海早期的开发与建设中，功不可没。
1985年，笔者在乌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受组织委托，曾编写《乌海祖国的宝地》一本小册子，翔实介绍了乌海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矿产地有40余处，各地矿种近30种，其中以煤、水泥灰岩、电石灰岩、石英岩、硅质粘土、陶瓷粘土等储量最丰，铁、铅、锌、铝、石墨、辉绿岩、角闪石、大理石、白云母等储量也颇为可观。
还有黄河由南向北穿市而过，流经市区105公里，年平均径流量为321亿立方米，并与地下水构成互补系统，为全市的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及长远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乌海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为经济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宝藏只能是身居大山无人识，宝地有宝自荒凉。只有山间几座寺庙里喇嘛的诵经声，伴随着晨钟暮鼓，飘荡在空山幽谷之中。
由大炼钢铁转入夺煤大会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国家提出了钢铁产量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特别是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以后，把大跃进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大跃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钢铁、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提出了一些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盲目冒进的口号。
当时笔者正在家乡任小学代课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建起“小高炉”，到处捡“废”铁（实际是家用铁锅、斧子、锄头等），日夜忙炼铁，课也不上。笔者所在的中原某省省报还隔三差五印出套红“号外”，报道各地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消息。
1958年9月，鄂托克旗与桌子山矿区组织6000人在千里山、卡布其、拉僧庙、黑龙贵开展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煤炭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粮食。为了支援钢铁元帅升帐，满足即将建成投产的包头钢铁公司对煤炭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把目光投向了煤炭储量丰富而尚待开发的乌海地区。决定将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各自3000吨的炼铁任务分别减为500吨，减去的钢铁生产任务由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完成，巴、伊两盟的“大跃进”转向集中力量完成原煤各50万吨的生产任务，以供应包头、呼市钢铁生产所急需的焦煤。巴盟和伊盟把内蒙古下达的50万吨原煤生产任务，分别提高到80万吨和65万吨。于是，在黄河两岸的乌达煤田和桌子山下，同时展开了“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巴彦淖尔盟为了完成80万吨原煤生产任务，把乌达作为主战场，成立了“支援乌达委员会”，由盟委书记李向克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杭锦后旗2000人，临河县1444人，五原县、乌拉特后旗各400人，沿包兰线乘火车前往乌达，并与已先期到达修筑矿区铁路专用线的4700名民工汇合，组成11000余名的夺煤会战大军。同时还抽调汽车、马车、小胶车等生产及运输工具600余辆开赴乌达，实行大兵团作战。6个旗县各组成一个民兵团，全盟组成一个民兵师，团长、政委分别由旗县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团下设连，连长、指导员分别由公社党政领导担任。在内蒙古党委、人委及煤炭部的领导和协调下，国家还从开滦、大同等10多个老矿区调来1400多名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同时还有1100多名从全国各地自流而来的劳动者，也加入到夺煤会战大军的行列。
1958年10月，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战火四起，全面展开。10月21日，乌达煤矿首战告捷，取得日产原煤3225.14吨的好成绩；24日和31日，又连续放出两个日产原煤分别为6381.47吨和13646吨的高产“卫星”，内蒙古党委、内蒙古人委向乌达煤矿连发3次贺电。《内蒙古日报》也连续发表了《向乌达煤矿看齐》《再贺乌达煤矿大捷》《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争取煤炭生产的更大丰收》等4篇社论。到年底，乌达煤矿共开挖小煤窑42对，小露天1处，连同前9个月的8万吨产量，全年共生产原煤84.48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1258.92万元，完成基本投资1168万元，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全年生产任务。
在黄河东岸的巍巍桌子山下，与黄河西岸的乌达遥相呼应，同时摆开了“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战场。从乌审旗、杭锦旗、东胜县、达拉特旗组织的4500人，会同鄂托克旗、桌子山矿区6000人的炼钢大军，共10500人在桌子山矿区转入夺煤大会战。鄂托克旗赶制和征集了1000辆“二柄子”车和部分胶车，用于夺煤大会战。各路民工自带铁锹、镐头、箩筐等生产工具和粮食、蔬菜、炊具、帐篷等生活用品，一部分民工乘坐汽车、马车，大部分民工徒步来到桌子山下。他们在卡布其设立了夺煤会战总指挥部，盟委第一书记赵会山任总指挥，盟委副书记郝文广为副总指挥，坐阵会战第一线。他们认真贯彻中央的“小土群”（即小炼铁炉、小煤窑、土法生产、群众运动）方针，见煤就挖，遍地开花。到1958年底，共开挖小煤窑100个，小露天10处，生产原煤55.5万吨、焦炭4万吨，超额完成了内蒙古下达的50万吨的生产任务。
秋去冬来，天气越来越冷，吃住成了两个大问题。同时，一部分民工急于回去秋收，又因为采出的煤运不出去，发生自燃，炼出的铁不能使用，经请示后，总指挥部研究决定，停止炼铁，采煤大军撤出桌子山。后来，郝文广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一方面大跃进盲目冒进，急于求成，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确造成很大损失，应该记取深刻教训；另一方面，它在海勃湾这块土地上破天荒地吹响了大开发的前奏，从此，这里封闭的石门被打开，深藏的宝库被启封，形成大规模的建设局面。
1958，为城市奠基
在乌海的历史进程中，1958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同样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黄河两岸两万多人开山的隆隆炮声，实际是为其后3年诞生的乌达、海勃湾两市举行的奠基典礼。
1958年，随着乌达、桌子山开发与建设的大幕拉开，以及西北交通运输大动脉包兰铁路的建成通车，除乌海地区最早的两户工业企业拉僧庙化工厂和老石旦煤矿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发展之外，甘德尔铅矿、西卓子山水泥厂、包钢卡布其石灰石矿等一批厂矿企业也开始动工兴建。从这年的5月开始，在短短3个月内，参加甘德尔铅矿建设的人数就达2000多人，利用一批旧镐头、旧铁锹开矿挖铅，当年生产铅砂2780吨、铅矿石270吨，实现利润191万元。
1959年3月30日和4月1日，乌达矿务局和桌子山矿务局相继成立，加快了两个矿区建设的步伐。从1959年到1960年，桌子山矿务局平沟煤矿、旧洞沟煤矿正式建成投产；设计年产原煤120万吨的乌达矿务局苏海图煤矿一、二、三号斜井动工兴建；乌达矿务局电厂建成，1500千瓦发电机开始发电；设计年产原煤60万吨的乌达矿务局黄白茨平峒破土动工；年洗原煤45万吨的乌达矿务局苏海图洗煤厂正式投产；设计年产原煤分别为45万吨和70万吨的桌子山矿务局胳驼山斜井和公乌素小露天矿开始建设。在乌达矿务局和桌子山矿务局两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在乌达地区还建起了砖瓦厂、耐火材料厂、炼铁厂等；在桌子山地区建起了摩尔沟煤矿、云母厂、金矿、地质部炼焦厂、渡口陶瓷厂、下海勃湾砖瓦厂等十几个小型厂矿企业。
1960年，乌达镇（1958年建镇）建立三道坎、巴音赛、梁家沟、教子沟、苏海图5个城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组织，既是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桌子山矿区（1958年建区）建立海勃湾、卡布其、哈图乌素、拉僧庙4个城市人民公社。两地还办起25个公共食堂，成立了20所中小学和19个托儿所，建立了乌达国营蔬菜农场和桌子山矿区国营蔬菜农场。以城市人民公社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每个数千至上万人的工矿居民点。工农商学，五行八作，齐头并进，全面发展。仅以商业为例：桌子山矿区商业局党支部代表孟保山1960年4月20日在中共桌子山矿区首届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说，1959年末成立桌子山矿区商业局，下设6个股，5个经理部，5个中心商店和9个综合门市部，2个厂矿代销处，4个营业食堂，3个旅店，3个理发部等等，共有职工554名。贯彻执行为政治、生产、群众服务的三大观点，一切为实现矿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工矿区，安排好市场供应为中心，当好生产建设后勤。1959年总购进1213.9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2.5%；总销售1205.6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39.89%。
从1958年到1960年，经过3年的大规模开发与建设，随着人口迅速增加，乌达、海勃湾两个工业城市的雏形初露端倪。到1960年底，乌达地区和海勃湾地区人口已由1949年的410人、1957年的2934人增加到125243人，其中乌达矿务局和桌子山矿务局职工人数分别为19785人和10882人。
1961年7月9日，国务院第111次会议决定，撤销桌子山矿区人民委员会，建海勃湾市，以原桌子山矿区的行政区域为海勃湾市的行政区域，由伊克昭盟管辖；撤销乌达镇，建乌达市，以原乌达镇的行政区域为乌达市的行政区域，由巴彦淖尔盟管辖。
1960年笔者来海勃湾时，地图上还找不见它的名字。1961年以后，“乌达”“海勃湾”这两个县级城市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
漠中泉啤酒的“醉美”时光
董巍巍
“饮酒思源，漠中甘泉”，这句广告语在当年可谓妇孺皆知。
如今，想起这句广告语时，许多人记忆中的那股甘醇清爽的啤酒味道又爬上了舌尖，依然是那般回味绵长。
让我们回首乌海轻工业行业第一家啤酒厂——漠中泉啤酒厂的故事吧。
“诞生”纯属偶然
上世纪70年代，响应国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号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开办了一家加工厂，平时生产面粉、白酒、酱、粉条等主副食产品，用于自给，也对外销售。1976年，兵团撤走，加工厂划归乌达农场。接手加工厂后，乌达农场将其作为储粮的库房。1979年夏，乌达地区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眼瞅着库房里的3万多斤麦子很多已经发霉长芽，基本不能食用，农场领导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议说：“何不用长芽的麦子来酿酒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农场领导当即采纳了这条建议，思虑再三，决定创办一家啤酒厂。
创业之初
据时任乌达农场五分场场长的方桂生回忆，啤酒厂筹备之初，生产领导小组即厂领导班子是临时“搭班”，王吉华为组长，崔朝亮为副组长，方桂生、赵茂生为组员。创业启动资金也不充裕，只有30多万元，就用这笔钱，他们干了不少大事：首先把原有库房翻修了一下，用水泥抹了地面，兴建了一些诸如发酵池等酿酒基础设施；从农场调配了20多名职工组建酒厂员工“班底”，从中挑选了刘胜利、陈绍明等5人到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啤酒厂参观、培训。说到这，和工人们一同前往乌拉盖管理区的方桂生讲了件趣事：“我们从呼和浩特乘飞机去锡林浩特，苏联造能坐30多人的小飞机一路上颠簸不停，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很多人提心吊胆，生怕出意外，根本没有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和新鲜感。”方桂生回忆说，从乌拉盖管理区培训完，他们又去了沈阳，订购了压缩机、冷冻机、生产啤酒锅等设备。一行人回到乌海后，从乌拉盖管理区“挖”来的技术人员江景秋便开始对所有员工开展集中培训，与此同时，沈阳那边订购的设备陆续到货，逐步安装。1980年，乌海市农工商联合啤酒厂（漠中泉啤酒厂前身）在原乌达区桥西镇正式成立。
由于土法生产（传统手工作坊生产）的缘故，这家乌达农场的下属企业显得十分不正规，生产线比较落后不说，生产工艺仍然采用原料（大米、麦芽、啤酒花等）粉碎——糊化——糖化——前酵池发酵——冷却——后酵池发酵这样的土办法。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啤酒厂竟没有专业的盛装设备，以至于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出的啤酒只能“待在”后酵池中，若有人来买只能用对方的盛酒器。“一听说咱们这卖啤酒，附近的人铃上桶、盆、壶等家伙什就赶来了，三四毛钱一斤，许多人一买好几斤。”方桂生介绍说，1981年，啤酒厂正式投产，开始用铝罐装啤酒，每罐30公斤，销往乌海市三区和宁夏石嘴山市，饭店是主要消费场所，人们往往在吃饭时买上一杯，尝尝鲜。由于啤酒厂的日生产能力不足一吨，喜欢喝啤酒的人多，导致了啤酒供不应求。为此，啤酒厂所有员工不得不加班加点生产，经常三班倒，有的员工连续一个星期不能回家。
一次改扩建，两次技改
1983年，时任市农林水牧局水务科科长的廖福基建议农工商联合啤酒厂更名为漠中泉啤酒厂。1984年，方桂生与员工姚更生赴北京国家商标局成功注册了“漠中泉”啤酒商标。这件事意味着啤酒厂不再拘泥作坊式的“小打小闹”，逐渐向现代轻工业企业靠拢。然而，真正促使啤酒厂进入现代轻工业企业行列的是三次改扩建和两次技改。
漠中泉啤酒厂“老人”于其军回忆，1986年，厂里斥巨资建设了新厂区，6层楼的新厂房内现代化的动力、制酒、包装、冷冻车间一应俱全，企业的生产及员工的工作条件有了质的变化，啤酒灌装采用流水线作业，一改之前用漏斗灌装的落后局面，同时添置了脚踏压盖机。通过此次改扩建，漠中泉啤酒厂实现了由土法上马向规模生产的跨越，具备了当时国内一般啤酒厂的硬件条件。
1987年，漠中泉啤酒厂迎来第一次技术改造，目的在于扩大啤酒产量。于是，厂里投入上百万元从贵州遵义、陕西西安各引进了一条灌装及制酒生产线。前往贵州遵义运设备的途中，司机郭宏伟和押车员腾继全开车行驶在崇山峻岭间，时常被路旁的悬崖峭壁吓得大气不敢喘。自打引进了新生产线，啤酒的产量、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我市周边的银川、临河、大武口等地相继建起了啤酒厂，激烈竞争之下，漠中泉啤酒厂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产品严重滞销，这次技改之后一直在赔钱。
高投入并未带来预期的高回报，“漠中泉”人不甘心，加之周边啤酒厂多次技改的压力，遂在1994年开始第二次技术改造。这一次，厂里增加了杀菌机、锅炉以及贴标机（以前是人工贴商标）。1995年，漠中泉啤酒厂形成了年生产能力万吨的规模。
脱胎换骨
1997年，根据国务院有关优化民营资本结构的文件精神，民营企业乌海市安达实业总公司“入主”漠中泉啤酒厂。在当时，一个固定资产130多万元的民企兼并总资产1600万元的国企绝对是个“爆炸性”新闻，也是个创举，政府改革的巨大决心和超凡勇气可见一斑。事实证明，市政府这步棋走对了，通过兼并与资产重组，安达实业总公司使长期亏损、积重难返的漠中泉啤酒厂焕发出勃勃生命力，实现扭亏为盈。1997年实现利润4万元，销售啤酒6014吨；1998年实现利润59万元，销售啤酒8200吨，实现税金300万元。
应当说，漠中泉啤酒厂之所以能“脱胎换骨”获得成功，领导层决策正确、改革有力功不可没，还与广告策划、市场营销密不可分。在时任安达实业总公司市场部主任兼漠中泉啤酒厂广告总策划王志刚的记忆中，那些年，他和同事策划、组织了多次有影响力的主题宣传活动。为了打开宁夏石嘴山市场，他们在石嘴山召开发布会，向当地媒体推介“漠中泉”啤酒，在街头设立摊点，邀请市民免费品尝啤酒，同时大做户外广告，几乎在一夜间，“漠中泉”啤酒的品牌为很多石嘴山人所熟知；为了进一步打开乌海周边市场，他和于其军组织了一支文艺队伍，到东胜、薛家湾、包头、神木等地演出宣传，举办喝啤酒比赛；1997年，他们别出心裁地冠名了市人民广场第一场晚会——“漠中泉”消夏晚会，邀请银川时装模特登台表演，引发轰动；1999年，他们甚至“雇佣”了一群骆驼背上空酒罐在街头做活体广告，结果因胳驻随地大便被卫生监督部门处罚。此外，受到青岛国际啤酒节生啤酒热卖事件的启发，王志刚、于其军建议厂里生产生啤酒，不出所料，效果极佳，排队拉酒的车辆屡屡摆起“长蛇阵”。最拥挤的时候，能排三天三夜，很短的时间里，生啤酒竟销售了2000吨。
往昔荣光
最鼎盛时期，漠中泉啤酒厂研发出了“漠中泉”11度啤酒、一代产品、二代产品、三代产品、纯生啤酒、纯生黑啤酒、10度干啤等多个“拳头”产品。产品先后荣获自治区A级产品、自治区优质产品、自治区产品质量上榜品牌等荣誉。“漠中泉”商标两次被命名为自治区著名商标，“漠中泉”啤酒先后荣获内蒙古乡镇企业名优产品，酒厂获评自治区诚信单位。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使“漠中泉”系列产品销路大开，不仅稳稳占据了周边市场，设立了25个直销点，还远销北京、西安、宁波、海拉尔等城市，甚至漂洋过海出现在了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居民的餐桌上。
2000年之后，漠中泉啤酒厂几易“东家”，最终在2010年8月因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一个走过21年生命旅程，曾带给无数人舌尖美味的知名企业就此“寿终正寝”。
回忆乌达红旗煤矿
郝逸云
乌达红旗煤矿是乌达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痕迹。说是“痕迹”，是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那一年，乌达红旗煤矿破产解体，一切化为乌有。只留下一些破瓦残垣供人凭吊。但是，那里毕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忆，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而且平心而论，在乌达的工业发展史上，乌达红旗煤矿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对乌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回忆乌达，就不能不回忆乌达红旗煤矿。
地窝铺和干打垒
乌达红旗煤矿成立于1970年，当时，乌达市是隶属于巴彦淖尔盟的一个县级市。
煤矿初创，招收工人，除了一些当地待业青年外，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巴彦淖尔盟的临河县和杭锦后旗两地的插队知青。有北京知青、天津知青、包头知青，还有不少从乌达去临河、杭后插队的知青。
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红旗煤矿选址在乌达五虎山西南方向近十公里，一片荒滩，沟壑纵横，荒无人烟。盖房是来不及的。于是，人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搭建起一个个地窝铺，工人宿舍、矿办公、充灯房、医务室、食堂，全都是地窝铺。
地窝铺的搭建简单易行：靠着山坡，根据需要开挖出大小不一的地坑，坑底挖平，低的一面用石块垒砌成前墙，装门窗，后面卧进山体里，就不用砌墙了。上面架上檩条、柳笆，覆上大泥，稍稍晾干就能住人了。大家说，地窝铺冬暖夏凉，比住金銮殿还舒服呢。这是人们在戏谑。也是那时候人们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实际上，地窝铺阴暗潮湿，采光极差。十几个人住在一起，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大家你上班我下班，乱哄哄的，非常影响休息。那时候矿上还没建洗澡堂，工人们下了班，都得打水回地窝铺里擦洗，于是地窝铺里就显得更加繁乱。虽然如此，那时候地窝铺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而干打垒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刚招工到矿上，我和我的几个伙伴，就被分配到一处干打垒房子里住了半年多。所谓干打垒，就是干岔土坯墙，不抹泥，看上去跟渔网差不多，里外通透，四面的风，各种昆虫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床铺是就地铺一层麦洁草，床头的位置用两层土坯拦挡一下。七八个人的铺盖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上面。头天晚上遇上刮风，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被子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厚厚的足有半厘米。嘴里，鼻孔里也全是沙子，一动嘴，咯噌咯噌直响。也仗着那时候年轻，居然能一觉睡到天亮。
没有澡堂子，用洗脸盆打水擦洗总觉得不痛快，后来我们发现附近洪水沟里有一处洼坑常年存水，有一天天热，我们就去那个水坑里洗澡，结果洗完以后，头发又粘又涩，粘在一起像擀成了毡子，身上也是涩涩的粘粘的非常难受。原来，那坑里的积水是从井下抽上来的，不知道含有什么矿物质，和肥皂一反应，就成了那种黏黏涩涩的样子，用清水洗了好多天，身上、头上才感觉爽利了。
老工人
红旗煤矿是当时的乌达市兴办的煤矿，地方上没有懂得煤矿的干部，于是从当时的乌达矿务局（那时被我们称为“大矿”）借调了几名老工人来做技术指导。我能记住名字的刘青山、单登山、马占山，被人们称为“三山”。还有两位，一位叫康庆仁，另一位叫刘洪真，好像就这五位。看他们的摸样和穿扮，都普普通通，很不起眼，但据说都是六级工、七级工，身怀绝技，对煤矿生产的整套流程烂熟于胸。
那时候工人的最高级别是八技工，差不多顶的上一个工程师的水平，而实际上能熬到八级工的工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所以六、七级工已经就非常了得了。所以几位老工人在矿上几乎比矿长和书记还要有权威。
他们也果然不负众望，在他们的指导下，开拓、掘进、架棚支护，铺设道轨，布设电缆电线。一个规模虽小，却功能齐全的煤矿便一点一点地在人们的眼前有模有样的呈现出来，而我们这一群当初对煤矿生产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也都成长成为了红旗煤矿生产的主力军。那时候，“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喊得正响，而学大庆的核心内容就是“三老四严精神”，“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就是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严明纪律。工作中则提倡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严细精神”。几位老工人师傅果然领会深刻，干起活来对我们这些新工人真个是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不允许有一点的马虎大意，技术上的要求，更不能容忍凑合糊弄。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青山刘师傅，他好像在几个老工人里年龄最大，说话有点结巴，但是却最认真负责，最爱较真，只要看到我们不按规程施工、操作，便毫不客气地阻止，并且坚决要求返工，毫无商量的余地。当时的年轻人们有点烦他，嫌他爱管闲事。有的时候难免要顶撞他，有个别促狭的小青年故意学他的结巴和他吵嘴，气得他红头涨脸，越发口吃起来。但是原则归原则，他是绝不松口。
有一次我们上夜班在巷道里架棚支护，由于地质情况复杂，底板松软。棚腿子怎么也放不稳，按规定，应该把底板上的碎渣清干净，把棚腿放到坚实的底板上，这样架起的棚才能起到支护的作用，但是由于开始备料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架棚的时候才发现，要是把碎渣清掉，每个棚腿子就都短一大截。要是再重新备料，那个夜班就得熬到大天亮了。于是有人出主意，就这么凑合弄吧，底下堰根木料，多打几个楔子，也不会有事的。谁知正在大家急急忙忙想糊弄完工时，刘师傅下井来查班，一下就发现了问题，立刻叫停，让返工重干，大伙儿都抻着不动，刘师傅看到这种情形，索性也不说话了，就开始自己动手拆除已经架得差不多的棚子。人们毕竟知道理亏，又怕刘师傅年龄大了，一个人干活万一磕碰着了不好交代，只好和他一起干起来，按规程重新备料，重新架棚。刘师傅也和我们一起一直折腾到天亮。那时候年轻，考虑事情偏激。现在回想起来，几位老工人师傅的严格要求，认真把关，不知道为我们消除了多少安全隐患，为我们的生命架起了多少安全保障，他们深知煤矿生产，安全大于天。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得我们很快的成长起来，迅速积累了工作经验，大大提升了思想境界。
“放高产”
不知道别的行业有没有“放高产”这一说，但是当年在煤矿上却非常时髦。迎接什么节日，毛主席又发表了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庆贺什么革命组织成立多少周年等等理由不一而足。细想起来，“放高产”和大跃进时候的“放卫星”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某月某日“放高产”日生产原煤多少吨，全矿会提前好几天做足准备，比如停产检修设备；比如把产出来的原煤存在井下不往井上拉；再比如动员（其实就是命令）全体机关干部下井参加放高产等等；还有，当日向“革委会”报捷的原煤产量数字，往往水分很大……总之，那是一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年代。
红旗煤矿虽然是小矿，但是在“放高产”这件事情上也绝对不甘落后。好像每年不“放”上那么几次，就会留下某些无法弥补的缺憾。“放高产”这种做法虽然有点荒谬，但它也在某些方面显现了它的“价值”。它考验了不少人，也为不少人提供了表现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矿连放三天高产，食堂专门有人往井下送饭、送水、送绿豆汤，灯房把充好电的矿灯送到井下来替换，说是为了鼓励人们加班加点连轴转，但其实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没有几个人肯在井下一干几十个小时。然而，有一位哥们儿却真的让大家刮目相看，那三天里，他真的就没有离开采煤工作面一步。出完煤和放炮工一起打眼放炮，放完炮接着擭煤。饿了渴了有食堂送来的馒头米汤，困了就裹着皮袄找个地方躺下眯一会儿。看他的劲头儿，要是那次高产连放五天、七天，他也会连着坚持五天、七天……
后来，这位哥们儿果然进步颇快，出人头地，上到了一个不低的位置。据说，在大矿这样的人物也不少，他们胸怀大志，吃苦耐劳，不计个人的得失，脏活、累活、危险的活抢着干，最后大多都得到了不小的回报。看起来，生活是很公平的，不管是什么年代，只要肯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肯付出，就会有回报。
看电影
那个年代，人们的业余生活本来就单调，再加上红旗煤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几百号年轻人聚在一起，枯燥乏味的生活就更加让人难以排遣。好在年轻人总能想办法找到娱乐自己的办法，步行十几公里去乌达市区看电影，就成了他们最简便易行的娱乐方式。
山区夏天的傍晚是很宜人的。空气澄明，霞光满天，凉爽宜人。一群年轻人走在山区的小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开着玩笑，谈天说地，或者做着朦朦胧胧的爱情之梦，用某种方式向自己心仪的那个他或她传达自己的心迹。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美妙，而看电影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时候被允许放映的电影一共就那么几部，八个“革命京剧样板戏”之外，就只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或者是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沂蒙颂》。翻来覆去演过多少遍，人们早已经麻木了。
看完电影往往已是深夜，但是年轻人毕竟精力旺盛，他们毫不犹豫地踏上返回矿上的山路。因为一来他们在市区没有安身之处，二来有的还要赶回去接着上夜班。他们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很满足，甚至很幸福，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
还有，距离红旗煤矿十来公里有一支部队，大约是一个连的样子，他们的任务好像主要是挖山洞。他们也经常放电影。去部队看电影也是矿上年轻人们的一个重要节目。有时候矿上派大卡车送，有时候就大家步行去。其实，市里电影院有时候也派人去矿上放电影，但是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的，却依然是那些步行十几里山路去市里或部队看电影的情形。
民族团结
红旗煤矿紧靠着一条非常宽阔的洪水沟，当时听说叫“奇里盖沟”或者“奇里格沟”，后来好多年，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巴音赛沟”，红旗煤矿也因此一度更名为“巴音赛沟煤矿”。
“奇里盖沟”也好，“巴音赛沟”也好，那里其实是阿拉善盟的地片，煤矿周边散居着好多户阿左旗的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牧民。煤矿占用了牧民的草场，牧民们自然会有意见；而牧民在煤矿周边放羊，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矿上的生产，矿上也感到挺头痛。因此，最初的阶段，总有不少小摩擦出现。矿上少了什么东西，就会想到牧民们家里肯定也用的着。牧民的羊走失了，也常常回来矿上东看西问，总觉得是矿上那些馋嘴的后生们给偷偷杀掉吃了。
吃牧民羊的事情是有的。但是据我所知，吃的都是被洪水淹死的羊。在雨季，奇里格沟的山洪是很可怕的，洪水下来，满河槽涛涛巨浪，斗大的石头被水冲得咕噜噜乱跑，水声震天，像有千万头愤怒的野牛一起大吼，让人不寒而栗。暴雨往往来的很突然，山上的羊常常会失足被洪水冲下来而一命呜呼。有时会被冲到十几里以外的黄河里去，矿上的后生们的想法是，冲到黄河里与被他们吃掉有什么区别呢？那时候也实在是物质太过于贫乏了，人们太需要补充脂肪和蛋白质了，于是就有胆大的后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洪水里拦截那些死羊。有一次，一个后生下水后，突然被洪水打倒，被洪水裹挟着一直向下游翻滚。水其实只有齐腰深，但是力道凶猛，人被打倒再想站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大家在岸上追着喊，却一直找不到机会施以援救，就这样一直被冲下去二三里地，人们都以为凶多吉少了。所幸的是，河槽中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也多亏那个后生脑子还没糊涂，身手也机灵，及时地攀住了那块巨石，才捡了一条命回来。
虽然吃的是死羊，但毕竟心虚，便不声张。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牧民们对这件事却另有盘算。那时候，牧区也是集体所有制，羊群属于牧业队集体所有，因洪水灾害而少了羊，牧民们需要向队里有个交待。于是每次洪水过后，牧民们就得满山遍野地去找死羊，有时候几天以后找到，羊肉早已腐烂。好在队里只要见了羊皮也认账。而事实上，有好多时候死羊根本找不到，牧民们就很难和队里说清楚。所以他们倒是很希望有人把羊打捞上来，把肉吃了，把羊皮给他们留下，这样他们就会省去好多麻烦。然而矿上的后生们不知道这个内情，所以牧民们找来就不承认，时常引起一些小纠纷。
不过，后来矿上和牧民们的关系相处的越来越好。当然首先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原因。同时矿上的人也意识到搞好团结更有利于生产。吃羊的误会很快就过去了，而矿上也时常主动去走访牧民，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牧民家里没电，矿上就架起好几里的线路，从矿上给他们把电拉过去：还建了一处水源井，帮修了引水管道，帮助附近几家牧民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同时也解决矿上饮用和生产用水）；每年还给他们免费供应烧煤。矿上有个医务室，牧民们来看病，也一律和矿工一样对待，全部免费。牧民们也很感激，主动帮助矿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看护、清洁、维修水源井和矿上的引水管道等，后来红旗煤矿还被乌达市、乌达区评为民族团结先进单位。
拥军爱民
前面说过，红旗煤矿东南方向有一支部队，和煤矿既是紧邻，也是拥军爱民、军民团结的友好单位。
每年的八一建军节。煤矿便组织慰问，送去自己喂的猪肉、鸡肉等，还组织矿上的文艺宣传队去给战士们演出。矿上的电工、机修工、汽车修理工等也常去部队帮他们维修设备、车辆等。我那时候正在矿医务室药房工作，每年都会和医务室的医生一起，背着药箱，去部队给战士们义务看病，检查身体。矿医务室的一个大夫是转业军人，尤其热衷于这件事。其实连队里也有医务室，但是没有大夫只有卫生员，而我们矿的医务室是有大夫的，所以说起来就没有我们矿医务室的“级别”高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到来，还是很受欢迎的。战士们往往列队欢迎，然后被组织起来，有秩序地前来就诊，或者检查身体。说实在的，我们矿的医务室也很简陋，也没有什么稍大一点的先进的诊察设备，所以，所谓的检查身体，也无非就是听听心脏，量量血压，测测体温，扒开眼皮看一看，张开嘴观察观察，再煞有介事地所谓“望闻问切”一番，但虽则如此，那种融洽的“军民一家”的气氛，还是很让人感动的。义诊告一段落后，部队往往倾其所有，拿出最好的吃食招待我们。那种场景就更加让人感动不已了。
部队的条件好，需要矿上帮助的事情其实很少。但是部队给矿上的帮助却往往是实实在在的。每次他们放电影就派人来通知矿上，有时候还会派他们的大卡车来接矿上的人；电影是露天电影，放电影时，战士们总是坐在场地的后面，把前面最好的位置留给工人老大哥和牧民兄弟。过年过节，也总忘不了派人来矿上表示问候，这问候也往往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也养猪、还种菜，大片的猪肉、大筐的蔬菜，表达着人民军队浓浓的爱民情谊。矿上放高产，部队在情况允许的时候，还会派战士们来支援，那都是一些生力军，年轻，肯卖力气，常常比我们这些矿工还能干。
最让人感动的是，每次矿上发生工伤事故，抢救伤员需要献血，医院里总少不了战士们的身影和矿工们一起，为抢救伤员耐心地等待着。有一次，矿上一位女工因宫外孕大出血抢救，偏偏她的血型比较少见，矿上的职工验了个遍，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最后还是在部队战士里面验出来两位。由于需要血量大，两个战士都没少献血。这个事情，让当事人和家属们非常感激，也让矿上的职工们感动、谈论了好长时间。
一切已成过眼烟云，好多感人的事情都已经被时光磨灭掉了，乌海文联编纂《乌海记忆》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回忆、记录历史遗迹的机会和动力，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否则，历史越来越久远，一些值得记录且富有精神价值的事件也越来越模糊了，它们的丢失，怎么说也是一种遗憾。所以我们真诚感谢乌海文联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与平台。只是毕竟人的记忆有限，东鳞西爪，拉拉杂杂，不能更完全、更详细、更活灵活现地再现历史场景，是此文最大的遗憾。
电力工业的峥嵘岁月
杨星灿，王海诚
当矿工们结束了用麻油灯照明、靠“3条腿”背煤历史的时候，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矿井上下一片欢腾。这是1956年老石旦煤矿安装了首台容量为125马力、发电机容量为80千瓦锅驶发电机投入运行后，带给人们的光明和喜悦。从此，乌海地区告别了没有电的历史。
艰难的起步
1958年，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隆隆炮声揭开了乌达煤田大规模开发与建设的序幕。乌达煤矿筹备处为了解决自身以及顾家沟、教子沟等矿山工地的照明用电，便借用正在修建黄河铁路大桥的铁道兵团60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并开始筹备自备电厂，由内蒙古火电安装工程公司第二安装队承担施工任务。
1959年3月30日乌达矿务局成立后，力口快了自备电厂的建设步伐。这年7月，自备发电厂容量为1500千瓦捷克产船舶式汽轮发电机组安装完毕，一次点火试运成功。这是乌海地区首家企业自备电厂，该机组的投运解决了乌达矿区的供水用电和照明用电，同时带上了部分煤矿的动力负荷。
1959年4月1日桌子山矿务局成立后，把矿区的“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当月，在平沟煤矿安装投运了两台容量分别为25千瓦和4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后增至4台。这一年，包钢卡布其石灰石矿安装了两台容量分别为75千瓦和84千瓦柴油发电机，供职工生活照明和开矿小设备动力用电。
1960年，桌子山矿务局平沟煤矿电站建成，500马力柴油发电机和200马力汽轮发电机相继投运，并与旧洞沟煤矿发电站的一台350马力柴油机联网运行。1960年和1961年，国家水利电力部先后将保定电业局第16列车、第37列车电站和第49列车电站先后调拨给乌达矿务局和桌子山矿务局。
从1956年到1962年的7年间，乌海地区从只有1台125马力锅驼发电机发展到拥有4座发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0270千瓦。
1963年，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乌达煤矿所需电量由宁夏电网供给”的决定，宁夏电力局投资并施工的石——乌线建成。这条线路由宁夏石嘴山发电厂至乌达矿务局教子沟变电站，设计额定电压110千伏。同年，教子沟变电站容量为5600千伏安的1号主变投运。这是乌海地区最早建设的输变电工程。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乌海地区电力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资金紧张，三大主材（钢材、水泥、木料）短缺，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乌达发电厂在十几年的建设过程中“三上两下”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1960年3月，乌达发电厂正式动工兴建，设计总装机容量为2x3000千瓦。当时正处在3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压缩基本建设项目。乌达发电厂“生不逢时”，1961年9月就“胎死腹中”停建。1962年年底，鉴于乌达煤炭生产用电量的逐渐增大，国民经济调整又初见成效，上级决定复建乌达发电厂。但复建伊始，1963年末，水利电力部作出决定，内蒙古西部地区不建电厂，所需电量由宁夏电网供给，撤销乌达发电厂复建机构，已安装好的机组拆迁亲疆。1965年4月，为满足军工企业的用电需要，内蒙古国防工办开始筹建跃进电厂。1968年3月，跃进电厂正式开工建设，工程代号为1083，2台15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及主设备全部安装在人工开凿的山洞内。1970年10月第一台机组投产；1971年9月，第二台机组投产，这是乌海地区建设的第一座火力发电厂。
1972年，乌达发电厂第二次停建9年之后，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基建部上报国家水利电力部后，批准乌达发电厂再次复建，至1976年初，两台机组（2x6000千瓦）正式移交生产。这次复建工程历时3年零9个月，如果从1960年算起，共用了16年时间乌达发电厂才建成投产，前后国家共5次拨款2729.26万元。
冲破电力“瓶颈”的束缚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乌海地区用电都是由宁夏电网供给，主动权在宁夏而不在乌海。又由于乌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需要，用电量急剧增加，所以电力供给极为紧张。电力和铁路成为束缚乌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
据1971年5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乌海地区停限电竟达88次之多。一次停电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两三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为了解决供电不足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乌海地区供电部门只好采取“调荷避峰”的措施，即调整输电线路负荷，避开用电高峰，由供电部门统一安排部署，各生产单位错开生产时间。由于限电限产，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有的单位由三班生产改为两班或一班生产；二是“大马拉小车”，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如乌达、海勃湾两个矿务局，矿井的建设、采区的布局、设备的安装以及人员的配备，都是按照设计水平进行安排、组织的，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只能“限电限产”，就像铁路上车皮供应不足“以运定产”一样，造成了极不合理但又不得已而为之的“大马拉小车”现象。
为了冲破电力“瓶颈”给乌海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束缚，乌海地区各级政府和电力主管部门迎难而上，加快了电力建设的步伐。到1977年底，乌海电网（公网）共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9座，主变总容量计4.97万千伏安，其中110千伏变电站2座，主变总容量2.75万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7座，主变总容量2.22万千伏安。有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1条，总长度为162.38公里，其中110千伏线路2条，总长度49.85公里；35千伏线路9条，总长度112.53公里；10千伏配电线路110.31公里。年供电量达16500.83万千瓦时，是1963年200万千瓦时的82.5倍。
至此，乌海电网形成了以宁夏石嘴山发电厂为电源点，二回路向乌海地区供电的格局（一回路向乌达地区供电，另一回路向海勃湾地区供电），乌海电网初具规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乌海市经济的发展、用电量的增加，仍然没有摆脱电力“瓶颈”的困扰。除实行计划用电、节约用电、使用好有限的电力（宁夏给乌海地区年供电量1亿多千瓦时）夕卜，必须进一步加大电力建设的力度。1982年，从乌达发电厂至海勃湾的110千伏线路建设竣工，投入运行，结束了乌达地区和海勃湾地区电网长期分立运行的局面。
从1978年到1992年的5年期间，先后完成了乌达发电厂一期扩建工程和二期扩建工程，装机容量达到11.2万千瓦；完成了机组总容量为2x1500千瓦的乌海市化工厂自备电厂的建设；完成了海勃湾110千伏变电站容量均为3.15万千伏安两台主变的安装工程，这是乌海市电业局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完成了总装机容量为1.85万千瓦的乌达矿务局矸石发电厂一期新建工程；完成了总容量为3950千伏的河拐子变电站建设工程；完成了主变总容量为3950千伏的碱柜变电站重建工程。
截至1992年底，乌海市共拥有电厂4座，总装机容量为13.65万千瓦，年送入公网电量为62358万千瓦时。共拥有35千伏及以上公用（乌海电业局辖）变电站9座，主变容量为15.47万千伏安，其中110千伏变电站3座，主变总容量为12.65万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6座，主变总容量2.82万千伏安。拥有公网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为201.202公里，其中110千伏线路89.112公里，35千伏线路112.09公里。拥有6—10千伏公用线路208.54公里，其中6千伏线路63.61公里，10千伏线路144.93公里。
电力工业迅猛发展
1993年，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乌海市电业局划归内蒙古电管局管理，同时改称乌海电业局，仍继续行使对乌海市电业管理的职能。从此，乌海的电力工业犹如跨上了追风逐日的骏马，迅猛发展。
关闭跃进火力发电厂，兴建海勃湾发电厂。1993年上半年，为了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内蒙古电管局决定关闭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山洞电厂——跃进火力发电厂，人员予以分散安置。同时开始兴建2x10千瓦机组的海勃湾发电厂一期工程。翌年，海勃湾发电厂一期工程的1号机组和2号机组相继竣工移交生产，实现了投产即达标的目标。海勃湾发电厂隶属于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工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至1998年底，乌海地区共建有发电厂4座，总装发电机组16台，总装机容量34.55万千瓦。总装机容量是前37年发展总和的2.53倍；公用电厂年发电量18.0535亿千瓦时，是1992年的2.56倍。从1994年起，发电量除满足乌海及周边地区的用电需求外，还开始向北京送电。
实现与宁夏解网，并入蒙西电网和西电东送。1993年后，乌海加快了电网建设和改造的速度，到1994年底，实现了乌海电网全部与宁夏解网，并入蒙西电网，彻底结束了30多年靠宁夏供电的历史及“区内网外，网内区外”的特殊供电状况。1994年海勃湾电厂至临河变电站两条220千伏输电线路的投入运行，实现了乌海电网西电东送，填补了乌海地区无超高压输电线路的空白。
到1998年底，乌海电业局共拥有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34条，总长度628.746公里，是1992年底总和的3.12倍。而且网架结构日趋合理。1998年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分别达到99.9%和96.34%。
深化改革，争创达标、星级供电企业。乌海电业局从1992年开始进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人事、劳动、工资）改革，到1993年取得阶段性成果：机关科室由24个精简为18个；按部颁标准进行了定编、定岗、定员；引入竞争机制；企业内部用工制度转变为合同化管理；实施岗位工资；主业多余人员得以妥善安置。
在进行“三项制度”改革的同时，开始实施“双达标”（安全、文明生产达标）工作，到1994年，乌海电业局被命名为内蒙古电力总公司和华北电管局安全文明生产达标企业。从1996年到1998年，连续被命名为华北电力公司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供电企业，3年上了3个台阶。
古渡怀想
常胜
在黄河流经乌海的一百多华里的河岸线上，据说大大小小有六七个渡口。随着岁月的流逝，河水的冲刷，有的模糊不清，有的则让大浪淘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渡口当年的繁忙热闹和对两岸交通所起的重要作用还会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像一串朦胧的音符在大河的琴弦上弹奏着艰辛、苦难和欢乐的历史，像一段段文字诉说着寓于平凡之中的不平凡故事。记得拉僧庙陶瓷厂附近有一个繁华的渡口，它是当年通往石嘴山乃至银川的主要通道。所谓渡口，就是用石块、苇子和装满砂石的草袋垒成的，在铁丝网护卫下，既防水涮又能让船靠近的垛子。而渡船是由柴油机带动的大木船，有的并排能停4辆汽车，两边还能站30多人。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南来北往过渡的人云集于此，经常是河道船影绰绰，河岸车水马龙。过渡的人总是要早早赶到，长长的车队从码头一直绕过山包。站在河岸上的人更是焦急等待着，恨不能游过去或插翅飞过去。胆大的和要办急事的人咬咬牙在艄公的招呼下乘小木船过了河。心焦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船缓慢而又笨重地从对岸移动了。未等船靠岸，便不顾船工的呵喊急急跳上了木船。驭手们将辕马和稍子马调整到最佳位置，驾驶员早早将机器发动着，单等这关键的一跃。因为有时因水涨水落，船和坞之间总有一点距离，虽搭上铁板的楞木，还是会高低错落。因此，这里虽是过渡，但有时也是对司机技术的考验。老练的司机轰足油门，打正方向，“哼”的一声便跃上甲板，燃一支香烟，那份自豪溢于言表。最潇洒的还数驭手，船一靠岸，只见他高扬红缨鞭，训练有素的三匹验马奋起四蹄，拉满满一车货物稳稳踏上甲板。有一次一只马车轮子刚上去，另一轮子卡在船坞和木船之间，眼看就会出现车翻马伤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个操着宁夏口音的船工，手提撬杠一个箭步冲过去，将撬杠往肩上一搭，另一头抵在船头上，马车立刻稳住了，驭手来了精神，他高扬鞭子，前呼后扛，马车“噌”的一下上了船。大家不约而同向这几个船工投过敬佩的目光。
记得1975年秋季的一天，从银川办完事回到石嘴山渡口已是夕阳西下，只差5分钟没赶上大船，我焦急的神情让一位20多岁的艄公看了出来，他的镇定和庄严鼓足了我的勇气。待我在船上坐定后，他迅速解开缆绳，船便像离弦的箭窜出十几米。船到了河中才感到风大浪急，黄浑的浪花像翻滚的黄龙，将小木船一下子抛起来又放下去。刚才在岸边面对金色余辉映照滔滔大河那种壮怀激烈之情早已被眼前之险吞噬，余下的只有惊恐，想到了船翻，甚至想到遗嘱。只听艄公用浓重的宁夏口音喊：“挺直腰杆，抓紧船索！”蓦然回头，只见艄公站在船头，那一脸严肃透出机警和老练，晒红的脊梁肌腱发达，真像一尊紫铜雕塑给人一种坚磐如石的稳健和无所畏惧之感。提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稍稍放下了一点，船仍像柳叶一样在河心漂流着，前进着。过了河心便平稳了许多，只见他用奖轻点几下，小船便稳稳靠了岸。回头看那足足有100多米宽的河面，几分后怕中又有几分自豪，而就在我还未站稳的时候，那位年轻艄公驾着他的木船返回河中了，我望着小伙子浪里蚊龙般的背影，心底又生出几分惭愧。
黄河除了汛期和大风天，春夏两季比较平稳。风和日丽之时，水流平缓、河面如镜。乘一叶小舟，任船慢慢游动，观赏两岸绿树和河畔水草，远望巍巍桌子山，雄浑粗犷之中倒有几分江南秀色之感。若随渔船捕捞，更是情趣盎然，细听偶尔传来几声渔歌，既无江南清柔，
也不像内地婉转，而是鼓足嗓音、直抒胸臆，唱出一种大河豪放的气派。再向渔家购几条黄河独有的金翅鲤鱼，更是美哉乐哉，锦上添花了。
今天，随着祖国的腾飞和乌海的发展，仅乌海这一段的河上就架起两座公路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为惊喜的是，多少代乌海人梦寐以求的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奠基开工，一个集防洪、发电和旅游观光的壮丽美景即将展现在乌海人面前。
站在宽阔雄伟的大桥上放眼望去，滔滔黄河，烟波浩淼，颇为壮观。我的眼前突然幻化出当年的渡口、渡船和小划子。那船正以高昂的姿态鼓足征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道上披荆斩棘，飞驰向前。
铁轨伸向远方
刘惠春
一
一座小镇或者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因为道路的开通。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动工修建，一九五八年，包兰干线上一座名叫三道坎的车站建成通车。从此，我追忆中的铁轨便从苏海图煤矿开始出发，延伸到包兰铁路，成了中国地图上蜘蛛网一般密集的铁路线上最有力的其中一条。
苏海图煤矿的铁轨两边住满了人家，最近的人家距离铁轨仅仅五六米。火车是那种烧煤的老式的蒸汽火车，行驶中始终咔嚓咔嚓响个不停，粗壮地喘着气，喷出大团大团的白色蒸汽。火车经过的震荡声是巨大而奇异的，靠着声音的强度提醒着人们它的到来，离铁轨近的人家，房顶的灰尘都会被震下来，像要地震一般，小小的孩子悬着心，趴在院墙上，担忧地看着一列一列长长的火车开过来开过去。火车天天地来去，并没有一间房子因此而倒掉，哐当哐当的声音也渐渐充耳不闻了，久而久之，火车的声音竟然变得不可缺少了。矿区人家每天在火车的咔嚓声中醒来，在火车的震荡声中睡去，从来没觉得火车行走的声音和尖利的汽笛声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搅扰，他们觉得这声音就像矿区漫天的煤灰一样，是非常正常的存在，不必要对此大惊小怪，更不需要抱怨，任凭一夜夜让火车的震荡声强劲地切割着他们的梦境。
火车轰隆隆驶来，铿锵有力，它从人身边驶过，能感受到它热量的辐射。尤其是在夜晚，在寂静中，突然有一列火车驶来，火车奔跑的声音清晰可辨，听到它的鸣叫时，你还没有看到它的身影，却觉得它巨大的形象就隐藏在你的身边，远去火车的汽笛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沉睡的苏海图重新又陷入一片巨大的空寂当中。
天天生活在火车身边的人们，回到偏远的家乡，便有着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他们口中常说着一个笑话，有一个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人，看着飞跑的火车，惊讶地瞪大眼睛说，呀，这个大家伙，趴下跑都这么快，站起来跑，那还了得？说一次笑一次，人们都觉得身边有火车的存在是值得炫耀的事。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火车意味着交通、运输和发展，对于矿山的人来说，火车意味着生存，巨大的鸣笛声意味着每天都有数千吨煤沿铁路线运出，如果火车沉寂了，那说明这座矿山已经破落了，但对于一个个体来说，火车在生命中留下的痕迹，那是其它事物永远无法取代的，也是不能取代的。
二
萨洛杨的小说里，有一个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车越野而过，总是兴奋地在后面追赶。
我曾经就是那么一个寂寞的野孩子，铁轨收藏着我艰难而幸福的时光。
我回过头去，眺望的目光最后落在两条锃亮的铁轨之上，钢铁的寒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神秘而多芒地变幻着，铁轨在那一刻锃亮得似乎瞬间可以达到时间深处。那个女孩子站在铁轨边，伸长了脖颈向远处张望着，脸上有着没有洗净的黑色的煤灰，眼睛里燃烧着一种迷惘的激情，火车似乎刚刚离去，又好像即将到来，空气中似乎还留有铁轨与火车磨擦的铁腥味，不知哪个方向的大风吹乱了她蓬乱的头发，好像火车狭长巨大的气流正准备将她单薄的身体带走。
身后的一群孩子在铁轨上不知疲倦地玩耍着，翻腾，跳跃，在无知无觉的冰凉中感知快乐的热度，激情不息地等待火车开过。当我们能够奔跑，我们多
么梦想与火车赛跑，我们耐心地等待一列火车通过，等待火车钢铁的手臂打破矿山贫乏的秩序，等待着能以平视的姿势与心里的仰望对话。
玩累了，就肌下身子把耳朵紧贴在铁轨上，感知那来自远方的微微的震荡声音，仿佛通过听火车即将到来的声音，就会知道世界将展现给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场景。这种预知游戏十分刺激我们的内心，看谁先听到火车到来的声音，谁就是最有能耐的，有的时候火车不来，更多的时候火车会如约而至。
铁轨上跑的火车大多是前苏联淘汰的“友好”型蒸汽机车，有些车头还经历过“二战”，依稀能看到弹孔修补的痕迹。火车带着巨大的震动呼啸而来，带着十足的威慑力，那伴随而来的气流像强劲的飓风，咆哮着掀起巨浪，并且把看不见的气浪的手掌重重地甩在人的脸上，那力量简直要把人卷到天上去。伙伴们一哄而散，跑到铁轨两边的土堆上，仰着脸看着这个怪兽一样的钢铁动物快速穿行而过，我们害怕会被火车“吸进去”，但更多的是激动，尤其火车司机气急败坏地冲着我们大声喊叫的时候，伙伴们哈哈大笑，仿佛终于和这火车有了一些联系一样。
最后一次这样的游戏，让对铁轨充满好奇与迷恋的孩子结束了快乐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他的脚是怎么卡住的，甚至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看到他倒下，他惊恐的叫声淹没在火车巨大的震荡声中，清醒过来的他，看到自己的一条腿被火车齐齐地斩断了。
铁轨从此变得沉寂，再也没有了孩子的笑声。
他不再上学，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墙角，火车一列一列地从他眼前开过来开过去，他眼神阴郁迷茫，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动不动。我们没有人敢上前和他说话，没有人敢去正视那条空荡荡的裤管，仿佛他的那条腿是我们与火车合谋斩断的，他被我们集体有意识地遗忘了。
很多年以后，我再一次见到了他，是在医院里。他陪着他病危的父亲，我陪着母亲。他已不认得我，漠然的眼神从我脸上掠过，我快速地看了一眼他空空的裤管，慌慌地把头转开，生怕他发现我在看他的腿。他没有去安假肢，拄着一根拐杖，这更醒目地让我看到了那些铁轨边的无知岁月。
夜里，他的父亲不停地呻吟着，他沉默地站在窗口，一根一根不停地抽着烟，眼神空落落地望着窗外。病房的人悄悄地说，他父亲咽不下这口气，就是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下，没有人照顾他了，他没有老婆孩子，这下连个爸爸也要没有了。
我隐忍了那么多年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旧日的铁轨锈迹斑驳，回忆面目全非。
三
夜里，火车进站的鸣笛声格外响，而且总要响很长时间，不是每个人都会倾听这鸣笛声的，只有那些装卸工才会对火车的鸣笛声格外敏感，这声音告诉她们工作的时间到了。火车的鸣笛声是不分时间的，有时候是晚饭时，有时候是夜半时分，母亲是一个给火车装煤的装卸工，所以我也成了一个对鸣笛声异常敏感的人，即使有的时候并没有鸣笛声，我的耳边却会突如其来地响起这声音，要镇定片刻，才知道什么声音都没有。
火车的鸣笛声响起来时，如果正是吃饭时候，母亲会匆匆放下饭碗，不管是仅仅吃了一口，还是刚刚端起饭碗。她急急地换上干活的劳动布工装，扎上头巾，带上口罩，扛着大铁锨出发了。从家里到装煤的站台，平常要走半个小时，路坑佳不平，穿街过巷，只能走路，母亲大步流星，十几分钟就赶到了。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正在做饭，火车进来了，母亲顾不上做饭就走了。我们饿了，肚子咕咕直叫，眼巴巴地瞅着姐姐。姐姐那时才十岁，她把面搅成一挖瘡一疙瘩的，水也没有开，就放进锅里，煮到最后，成了一锅面糊糊，我们皱着眉头，喝着这些面糊糊，总比饿着好。很晚了，母亲还没回来，我们不吵也不闹，安静地头挨着头睡着了，矿区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大人了。深夜，疲惫不堪的母亲回来，看着锅里的面糊糊，炕上睡着的孩子，不知道那一刻是宽慰还是难过。
我回忆中唯一的一次装火车，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母亲重感冒，躺在炕上，火车进站的汽笛声一响，她挣扎着要去，我不让她去，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母亲白我一眼，说，你哪能干动？那时我已经长得比母亲高了，我不相信母亲能干的活，我不能干，不顾母亲的阻拦，就和隔壁的大婶相跟上走了。
去了站台，我就有些傻眼，煤堆得和小山一样，火车长得看不见头。人是自由组合，几个人一组，装一节车厢的钱，这几个人平分，多装多得。平日里和母亲搭伙的几个婶婶上下看了我几眼，说，你能干动吗？快回家歇着去吧。和我一起来的邻居大婶笑着说，学生娃，能干多少是多少，来都来了。我有些不服气，什么话都没说，低头干起来，那宽板大铁锨，铲起一锨煤来都已经费了好大劲，何况还要把这些煤扔到车厢里去，几锨下来，我已经有些呛不住劲了，简直锨都要握不住了。大婶叫住我，说，慢点，慢点来，活哪是这样干的，看大婶的。她把我推到一边，一个人干了起来，她的动作熟练轻松，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头都不抬，中间也没有歇息，旁边的几个婶婶互相看了看也都埋头干了起来。我的脸涨得通红，也没有力气逞强了，一个人慢慢地拖着铁锨，半锨半锨往车皮里倒，只是拼命忍着，眼泪才没当众流下来。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长长的车皮让我绝望，我无比盼望它能立刻拉响汽笛，把我从这种进退不得的绝境中拯救出去。
从那以后，我开始摒弃身体上以及内心的矫情、虚弱，真正热爱起我的母亲，而以前我总是因为她粗糙暴燥的性情而深感难为情，这个瘦弱的矿山女人，她的身体里有我无法企及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伴随着一车车的煤运行到了远方。
四
我无法忘记火车给我带来的沉痛回忆，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火车的迷恋，火车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种固定的存在，是环境的一部分，在听不到火车声音的日子里，我的心也始终悬浮着，悬浮在排气声和汽笛的吼声之上。那钢铁的躯壳并不适宜长久地与之依偎，更无法一生与它并行，但在内心深处，火车始终与我同在。
对远方的解读就是从火车开始的，我从铁轨的每一次颤动中感知远方的信息，神思麻木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一声汽笛，从愿望的深处响起，火车就这样把人的视线一直带往远方。看着每一趟火车驶来，又离开，看着那火车离去的背影，我内心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伤感，因为我没有能力跟随火车离去，每天我都在渴望有一列新的火车驶来，虽然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只是满足了我内心一些莫名的期待，人生中那些想实现而未实现的东西，似乎就都在火车离去的背影里。
当我第一次乘坐火车沿着包兰线去往远方，火车对我是那样亲切又那样疏离，奔驰在这条连接着苏海图和我的童年的铁路线上，什么都可以想，又什么都可以不想，我看见了一重一重的天，看到了生命里一重一重的景象，无尽的风光为我展开，满眼的惊奇满心的快意。而当火车驶过，大地经历一番震荡后，一切复归平静，什么都没有改变，我最终只是和童年的自己相遇，然后孤独地回到出发的地方。
火车只停靠在两个地方，故乡和远方。
五
再一次翻开地图，我的目光停留在这条长长的铁路线上，蜿蜒而不知去向的铁轨，透过时间的缝隙，让我看到一些更加细微而全面的东西。火车的来路和去向盛载了困顿童年的全部冥想，我的感官不管以什么方式回到故地，均会与幼年玩耍过的那条铁轨相接，我依然是童年时的那个热爱火车的孩子。
火车带给我的种种情感日益复杂，铁轨是矿区孩子不可或缺的成长背景，不知道没有铁轨的童年会是什么样？我们长大了，火车也从蒸汽机头换成了内燃机，那车头再也不会喷出大团大团的白烟，再没有孩子在一边欢呼雀跃，火车寂寞地开进来，又开出去，装煤也不再用人力了，全部使用机械化，铁路两边的人家纷纷搬离，一切成了往昔。
在市区的墨玉广场，停放着一个黑色的火车机头，我抚摸着它，仿佛抚摸到过去的光阴，那粗栃的钢铁之物，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下，如此温暖，向着往事延伸，我再一次听到了火车进站的尖利的汽笛声，这有些让我始料不及，那些招唤人们的火车汽笛声的确就沉落在我记忆的底部，并已变成一个默不作声的路标。
有没有那么一列火车，带着我，飞奔在回到往事的路途上？
乌海人关于火车的记忆
路静
从1958年10月1日算起，包兰铁路全线通车至今已有57年，列车上留下了太多旅客出行的故事。过去市民乘坐什么样的火车到首府？我市铁路客运又经历了怎样的升级嬗变？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60年代乘车——慢
1958年10月1日，包兰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新建立的海勃湾火车站也开始运营。说起早期的海勃湾火车站，要数乌海火车站退休职工刘荣成最有发言权。1959年春节刚过，刘荣成便不顾家人的反对，主动请缨从呼和浩特铁路局筹备处调到海勃湾站工作。“说是火车站，实际上就是搭起的几间简易平房。”刘荣成回忆说：“火车站建在车道的西面，有一间约200平方米的候车室，上写‘海勃湾’3个字，有半间客运室和半间办公室，还有一间100平方米的行李房。一天只有一对客车经停海勃湾站，且都是在夜里，因为候车室小，旅客没有坐的地方，我们就在候车室的地上铺几张席子，让旅客躺在上面休息。旅客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席子卷起来，地上便积了一层厚厚的沙子，要用铁锹往外铲。”
因为正值春运客流高峰期，刚刚来到车站的刘荣成立刻投入到了春运工作中。由于车站人手不够，海勃湾铁路技校的学生也被临时抽调到火车站协助开展春运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正值国家“大跃进”时期，矿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涌入新矿区搞建设。1959年春节一过，乘坐火车来到老石旦、平沟参加矿区开发建设的客流明显增加，而由乌海向外走的乘客相对较少。
据刘荣成回忆，最早途径我市的客运列车是从其他铁路线上淘汰下来的慢车，车次已经记不起来。说其“慢”，是因其见站就停。虽然这车全速跑起来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但因为铁路沿线经停站太多，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停一次车，导致整体到站时间延长。铁路沿线除了数量众多的客运小站外，还有许多工务段养路工人的小工区。养路工人出行办事、就医、买日常生活用品也全靠坐这趟慢车，为此这趟车还要在各工区停车一分钟。“记得我经常坐这趟车往返于临河和海勃湾之间跑通勤，不到150公里的路程需要3个半小时，到呼和浩特则需要十几个小时了。”刘荣成说。
这趟慢车有9节车厢，全部是硬座。座位是木制的长条椅，每条木板之间还有缝隙，加上速度慢、乘坐时间长，一路坐硬板凳下来，别说老人了，年轻人也有些扛不住。后来的几十年间，硬座座位不断升级改造，由木板発变成坐垫和靠背，用海绵衬里，外罩人造革或绒面，再加座套，舒适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乘客将乘坐硬座一直称为“扛硬座”，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流行起来的。
1958年，为了支援西部铁路支线建设，17岁的辽宁兴城小伙儿张英才从东北锦州铁路局西阜新车辆段胳驼营列检所调到海勃湾站从事列检工作。张英才说，到了春运客流量大的时候，车站只能在车尾加挂两节大棚车运输旅客。大棚车就是“盖车”，原本是运输怕湿的贵重货物的货车。客车紧张时，大棚车就被当成客车拉人。“两扇大拉门使劲儿向外拉开，空空的车厢里没有座位，旅客只能蹲着或坐在地上，四个小窗户用来通风，每节车厢里挂两盏马灯，火车一开晃得咣当咣当响一路。那时候人们出趟门不容易啊，坐大棚车更苦。一路上没有座位没有水，更没有厕所。火车停靠车站时，内急的旅客快速下车草草解决了事。”张英才回忆说。
70、80年代乘车——挤
进入20世纪70年代，海勃湾站通行的客车增加到了3对，其中由兰州开往北京的43/44对列车是当时的特快列车。1972年，20岁的河南信阳人方绳田跟随姐姐姐夫来到海勃湾，到某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方绳田说，那时候没有提前几十天预售火车票一说，当日当次的火车票距离开车前一两个小时才开始售票。到了年关，人人都急着回老家过年，火车站人满为患。能不能回家过年就看挤车的本事。上火车拼的就是体力，上车场面就跟打仗一样。火车没来的时候大家都整齐地排着队，可等火车一进站，队伍立刻变形，所有人同时冲向火车的车门。先上车的人立刻打开车窗，有的旅客先将行李扔到车里，然后爬窗户上车。拼命挤上车的旅客松了一口气，移动速度减慢，造成车厢两头入口处大量旅客囤积，还没上车的旅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使劲儿推挤前面的人上车。列车停站时间就三四分钟，谁都不愿意被落下，催促上车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站台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最后上车的旅客双手把住车门栏杆，着急地冲身后的客运值班员大声喊：“快踹我一脚！把我踹上去！没时间了！”有的时候最后一个乘客已经上车，但由于人太多，半个身子卡在门上关不上车门，站台工作人员也只能冲旅客的臀部狠狠踹一脚，顺势把火车门关上。“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连推带踹的不礼貌行为不仅不会招致被踹者的反感，他反过来还要感谢你，因为挨踹换来的是顺利上车，这是在互相帮助。”
挤上车的人洋洋得意，没挤上车的人就像霜打了的茄子。他们只能退票，等明天重新买票，再次面对和另一批旅客挤车的战斗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挤车带来了安全隐患。车站常常发生孩子从窗户上递进去了，大人却没能上车；或者行李在车上，人被留在了站台上的事儿。
在火车站工作几十年的刘荣成对当时旅客的上车情景历历在目。“客车虽然多了几趟，但城市人口在增长，出行需求增长得更快。”刘荣成说。根据《海勃湾区志》中附表1975年至1995年客运量统计表显示，1980年，海勃湾站旅客年发送量为25.21万人次，到了1985年，旅客年发送量高达40.02万人次，到1988年，旅客年发送量突破55万人次。
早期客车硬座车厢里，座位中间的小桌上都放有两个很厚实的瓷茶杯，供旅客喝水用。茶杯上印有“呼铁”字样，代表呼和浩特铁路局；杯上还印有路徽，路徽上半部分是一个半圆的弧形，弧形上方有一点，是一个象形的“人”字，代表人民；路徽下半部分是“工”字，是铁道的横断面，代表铁路，路徽整体的寓意为“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原则。
当时车上有专门的供水员，负责用车载茶炉烧水，为旅客提供白开水。水壶由白铁皮焊制而成，铁壶直径和高度约40厘米，供水员一次提两大壶开水，放在推车上到车厢里为旅客倒水。“这是个苦差事，供水员都是年轻小伙子，女的干不了。”刘荣成说。
到了80年代，乘车旅客越来越多，车上的水供不上旅客喝，茶炉里的水没等完全烧开就被旅客喝光了。铁路沿线的上水站有限，尤其到了冬天，水箱口上冻，上水站的水管也被冻住了，一路上旅客和客运员们喝不上水就成了大问题。时任海勃湾火车站客运主任的刘荣成发现问题后，每日坚持为经停的列车旅客送水。客车一进站，车窗全部打开，旅客挥舞着手中的喝水缸子探出窗夕卜要水喝，为旅客送水需要争分夺秒，有时一大壶水送完了，为了让更多的旅客喝上水，车站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到锅炉房接水，灌上半壶就跑向站台。“送水的场面真的让我永生难忘，旅客纷纷向我们站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1984年，海勃湾车站不仅被评为乌海市首批文明单位，而且被铁道部命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呼铁局仅有两个单位获此殊荣。
90年代：乌海西至天津始发车开行
20世纪80年代之前，44次列车乌海至北京的硬座票价为14.4元至19.8元，普通乘客多数购买硬座车票，方绳田甚至都不知道火车上还有卧铺车厢。乌海车务段客货管理科科长龚喆介绍，早期运行的客车上，硬座车厢数量最多，能达到10节，卧铺只有几节。从1989年开始，去呼市出差办事儿的旅客增多，卧铺票一票难求。呼铁局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在44次列车上加挂两节卧铺车厢，到达呼和浩特站后再把加挂的车厢与客车分离，等43次列车下行时，再挂上往乌海方向运输旅客。
陈敬宇是90年代乌海火车站一名售票员。陈敬宇回忆，当时软卧车厢不面向所有旅客开放，旅客在购票窗口提供级别证件才能购买软卧车票。
如今，根据旅客实际需要，硬卧车厢调整至11节，硬座车厢5节。“90年代开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全民‘扛硬座’的时代已经过去，卧铺需求不断增加。”龚喆说。
1993年，每日经过乌海的客车增加到4对，有兰州至北京特快、银川至北京特快、兰州至呼和浩特直快和乌海至包头东普通客车。
90年代中期，由乌海西始发开往天津的1133/4次列车正式通行，标志着我市有了进京始发列车。同时，卧铺票票额有了大幅增加，缓解了市民购票压力。1133/4次列车的开行受到市民的喜爱，成为市民去呼和浩特市和进京的热门列车，至今仍保持较高的客座率。
1996年至1998年两年间，为了提升既有包兰线运输能力，包兰复线铁路全面铺设。1997年，蒸汽机被淘汰，内燃机登上历史舞台，火车线路由单线改为双线，铁路沿线的小站失去了作用，被大面积弃用，列车经停站减少。
2015年：开行城际特快列车
进入21世纪，铁路的改革和变化进入“新车道”。2000年，包兰复线通车。2006年，经中铁第一勘测设计院设计，中铁十二局包惠电气化施工项目部对包兰线既有上、下行线路进行电气化铁路改造。2009年4月，包头至惠农段完成了电气化改造，至此，包兰全线实现了电气化。
“早期的火车票很窄很长，我们统称这种票为卡片票，也叫常备票。票上印有发、到站站名和票价，车次由售票员加盖胶皮章，售票日期由日期机中细密的小针孔扎成。1998年左右，售票室安装了铁路计算机售票系统。几年后，计算机售票系统联网，沿途各站票额情况一目了然。刚实行火车票预售制度时，春运、暑运时间段的票很难买。火车票开售日前一晚，售票大厅便已挤满排队买票的旅客。当时车站没有车票定额，哪个站的购票速度快，就能多出票。售票员为了加快出票速度，早上9点车票开售前就嘱咐旅客将发到站写在纸条上，票钱准备好，不要因为找零耽误时间。为了确保熬夜排队的旅客都能买到票，售票处规定每人只能买2张票。”龚喆介绍。
据了解，2001年，乌海西站每日始发天津、呼和浩特、包头东3对旅客列车。2014年，乌海火车站新增乌海西至北京北、包头至乌海、沈阳北至西宁和银川至郑州4对快速列车。截至今年3月20日，乌海至呼和浩特市城际特快列车首发成功，每日经停乌海的旅客列车达到15对半31趟车，省外通达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兰州、郑州、成都、乌鲁木齐等枢纽城市，年旅客输送量超过100万人次。
火车向着沙漠跑
——沙漠铁路乌吉线记事
杨祥君
人生，总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你难以忘怀。
——题记
那天一早，旭日喷薄，我们的心里更是阳光灿烂。
赶往车站的路上，大家背着沉重的行李，还情不自禁地唱着当年流行的电影插曲：《甜蜜的事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60多名少男少女一路欢歌笑语，开心得像出笼的麻雀。
我们这些铁路子弟，来自乌海和包兰线不同的站区。在家都是“低头吃闲饭，抬头看冷脸”的主儿，也就是所谓的待业青年。一个个早就想展翅高飞了，恰好成立铁路子弟治沙队，要进驻沙漠铁路乌（海）吉（兰太）线治沙护路。大家觉得新鲜、刺激，每月还能挣个40多元的工资，不用在家看着父母的脸色惶惶度日了，因而都积极报名成了队员，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走到了一起。
1
时值1979年的国庆前夕，初中毕业的我刚满16周岁。
列车开出乌海西站，便与包兰铁路干线分道扬镳，沿着乌吉铁路支线开始转向西行。
我们乘坐的是客货混合列车，由客车、货车、行李车、水罐车、供应车等多种车厢组成。这种既载客又运货，还给沿线工区站点供粮送水，一列多能的编组，在全国铁路恐怕也极其罕见。客车厢仅有两节，挂在列车尾部，外表布满灰尘，勉强可分辨出原有的绿色，厢体很陈旧也很特另>1，不但门小窗小车厢小，而且还是木板地面木条座椅，只有在影片《铁道游击队》里能见到。队长告诉我们，这是主干线淘汰下来的老车体，究竟是哪个年代的产物他也不知道，反正在这条沙漠铁路就运营了十多年了。原本就不大的车厢，被治沙队员和沿线通勤职工，还有少量旅客挤得满满当当。这倒是并没影响众人的情绪，大家都沉浸在初入社会的兴奋中，在车厢里熙来攘去大呼小叫，喧闹不休。
队长50多岁，个子不高，精巴黑瘦，一口川腔，一看便是和父亲一样的老铁路。从上车他就没闲着，一会儿给大家安排座位、摆放行李，一会儿提示注意事项、解答各种问题等等。安顿了这个又安顿那个，在两个车厢里穿来穿去，满头大汗，嗓音也有些嘶哑。看来，给这些猴头猫脸的少男少女当头儿，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穿过贺兰山的重重叠嶂，列车进入了荒无人烟的腾格里沙漠。呈现在眼前的唯有跌宕起伏的漫漫黄沙。随着运行的深入，晴朗的天空也逐渐变得风沙迷蒙起来。顺着车身放眼前望，在这浩瀚苍茫的世界里，钢铁巨龙好像瞬间变成了一条细小的蚯蚓，随着地势的升高行速也减缓了。只见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他的混合编队，在一点一点地向前慢慢蠕动。
突变的地貌和气象唤起大家的兴趣，纷纷围着车窗大发感慨。
有的在取乐抒情：啊——荒漠，你真他娘的荒凉！
有的在玩笑戏言：兄弟姐妹们，这是要送咱们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后悔了现在跳车返回还来得及啊！
……
引得众人失声捧腹、大笑不止。
大家在肆无忌惮地渲染着、释放着浪漫的情怀，却没想到严峻的灾情已悄然降临。前方数十公里外的区间，因风沙埋道铁路已中断。我们乘坐的列车，停在了一个名叫黑沙土的区间小站，等候沿线工人清沙除害开通线路。虽然我们是为治沙而来，但主要任务是驻守沙害最严重的区段，按照治沙规划长期施工，还没到驻地便因沙害受阻还是很意外。刚开始大家还觉得这是行进中的插曲，好玩，因此一边说笑一边耐心等待，随着等候时间的延长，一个个逐渐饥困交加、心烦意燥，从一路的兴奋和喧闹变成了静默或牢骚，喊饿骂娘说怪话的此起彼伏了。
队长安慰大家：小青年们，都振作起来，原计划是午间到达驻地吃午饭，下午让大家布置宿舍休息的，可是天灾难防啊！我们耐心等待吧，这也是磨练大家的好机会。这条线近年治理的好多了，早些年我们在沿线当养路工，因沙害出不来进不去断粮断坎，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冬天，风沙埋道几十公里，沙层厚度高达两米，一个月没通车，水窖里的水也见了底儿，除了干活还得四处收拢积雪求生啊！一个月不洗漱，每个人都蓬头垢面，人不人鬼不鬼了。不信回去问问你们的父亲，只要在乌吉线工作过的都知道。我们都是铁路的子弟，是乌吉线上的治沙工人，以后的风风雨雨多着呢，大家应该经受住考验……
他说的没错，这条沙漠铁路大家应该都熟悉，我们的父辈大多都是昔日的铁道兵，曾经参加了沙漠铁路的修建，又留下来养护这条铁路，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的陆续调到了乌海或包兰线其它站区。从我记事起，常听到乌吉线风沙埋道，抢险救灾的事。那时沙害严重人手不够时，还常组织铁路家属们进沙漠抢险。有一次母亲参加抢险十多天，破天荒一人给发了个罐头，在当年可是奢侈品，她却不舍得吃，带回来让我和弟妹们分享了。想来她当时不知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呢！
队长见大家仍然无精打采，又提议道：白小惠，听说你很会唱歌，给大家唱一首提提精神吧！
这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长得很洋气的靓妹。上身穿着件豆青色毛衣，配一条当年很时尚的枣红色筒裤，很抢眼。她就坐在我的前排，从上车就能说爱笑，开朗活泼，好半天没听到她的动静，已变成了霜打的前子一~萎蔫了。听队长点名，她嘟囔道，肚子都饿瘪了，全靠喝水撑着呢！谁还能唱得出来呀！这时后边有人在高声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位西部歌王。接着喊道，蒙子，给大家来一首。那个叫蒙子的站了起来。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最显眼的是那条几乎拖地的劳动布喇叭裤，一看就是所谓的时髦青年。他倒是很大方，好吧，歌唱是精神快餐嘛！说着，从座位下抽出一把吉他，没想到还带着装备。他边弹边唱起了经过改编的街头情歌小调：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身持小包——上市场——穿过大街——越过小巷——天生一副——好模样……
蒙子很投入地唱着弹着，同时还摇摆着舞姿，向白小惠慢慢靠近挑逗。临近，弯下腰拉着长调来了句道白：姑娘，你现在的心情究竟怎么样啊？
白小惠羞红了脸说，看你个傻样儿吧。
大家顿时来了情绪，车厢里爆发出掌声、笑声、起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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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滞留了3个多小时后，终于传来命令，前方线路已开通，但沙漠深处的106公里区间，也就是我们将要驻扎的地段更远的区域，有更加严重的沙害，让我们这支治沙新军直接到现场投入抢险。遵照上级调度命令，列车只挂一节闷罐车，其余车厢甩在车站，轻车直入重灾区间。队长指挥大家连人带行李，从列车尾部的客车厢往前部的闷罐车转移，中间有二十多节车的间隔，大约有500多米的距离。时间紧迫，大家已顾不上饥乏，背上行李顶着呼呼的漠风，艰难地向前疾行，上了闷罐都气喘吁吁，还没稳过神来，闷罐的大铁门随即咣当一关，车厢里漆黑一片，然后的事就凭感觉了。
我们知道，机车带着闷罐车向沙漠深处飞驰而去。刚开始，还能听到车轮的轰隆声，后来感到越走风声越大，只能听到狂风拉着凄厉的长调鬼哭狼嚎般嘶鸣，闷罐车两边的大铁门被风刮得咣当咣当地响个不停，好像非要把门掀掉不可。风沙从门缝里唰唰的往里钻，闷罐里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沙尘，呼吸一下都是刺鼻的土腥味道。大家用手捂住嘴和鼻孔，一个挨着一个木棍似的杵在黑暗中，谁也不言语，都感到很紧张很迷茫，不知道前方将面临的是怎样的情景。我不由地联想起战火纷飞的年代。
说来也怪，越是特殊时刻越是来事儿。我感到小腹越来越胀痛，知道是憋了半天的尿在做鬼，又不好意思声张，在这种环境中说了也没法解决，只好用手悄悄揉着小腹忍耐着。这时人群中传来女子的哭声，队长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好半天没人吭声，哭声却还在继续。再次追问，一个女孩不好意思地说，是白小惠……她小便憋不住了，要上厕所。我释然，看来不仅男人会憋尿，女人也是会憋尿的，实乃同病相怜啊！估计闷罐里尿急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不到不得已都不好意思声张罢了。
队长却在哈哈大笑，吓我一跳，还以为出啥子事了呢，这里哪有厕所，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实在憋不住了，就地解决吧！
白小惠听罢哭声更大了，说啥也不这样做。是啊，都是些出校门不久的少男少女，这样做怎么好意思呢！以后相互之间怎样面对啊！
听到蒙子的声音，就是，尿吧，尿吧，黑咕隆咚反正谁也看不见，万一憋坏了，以后怎么嫁人啊！大家在黑暗中偷笑。
队长说，孩子们，不要紧的。当年我们当铁道兵的时候，闷罐车常常一坐好几天，也是男女兵常在一个车厢，吃喝拉撒是人的生理必须，特殊情况下怎么办啊？只能特殊解决。有时备有尿桶，有时任务急没准备，脸盆就成了尿盆，谁也不会笑话谁。以后在沙漠里干活哪有厕所？有些地方连个遮掩都没有，背人就是厕所。大家慢慢都要适应这个环境……
白小惠也不哭了，不知是劝导起了作用，还是实在愁不住就地解决了，反正在黑暗中谁也没有看见。
队长又说，其他人能憋住的尽量憋一会，也快到了。实在憋不住的，也都就地解决吧。
说是说，不到不得已人们还是摘不下脸。我的手在揉着小腹，脑子里在过电影，想象着昔日铁兵们乘坐闷罐车的情景，又想象着白小惠那张漂亮脸蛋憋尿会是什么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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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总算停了车。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大风夹着沙粒子扑面而入，打在脸上生疼，让人站立不住。外面天昏地暗，朦胧中看到除了沙漠，只有两排破旧的房子和帐篷。队长告诉我们这是以后的驻地，但情况紧急还不能下车，先要到前方沙害现场抢险。他指挥大家将行李全部扔到车下，又把工区已准备好的工具装上来，最后抬上两大筐馒头和一大桶水，车门再次关上开动了。车上点起马灯，开始分发馒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个的馒头，据说每个馒头半斤重，这也是特殊环境的特色了。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抓住馒头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馒头上粘有风沙咯吱咯吱碜牙，也全然不顾，噎住了，赶紧咕咚咕咚灌几口水。一个个都很狼狈，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风度和浪漫。
到达沙害地段时天已漆黑，所幸风已小了许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男男女女都顾不上观察周边状态，走出几步便哗哗啦啦地撒尿放水了。撒完尿我默默感叹，原来撒尿的感觉竟然也会这样酣畅淋漓、舒服美妙啊！。
接着，大家都操起工具跟着队长向车头方向跑
只见车头几乎矗在沙窝里，雪亮的车灯光束直射前方，与现场发电的照明灯共同组成了一个光亮如昼的长廊。前面完全没有了铁轨的踪迹，本应是路的地方，都让风沙吞噬，成了看不到头的沙谷，两边是连绵不绝的沙梁。据说沙层覆盖路面最厚处已达1.5米。几台推土机正在来回清沙作业，众多工人也正干得热火朝天。那个阵容，就像战场上，步兵跟随着坦克在冲锋；漫天飞舞的沙尘犹如战场上滚滚的硝烟。
我们60多人也被分布其中，大家用铁锹铲用大筐抬，不一会儿，个个面目全非成了土人儿。来的路上为展示美，人人都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服饰，工装都打在行李中，没想到突发的险情，把各自的珍爱都糟蹋了，很让人心疼却又无可奈何。
随着沙谷在慢慢降低，两边沙梁在逐渐升高，活也越来越难干，沙子扔上一锹滑下半锹，很快大家都腰酸臂痛干不动了。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哪经受过这样的历练，有几个女孩干脆坐在沙子上哇哇大哭起来，喊着闹着不干了要回家，其中就有那个白小惠。旁边老工人劝慰道：干不动先休息休息，慢慢就会适应的。
老工人们都在30至50岁左右，干起活来个个都像黄牛耕地，韧性十足且从容不迫。远处还有人在不时地喊着号子：
同志们啊！
鼓足干劲啊！
坚持就是胜利啊！
向建国30周年献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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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奋战到翌日凌晨，天亮了，线路也终于开通了，人们已筋疲力尽，没有了劲头欢呼，都横七竖瘫倒在沙滩上……
望着茫茫的沙漠，我的心情第一次感到了沉重，一天的经历仿佛跨越了一个世纪，人生的历练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了。我在想，风沙随时还会覆盖铁路，我们就要在这一带长期驻守治沙，以后将会怎样呢？是否也会在这里慢慢变成老工人……
乌海城区绿化的变迁
强建国
从摘得国家绿化模范城的桂冠，到向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目标进发，这座昔日人们眼中的煤都正摘掉“黑帽子”，向“沙地绿洲，水上新城”转型。
沙漠中出现点点绿
56年沧海桑田，56年历史变迁。
从1958年第一批建设者来到乌海后，已经过去了56年。乌海的建设史，就是城区园林绿化的变迁史。乌海人追求绿，更热爱绿，从曾经的不毛之地到如今的绿化模范城市，城区绿化在这个城市的变迁史中功不可没。
今年83岁高龄的高对生是乌海的第一批建设者。“记得当时我是骑马来的，到处是大沙丘，除了有一些野生植被外，看不到一点绿色。”高对生回忆说。高对生说，之前，乌海生长的大多是沙枣、红柳等野生树种，且这些树只有在黄河岸边才生长。1958年至1960年，建设者们在如今的黄河大桥北侧移植沙枣树、榆树、柳树和杨树等，乌海有了第一批人工种植的树。在黄河岸边的农田里，为了防风固沙，在农田边种上了沙枣等树木，形成了农田防护林。随着支援乌海建设的建设者越来越多，盖的房子也逐渐增多，每座房子的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沙枣树。
1961年7月，随着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勃湾市，城市绿化才算正式起步。高对生回忆说，1962年，在当时的海勃湾市政府所在地（现通用时代广场）门前种了8棵树，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行道树。城市的绿化光靠移植树木是不行的，必须有自己的苗圃育苗。1964年，在如今的人民公园建起了我市第一个苗圃——“八一”苗圃，开始培育适合本地生长的树种，如刺槐、沙枣、杨树、榆树等。与此同时，位于黄河西岸的乌达市的城区绿化也随之展开，与东岸的海勃湾一样，最初种植的树木只有沙枣树、杨树。1964年，乌达公园育起一片小树林，这是我市最早的绿地。之后，每建设一个单位，就在周围种植树木，城区渐渐出现了一片片的绿色。
沙枣树立下汗马功劳
“防沙的先锋”“保持水土的卫士”，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对沙枣树都有这样的描述。在乌海市的绿化史上，沙枣树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对生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沙枣树，但在1958年，在乌海生长最多的就是沙枣树。在黄河边一个叫李华中滩的地方，生长着许多沙枣树，在黄河两岸岸边，也生长着沙枣树。高对生说，由于沙枣树特别适合在我市生长，而且还具有防风固沙的作用，因此，沙枣树成为行道树的主要树种，也成为了当时城市的特色。
75岁的郄万森60年代初被调到了当时管理绿化的海勃湾市水电站工作。据他回忆，当时的街道只有新华街（一中至火车站）和人民路（新华街路口至千里山街路口），而且全是砂石路，两侧除了少数的房子外，就是沙滩。为了防止沙子埋路，每隔1米就种1棵沙枣树，没想到，后来沙枣树夕卜面的沙子堆得很高，靠近砂石路的一面却没有多少沙子。“别看沙枣树模样显得很土气，但是它树冠大，枝叶密，在当时可是防风固沙的功臣。”郄万森说。
任何树都不能缺水，沙枣树也不例外。起初，由于没有水井，浇树的水全靠马车到2公里以外的黄河边拉。后来，在现在的海勃湾城市供水公司院内打了一口水井，不仅解决了人们的饮水难题，浇树的水也不用马车拉了。不过，浇树时遇到了新的问题。由于风沙大，前一天刚挖开的渠，第二天就被沙子埋了，所以后来干脆边浇水边挖渠。
郄万森回忆说，随着其他适合我市的绿化树种的出现，沙枣树直到1986年才完全退出城区绿化的舞台。
城区绿化步入快车道
1976年国务院批准我市为自治区直辖市后，我市对于绿化的投入逐渐加大。1977年10月，市园林管理处正式成立。1978年6月，园林处第一眼井在一苗圃（现植物园）建成使用，面积2400亩的一苗圃开始正式发挥作用。1979年1月，将“八一”苗圃改建为综合性公园——人民公园。
1984年3月，市园林处开始对新华大街进行绿化改造，沙枣树等老树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刺槐、国槐、桧柏等新树种开始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市人民公园建设了南湖、假山等景点，还引进了动物，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对游人开放。1989年3月，市园林处接管了内蒙古工具厂劳服公司100多亩片林，改建为公共绿地并命名为青山公园（现为青山翰墨园）。1991年7月8日，总投资330万元的引黄入城工程开工，结束了城区绿化灌慨使用地下水的历史。
随着绿化力度的加大，树苗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因为从外地引种树苗成本高，而且成活率不高，因此，我市加快了苗圃的建设速度，一苗圃建起了水塔、喷灌和温室等，开始育苗。现任市园林局副局长的文彦198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苗圃当技术员。文彦回忆说，因为当时没经验，什么样的树种该埋多深，全靠自己摸索。“前一天移植到室外的小树苗，一场风刮过来，所有的树苗全部都死了，因此当时想要育成一批树苗，至少得移植三四次。”文彦说。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绿化建设也驶上了快车道。黄河街、甘德尔街、狮城街……所有的街路都开始种植行道树。海北大街是我市召开第一届乌珠慕节的重点工程，绿化工程引人注目。除了种植隔离带外，海北大街的绿化设计方案采用人行道两侧种植2至3行行道树，行道树外再种植13米宽的绿化带，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如今，许多街路的绿化仍在采用当时的设计思路。时任市园林处副主任邓志忠说：“记得当时是8月份，为了保证树木移植时水分不至于大量流失，我们专门特制了铁模具，用铁模具将树根固定后再移植，确保了移植树木的成活。”
2000年至2002年，人民公园经拆墙透绿改造建设，园容园貌焕然一新，尤其是西湖、北湖和趣石园的建设，给人民公园增添了新的亮点。
2003年植物园建设启动，建成针叶林观赏区、阔叶林观赏区等共15个景区，以及百米长廊、烽火台等多处园林景点，成为集植物观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科普园地。
随着滨河新区建设启动，道路绿化、沿黄河景观带建设成为乌海市园林绿化新的亮点。其中黄河景观带位于黄河岸畔，长约3公里，平均宽度约80米，成为独具特色的绿化景观。
街道绿化面貌焕然一新，初步形成一街一景的景观，城区内逐步形成以街道绿化为骨架，以公园、广场、游园绿地为中心，乔、灌、花、草相结合，点、线、面、环相衔接的城市绿化格局。
向园林城市迈进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逐年增加，在乌海人民辛劳的双手之下，这座沙漠小城逐渐变成了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不服输的乌海人还有更大的目标，就是要将这座城市建成美丽宜居的园林城市。
来自市园林局的统计显示，经过几代人的建设，截至2013年，我市建成绿地率达到36.04%，绿化覆盖率达到40.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4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市园林局副局长文彦说，如果说之前的绿化思路主要是为绿而绿，那么从2008年前后开始，我帀的绿化思路开始向为美而绿转变。
2008年开始，我市以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自治区“十二运”在我市举办为契机，重点实施了机场路、110国道、运动公园、法制广场园林绿化重点工程。这一年，林荫大道开始建设，林荫大道的绿化除了采用乔灌木和阔叶、针叶相结合外，还引进了不少彩色树种，同时将大型树种移植至绿化带内，形成了景观效果。
2010年，我市被命名为自治区级园林城市，先后新建和改建了运动公园、青山翰墨园、法制公园、乌珠慕公园以及神华墨玉广场等8大主题公园，还新建了多个各具特色的街头游园绿地。
2011年，乌达、海南两区的人民公园也分别改扩建完工，更多的居民融入到城市绿色生活里。改建后的乌达区人民公园是目前城市绿地系统中最大的绿色生态板块。海南区人民公园总面积扩展为17.89公顷，绿化面积达到12公顷，绿地率达到70%，并引入大量的果树，利用植物林相、季相、色相的变化丰富景观效果。
2013年，我市实施了人民公园建成开放后最大规模的改造工程。建设了多处林下广场、健身场地、艺苑活动场所，贯通了南北湖体，打造了亲水、戏水、湿地景区等游园人群喜爱的设施、景观，真正实现了公园改造为老百姓服务的目的。此外，各区还重点实施了城区街道、游园绿地景观提升工程，着力打造10分钟休闲圈和节点绿化，真正实现“城在绿中、绿在城中”。
2014年，我市将实施乌海湖右岸景观绿化等16项园林绿化工程，预计可新增绿化面积403万平方米。
从当初的满目黄沙到如今的出门见景，在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前赴后继的建设下，乌海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绿化奇迹。
早期绿化的那些事
韩建慧
从摘得国家绿化模范城的桂冠，到向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目标进发，这座昔日人们眼中的煤都正摘掉“黑帽子”，向“沙地绿洲，水上新城”转型。
乌海自然环境之恶劣世人皆知，在这里植树造林是自治区12个盟市中最难的，但乌海的干部群众齐上阵，不向恶劣环境低头，数十年来苦干实干，坚韧不拔，把这片曾经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改造成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这样的精神可歌可泣。
如果要追溯的话，关于绿化的话题，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1958年初，为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和煤炭工业部决定开发乌达煤田。当时的乌达地区，到处都是沙丘沟壑、荒山秃岭，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当年10月，从全国各地而来的上万名建设大军云集此地，在对乌达煤田开采的同时，也开展了农林副业工作。
这样有关乌达地区防风治沙、开展绿化、发展农林副业的故事从此开始。
为了上万人的吃菜问题
1958年以前的乌达可以用一段民谣来形容：“五根椽子两块儿笆，搭起茅庵就是家，吃水要到黄河拉，水里全是泥和沙。”骤然云集来的万余人，根本没有新鲜蔬菜可吃。
在乌达矿务局资料书籍《难忘的历程》中，编者曾经对这一段岁月做了详实的回忆。书中说，当时，每逢冬季，各单位都要组织大批的人员车辆到外地去拉菜，但是由于路远难走，菜到了本地已经变成了冻菜、烂菜。吃不上蔬菜的困境让当时的领导班子下定决心开荒种菜，于是在1959年的春季，由几名老工人带领几十名家属，开进茫茫荒漠，开渠种菜，也是这一年，各矿的农管区诞生了。
今年75岁的乌达区居民李秀芝（化名）至今还记得当年“担大渠”的经历。“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开荒全靠人拉肩挑。没有自行车，早上要步走40多分钟到单位，干一天活儿，因为劳动强度大，玉米面和白面蒸的大馒头妇女同志也得吃两个。”
彼时的劳动主力，几乎都是职工家属。她们后来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五七工”。如今她们岁数最小的也都步入耳顺之年，早已是白发苍苍，女子最美好的年华几乎都奉献给了当日的荒漠。
1961年以后，矿区农场开始迅速发展，到1966年，各主要矿厂都有了自己的蔬菜农场，然而，风沙大仍然是种植蔬菜的最大危害。据统计，仅1975年，从3月到7月，八级以上大风就刮了31次，五六级风几乎一场连一场，白天挖好的渠道打好的堤堰，第二天就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幼苗刚出土，就被沙子埋住……如何才能“防风固沙”，终于沉甸甸的摆在了建设者们面前。
栽下了第一片树林
1964年，乌达矿务局生产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开荒种地办的农场被划分到厂矿，逐渐形成农副业基地。
为了增产增收，防护林建设同步进行。以苏海图矿为例，到1965年时，该矿就有了80多亩土地，种了30多亩小麦和高粱、豆子，40多亩蔬菜，还种了八九亩的西瓜、小瓜，最关键的还有四五亩幼林，栽种了百十米长的防护林。
而就在几年前，乌达还是光秃秃的山，一望无际的沙丘。1960年的时候，由当初乌达的第一个林业工程师傅生德在新建的矿区局院内，栽下了第一片树林。
1965年10月，根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精神，乌达矿务局成立了矿区林场，并根据煤炭部的规定，按吨煤提取一角钱作为造林基金，当年春天，局里从山东、河南等地买回来小叶杨、杨柳、沙枣等树苗，动员全体职工、家属扛着铁锹铲平沙丘，打起堤堰，修起支渠，种上树苗。由于当时气候干旱，灌溉跟不上，树苗种进去十来天就死了。职工们又每天担水灌溉，使1200亩树苗全部成活。
“1966年春天，矿务局制定了林业发展规划，计划每年以1000亩的速度发展防护林及坑木林。但就是这一年，文革开始了，林业计划成了一纸空谈，1967年，全局有林地2000亩，但是到了1976年，却减少到1000亩。”在《难忘的历程》一书中，编者对当时的林业发展做了这样的记录。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个春天。矿务局组织万人开展农林大会战，两年间植树造林2000亩，防护林建设有了新发展。同时，矿务局采购机械设备，设立育苗基地和育苗基金，并将每年的4月7日设定为“植树造林节”，每逢这一天，全局的职工、家属、学生都会主动扛着铁锹到基地造林，到1998年时，4000亩的防护林将乌达矿区面貌彻底改观，挺拔的杨柳、婀娜的垂柳、坚韧的沙枣、蓬勃的杨榆……乌达地区荒凉的昨日，终于一去不返。
“无核白”的甜蜜记忆
今年32岁的乌达区居民刘红英还记得自家种植的一株“无核白”葡萄。“大概是1984年，父亲移植回来一株葡萄藤，小心翼翼的种起来。在那之前，家里的葡萄只有龙眼一种，这株名为无核白的葡萄，是我小时候最甜蜜的回忆。”刘红英说。
也许是水分不足，或者是缺少肥料，刘红英记得自己家的龙眼葡萄不是那么甜，而“无核白”不一样，它的果实即使熟透了也是晶莹剔透的绿色，“放进嘴里甜甜的，好吃的要把舌头都咽下去。”刘红英说。
不过，这种葡萄很娇贵，它需要精心护养，经常打药。刘红英只记得葡萄甜香，并不知道它的由来。事实上，早在1977年，乌达矿务局农林指挥部就建立起园艺场，在乌海地区率先进行无核白葡萄的引种实验，试种的50亩稳定高产，这种来自新疆的无核白葡萄，开始在乌达矿区安家落户。
也正是无核白葡萄的试种成功，推动了矿区葡萄生产的发展，庭院葡萄种植像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之后的巨峰、圆白、马奶、玫瑰、新疆红、龙眼等数十个种类都陆续稳定高产，矿区葡萄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乌海地区的葡萄种植业。
如今的乌达区，绿色植被覆盖整个城区，早已不见昨日之荒凉。从1958年第一支建设者开进这片荒漠，乌达的几代矿工和子女们一直在播种绿色和建设家园。
随着乌海湖工程的进展，昔日的农场大多数变成了淹没区，但当年父辈们亲手种下的沙枣、刺槐、榆树、杨柳等仍然守候在乌达各条街道，见证着昔日开荒造林者的豪迈激情。
乌达，这片由父辈们的血汗滋润建成的新家园，如今正一派葱茏。
机场路：十五载打造绿色风景线
强建国
不少老乌海人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机场路北段曾经是一片荒漠。从1999年开始至今，在一拨又一拨的林业人的努力下，将原来的荒漠打造成了一道绿色风景线。
在海勃湾区林场职工时圣魁的记忆中，15年前的机场路只修到了岱山公司附近，马路尽头就是“望不到边”的沙漠，大风来临时沙尘遮天蔽日，岱山公司附近的道路常被沙子埋住，附近农民种植的蔬菜也经常受灾。
为了改变城区北部的生态环境，1999年，海勃湾区启动了城区北郊生态治理项目。现任海勃湾区征拆局局长的田志忠当时负责生态治理项目的造林设计。他回忆说，当时机场路东侧的沙丘连绵起伏，植树难度非常大。他们采取随势栽种的方式，先在沙地里埋上草方格，将流沙固定，然后在草方格里栽植苗木。最难的是给树浇水，因为地势不适合开挖水渠，项目区内采取管道供水，用消防水带人工浇水。“管道上设置了若干个接口，到项目区最里面的路程大约有3.5公里，我们每个人背大约50斤重的3条水带徒步走进去，然后将水带接好人工浇水，走到目的地时整个人都累瘫了。”田志忠说。
适合植树的季节只有短短两个月，因此当时的植树任务非常重。工地距离城区较远，工作人员早晨7点钟就来到了现场，一直到天黑才能回家，有时候甚至晚上10点左右才能回家。时圣魁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像行军打仗一样，肩上背着一个军用水壶。不过，一壶水根本不够喝，不少人因为口渴难耐，直接喝管道里的生水，有肠胃不好的人还喝坏了肚子。不仅如此，午饭也只能在工地上解决。每到中午，派一名工作人员到城区买盒饭，4月份的气温只有10°C左右，等人们准备吃饭的时候，盒饭已经凉了。“虽然饭菜是凉的，而且几乎天天吃盒饭，但因为体力消耗大，人们也顾不得好吃不好吃了，每人至少得吃两份饭。”时圣魁回忆说。
在田志忠的记忆中，四五月份正值风沙天较多的时候，修好的砂石路常被沙子埋住，运输树苗的车动不动就会陷在沙子里。这时候，工作人员就需动手推车，好不容易车推出去了，人却变成了满身沙土的“兵马俑”。一场风过去，水渠内堆满了沙子，每刮一次风，工作人员就得清理1次水渠。风沙影响最大的还是苗木的种植。苗木栽种完毕浇上水后，一场大风过后，有的树苗就被吹得无影无踪，有的树苗四周沙土全部刮走了，只剩下湿土包裹着树苗。因此，只有不停地补植树苗才能保证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风沙天还造成了生活上的困扰。有时候刚端起盒饭忽然刮风了，饭菜里全是沙子，但所有人像没看见一样，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沙漠里炎热干燥，几乎每个人的皮肤都被晒得黝黑，嘴唇也经常起泡、掉皮。从1999年到2002年，经过林业职工和全市人民的努力，在如今的岱山公司和新时针生态农庄及周边区域，一片片树林逐渐形成，原来荒芜的沙漠上渐渐出现了一块块绿洲。
2003年，随着乌海飞机场的建设，机场路也延伸至了飞机场附近。为了防止沙漠的侵袭，道路两侧种植了宽12米的防护林带。之后几年，机场路没有大规模增加绿量，只是对绿化林带内的树木进行了补植。直到2010年，随着机场路复线完工，机场路的绿化进入新的阶段。不仅两侧的防风林带增加到了12行、36米宽，还启动了隔离带的绿化。隔离带长14公里，宽8米，种植了圆冠榆、云杉、桃树等乔木，还种植了丛生火炬、丁香、沙地柏等绿篱。植物配置高低错落有致，颜色有机搭配，立即成为机场路一道靓丽的景观。2012年之后，随着机场路西侧拓宽，对机场路进行了绿化提升，种植了竹柳、新疆杨、丁香、紫穗槐等苗木，使得道路两侧绿化带宽度达到50米以上。植物配置注重各色花木的协调统一和自然美观，增加了景观效果。与此同时，在机场路两侧修建了大小不一的8个人工湖，引黄河水入湖，用于周边葡萄、绿地的灌溉使用。除了灌溉使用外，人工湖还成为了机场路两侧景观湖。
如今，机场路两侧翠绿的树木、金色的沙漠和清澈的湖水，构成了城区北部一道独具特色的景观，迎接八方来客的到来。
乌达矿务局，蓦然回首五十年
杨星灿
1976年乌海市成立后，我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有机会经常到乌达矿务局采访，对乌达矿务局有了初步了解；1985年至1996年，我在乌达矿工报社工作，期间经常同编辑、记者们一起走基层，下矿井，进车间，在同干部、工人零距离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谈中，加深了对乌达矿务局的认识；2008年，为了纪念矿务局建局50周年，我参加了《光辉的征程》这本大型局志的编撰工作，看矿史，查资料，翻档案，对乌达矿务局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谨写此文，献给一批又一批开发与建设乌达矿区的人们。
划时代的跨越
1958年，为了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当时我们国家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即在15年内钢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满足即将投产的包头钢铁公司对煤炭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巴彦淖尔盟组织夺煤大会战，要求年内完成50万吨原煤生产任务。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决定把乌达作为煤炭生产的主战场，并把自治区下达的原煤生产任务提高到80万吨。同时成立了“支援乌达委员会”，从临河、五原、杭锦后旗等旗县抽调6700多名民工，同先期到达修筑矿区铁路专用线的4700多名民工，组成一个民兵师，在乌达开展夺煤大会战。
这支队伍认真贯彻中央“小土群”（小炼钢炉、小煤窑、土法生产、群众运动）方针，见煤就挖，遍地开花，当年就建成40多个矿井和一个露天矿，生产原煤84万吨，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乌达地区沉寂多年的亘古荒原呈现出一派从未有过的热火朝天景象，开始了划时代的跨越。
1959年3月30日乌达矿务局成立。在1959年至1960年两年的持续跃进中，乌达矿务局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指1958年3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一方面着手正规化矿井建设，一方面对小煤窑进行技术改造，把42个小煤窑改造成7个正规化矿井。1961年1月建成投产的第一座机械化焦煤矿井-苏海图煤矿3号斜井和之后相继建成的60万吨黄白茨平峒、60万吨苏海图煤矿一号井和二号井，标志着乌达矿务局由土法开采进入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新阶段。
上马之初的不久，乌达矿务局同样遇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天灾人祸交加的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困难局面，乌达矿务局同样执行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入了长达5年的调整期，精减职工，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全局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19785人减至1963年的11367人。
1963年至1965年，年设计生产能力为60万吨的黄白茨煤矿新井和120万吨的苏海图煤矿、21万吨的教子沟煤矿技术改造工程先后完工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50万吨的五虎山煤矿动工兴建。
1965年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成立，公司机关设在乌达矿务局，辖乌达、包头、扎赉诺尔3个矿务局和呼鲁斯太筹备处、包头煤校、117煤田地质勘探队等单位，实行集团化生产和管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达矿务局陷入无政府状态，原煤产量大幅度下降，亏损严重，成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老大难”单位。
历史性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达矿务局同全国一样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全局生产原煤474万吨，上缴利润2398万元，创建局20年来最佳经济效益。
1985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和煤炭部“全面起步，总体推进”的要求，乌达矿务局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与煤炭部签订了为期6年的总承包合同，实行以“三包一定”（包产量、包利润、包质量和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为主要内容的集团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发展多种经营，做好企业的转轨变型工作，确立了“以煤为主，多种经营，逐步实行煤电联营，相应发展建材、化工、建筑业、养殖业和种植业，同时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和第三产业”的经营战略。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国有煤炭企业开始被全面推向市场。在新的形势下，乌达矿务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处铁路的“瓶颈”地带，煤炭外运受限，夕卜运量逐年减少，只能“以运定产”；周围难以数计的小煤窗蜂拥而上，乱采乱掘，以其成本低、售价廉、经营活的优势，对国有煤矿形成巨大冲击；煤炭销售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使原本供大于求的煤炭市场货款难以回收。自1975年以后连续十几年盈利的乌达矿务局，从1988年开始出现亏损，到1992年，累计亏损达1.79亿元。
为了走出低谷，摆脱困境，1996年，乌达矿务局开始了“二次创业”的艰难历程。这一年，全局精简机构63个，精减分流人员3681人。1997年，按照“三条线”（煤炭生产线、多经三产线、后勤服务线）管理格局，除3个生产矿、局洗煤厂、水电厂、水电处6个单位外，其他二级单位全部与矿务局脱钩进入市场，实行模拟法人运转。
新世纪的奋进
199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乌达矿务局正式划归神华集团公司统一运营，实行生产统一调度，商品煤统一销售，自备车统一管理。
2001年1月，乌达矿务局改组为神华乌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神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乌达矿业公司对所属已经改制的企业，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产权制度，按公司章程规范运营；对未改制的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以转换经营机制为内容，本着“一企一制、因企制宜”的原则，采取法人分离、分片经营、带资分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改制。从2003年至2007年，先后完成了黄白茨煤矿和五虎山煤矿的政策性破产，改制重组为黄白茨矿业公司和五虎山矿业公司，同时把破产单位的教育、环卫、公安职能和人员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改组后的矿业公司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对苏海图、凯鸿煤化公司、五虎山3个洗煤厂进行一系列技术改造，洗精煤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其成为乌达矿业公司的主导产品。2004年至2007年，全公司总洗煤能力由300万吨提升至570万吨，精煤产量由200万吨提升至320万吨，精煤销售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80%以上。原煤入洗量的大幅度上升和精煤产量的突飞猛进，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了由资源开发型向资源增值型的历史转变。
2001年，神华集团公司成立了内蒙古运销分公司，加大对乌达矿业公司运力的支持力度，外运销售情况逐年好转，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实现了增销增收。2007年，销售收入达到16.13亿元，全公司盈利3.29亿元。
2008年，乌达矿业公司、海勃湾矿业公司、乌海煤焦化公司、蒙西煤化公司4家企业整合重组为神华乌海能源公司，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矿山主人翁
在50年历史长河中，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乌达矿务局的历史，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华美的篇章。他们当中，先后有6人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有26人获得省部级劳动模范称号，有4人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下面介绍的几位，就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
杨永成：1958年到乌达教子沟煤矿当工人，到1978年一直奋战在百米井下。在20年的时间里，他像一头辛勤耕耘的老黄牛，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据不完全统计，在20年间，他义务献工1700多个，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年的工作量，被人们誉为“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建设社会主义不停步的好工人。”从参加工作到1964年，他只领过一身工作服；按规定，背炮泥的兜子3个月换一次，他却补了又补，18年只领过一个。1978年担任矿工会主席后，凡单独外出开会、学习，从不报销旅差费，不领公出补助。1977年，他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1978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张二毛：1969年从部队转业到乌达矿务局黄白茨煤矿当工人，30多年里一直坚持在采掘第一线。组织上曾先后4次调他到地面工作，都被他一一谢绝。1975年，他因工受伤，左腿粉碎性骨折，锁骨严重错位，肋骨也断了两根，手术后，左腿短了3公分，他毅然坚持在井下。在30年里，他义务加班1200个，多出煤12000吨，从未领过一分钱加班费。1990年，他先后3次为亚运会工程捐款1300元，表达了一位煤矿工人的拳拳爱国之情。据后来统计，他是当时乌海市和全国煤炭系统个人捐款最多的一个。1991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中共乌海市委下发通知，在全市开展向张二毛学习的活动。1995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张福生：1970年参加工作。1984年到1988年他担任五虎山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队队长期间，他的队连续4年被评为全国煤炭系统甲级标准化采煤队，曾创造了一套设备一个工作面工效连续3年居全国煤炭系统第三位的好成绩。1988年和1993年，他连续两次当选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名煤矿工人代表。他心为煤矿工人所想，情为煤矿工人所系。在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任职期间，先后提出建议、意见和议案280件，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大部分议案得到承办单位的答复，不少议案被采纳。《人民日报》称他是“议案和建议的高产户”，被《经济日报》誉为“议案专家”。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张福生关于改善煤矿工人待遇等5条建议的发言，使在场的布赫主席深受感动，当晚欣然挥毫为他赠诗：“握钢钎，戴银灯，入地千层采乌金；汗水化作光与热，奉献百家四季春。”其后，张福生先后担任黄白茨煤矿副矿长、矸石发电厂厂长、乌达矿务局副局长等职，现任内蒙古电力总公司总经理。
杨莲梅：1966年到乌达矿务局五七蔬菜农场参加劳动，后被选为队长，带领几十名矿工家属开荒种地。为了丰产丰收，她们往返20多里路，从矿上往地里挑肥。到了收获季节，她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到地里背麦子、背豆子，脚上打起了血泡，钻心地疼，仍然咬牙坚持着。杨莲梅几十年如一日和广大矿工家属一起，用心血和汗水，把昔日荒凉的北沙滩改造成一片片良田。1978年和1979年，她先后被授予“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和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
消失的矿区俱乐部
肖卫琴
无数在矿区生活过的人，都会对俱乐部印象深刻。无数人提起俱乐部来，都会为它点缀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而怀念不已。矿区俱乐部，折射矿区几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侧影，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和往昔回忆。
每个矿区都会有几座标志性建筑，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俱乐部。由于俱乐部都在家属区附近，在一大片平房中，赫然耸立着高高大大的大礼堂，在矿区人心中，俱乐部就是一座“文化圣殿”。虽然很多俱乐部建设风格很雷同，但是相对于办公楼的方方正正，俱乐部还是建设的很有独特的文化元素的。在我的印象里，每当有吸引人的新电影上映，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消息，俱乐部门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上千人一齐涌入俱乐部看电影的场景，大概每个矿区人都有印象。
俱乐部墙面上都有文艺骨干们手绘的宣传画，内容大抵是几个工人一起工作，以团结奋进为主题。当年平沟矿区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才，有一个在矿区公安科工作的小伙子，由于画画好，他帮着画手绘墙面的身影，就出现在俱乐部二层。
幽暗的礼堂里，一道光映射到大屏幕上，伴随着胶片轴有节奏的转动，影片徐徐上映。谁要是刚好站起来，挡在光束上，屏幕上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大黑影，礼堂里立刻响起此起彼伏喝倒彩的声音。如果入场迟到了，就会有好心的售票人员，拿着手电筒，帮着找座位。
当年我同学的爸爸刚好在矿区俱乐部工作过，很多人巴结，就为了弄两张位置好的票。他告诉我们，最早电影放映都要靠手摇，所以没有严格的时间指标，每秒摇13、4格至25、6格都有可能。而一本拷贝1000英尺的标准在当时已经形成，放下来就是11~17分钟。当年放映机组采用前苏联技术，放映机组都是铁皮的，手摇式倒带机、散热风扇如今都已经成为文物。
那个年代人们业余文化生活匮乏，能花两毛钱看场电影，就是非常奢华的享受。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同学们就一排排地站好队，心情很是愉悦，虽然看的都是《小兵张嘎》《鸡毛信》《白毛女》《一江春水向东流》《英雄儿女》等有着浓郁时代特色的影片。偶尔有《少林寺》这样的让大家都喜欢的电影上演，我们就跟着在俱乐部工作的同学爸爸，三个人买两张票，悄悄地混进去，坐在最后排，安静地看电影。
在矿区倶乐部，很多大型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作为少先队队员，我胸前系着红领巾，无比崇拜地望着主席台的先进劳模和领导，他们是那么高高在上，让人尊敬。很多大型文艺演出也经常上演。无数矿区的文艺骨干成为俱乐部里的“红人”，井下工人辛苦去下井采煤，艺术人才们就在俱乐部里紧张排练，要是矿上有人家的孩子成了文艺骨干，走在街上都被人羡慕，听着大家无比艳羡地夸赞：“说谁谁的孩子，唱歌真好，是个人才呢。”家长心里可都乐开了花。一大批业余文艺骨干从台前走到幕后，在矿区俱乐部里成长，矿区俱乐部也变成文艺人才成长的摇篮，据说很多艺术骨干由于表现优秀，都从井下一线调到了机关工作。
每个俱乐部里都有无数故事，那些年我们去过的俱乐部，不仅仅有硬板椅、水泥地，打着手电找座位……还有更多矿区人难忘的记忆和往事，尽管不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却伴随着时代烟云，成为矿区人回忆过去旧时光的谈资。
代兰塔拉铅矿之艰苦创业篇
李万永
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在甘德尔山东麓开展了一场千人夺铅大会战。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峻的考验与磨砺，锻造出了一支由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坚强队伍。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的纯朴感情，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个人得失，大干、苦干、拼命干，全身心的投入到光荣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会战是那么的昂扬激越、那么的震撼人心、那么的硕果累累。
审慎决策，筹建铅矿
甘德尔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据探明的矿产资料显示，主要分布在甘德尔山东翼的矿化带长6500米，宽30~50米；矿石成分中主要含有铅、锌、硫，其次还有铌、镉、锗、铁、镁、锰及微量的金、银、钼、钡等矿产元素。
在铅矿未上马之前，甘德尔山脉东麓一避风山弯里仅有一名康姓邮电巡线员于1953年修建的几间土坯房。那时节，因人迹稀少，常有青羊、大头羊、黄羊、兔、狐乃至灰狼等多种动物，单个或集群出没于山涧荒原上。所以，生活在这里农牧民经常到这一带打猎。他们在长期的涉猎活动中，在群峰连绵的甘德尔山脉间，不经意地发现了裸露在明外的高品位、晶莹闪亮的氧化铅块。于是，他们把含铅量极高的矿石放在羊粪上烘烧炼出了铅块，然后再加工制成猎用子弹或铸成铅锭运到鄂托克旗，以每斤五角钱的价格卖给公家收购站。
1958年，伊克昭盟盟委根据民间炼铅的信息，派人到实地踏勘、调查，并结合有关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开发甘德尔铅矿，为民造福。同年4月7日，抽调白成德（盟医药公司经理）、张宝印、张荣等3位同志到甘德尔山进行开矿的筹建工作。他们途经拉僧庙时，找到了曾在甘德尔山采过矿石的周广山、郭福都等人做技术指导。没有启动资金，就向银行贷款400元，在拉僧庙买了5个刨锤、十个钻头、一根撬棍、以及锅碗瓢盆吃饭的家伙什和一些粮油食品，向拉僧庙化工厂借了20根椽子，7领席子，雇了一辆牛车拉倒了甘德尔山下，在老住户康家废弃的羊圈一角，搭上椽子，铺上席子，再压上些野地的沙篙，用大泥一抹，就建成了既住人又办公的多功能届室了。在这样一穷二白极简陋困难的条件下，正式拉开了筹建铅矿的序幕。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家安顿下来后，立即开展了矿源查找工作。由周广山、郭福都等人分别做向导，将断断续续招收的全部人马分成几个小组，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踏遍了甘德尔山的沟壑峰岭，并远涉桌子山脉的千里山、摩尔沟、胳驼山等地。从山体表层裸露的矿脉征兆（俗称黄汛）分析判断，基本摸清了矿源分布的概况，并将所掌握的情况及时呈报盟委。于是经盟委批准，1958年5月1日，地方国营甘德尔铅矿正式成立了，白成德任矿长兼党支部书记。
在这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办矿，面对的困难很多，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没地质资料，只凭山体冒头矿脉征兆跟踪挖掘，不知内里储量状况，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造成无功而返，浪费人力物力的被动结局；二是在很短时间内招工人达2000多名，吃、住、饮水等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工人都是来自农村，没有开矿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且自由散漫，生产管理难度大；四是没有技术人员，没有必要的设备，就凭镐刨锹铲麻袋背，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因此，一度出现人心浮动的事。
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矿党支部及时召开多种会议，首先统一党员、干部和生产骨干的思想认识，并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职工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革命传统教育，大讲矿山发展潜力和前途愿景，从而稳定了人心，激励起广大职工“甘于吃苦、以矿为家”的理想信念和主人翁责任感。与此同时，为解决职工吃、喝、住等问题，矿里组织了队伍在矿区周围先后打了十一眼井，每眼井都是几十米深，但只有三口井见了水，而能够汲取水量的仅有一口井，根本解决不了缺水的问题。于是，就到30多里外的黄河拉水。起初是用两辆牛车，两头毛驴拉水、驮水，甚至动用多人去背水。往返70里路程，一天只能背一趟，可谓滴水贵如油。所以，人们对水是十分的珍惜，做到一水多用，当时一碗水解决全家洗脸问题是常有的事。后来有了汽车，可从包钢建在卡布其沟口的水泵房处拉水，极大地缓解了吃水难的问题。而吃粮很长一段时间需到卡布其粮站购买，如此从铅矿通往卡布其的山涧小道上，从早到晚都有背着粮袋前行的人，特别是粮食供应紧张时，那路上更是人流如梭。后来，铅矿盖起了石垒的大礼堂，经与粮食部门协商，一个月粮站人员到矿里集中售粮一天，大大减轻了人们的精神负担和生活压力，及至后来，矿里有了粮站，那就更方便了。
刚开始时，许多人只能住在山坡上自然形成的大小石窟或在干河槽构筑的地窑里，即在半明半暗的土墙上面搭几根椽子，上面铺上柳笆和野草沙篙，抹一层薄泥，就成了一户人家的居室。后来，矿上发动大家去山沟里砍伐榆树，破开后顶替橡子搭在屋顶上，而墙体是人们从山上背下来的石块、石片干垒起来，然后用麦草粘泥一抹，就因地制宜挖地窖3_多平方米，修建干砌石板房数百间，并成功修建了冬暖夏凉、满面门窗的石窑洞60间。还建起了石砌大礼堂、职工食堂等。至此，吃、喝、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职工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
与此同时，矿里继续组织队伍寻找新的矿源。他们顶风冒雨，风餐露宿，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石坑里积淀的雨水，一心想的就是快点找到矿点、快点挖出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多处新矿点，经过筛选，矿里决定在甘德尔山东侧开掘1一4号4个井口。于是乎，在沿甘德尔山东麓延绵十几里的多个工地上，展开了“向高山开战，让荒山献铅”的大会战，响亮提出了“大干、苦干、拼命干、誓将红旗插遍甘德尔山”的战斗口号。
刚开始的采矿，因为没有地质资料，完全是跟着黄汛（蕴藏在深处的铅沙的表象）走，忽而上行，忽而下沉，忽而遇到很深阔的一大窝，忽而又成了一条窄窄的矿线。铅砂被裹挟在石缝、石坑间，较石头松软的多，可直接用刨锤（一种用于刨挖铅砂的专用工具，锤头下方有一圆孔可镶嵌更换秃钝的钻头）挖，由矿工用特制的小麻袋往外背。背砂人沿着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弯弯曲曲的巷道背到山外。巷道里点的是麻油灯，背砂的人拄着特制的短拐杖，有的低处抬不起头，忘记时猛抬头，虽带着安全帽，也被顶的头疼。难怪当时有人形象地编出这样的顺口溜：“窟窿车间驮子工，手柱拐棍爬着行；粉尘弥漫灯不亮，白茬皮袄黄橙橙”（指白茬皮祅被金色铅砂浸染上色之表象）。后来，掘进的巷道越来越深，长距离人背劳动强度过大且生产效率很低。于是，就在铅砂集中的地段开凿出一条较宽敞的巷道，人们将铅砂背到巷道里倒在胶轮车上，车满后再由专人推至井口外。
4号工地的井口开在山顶，汽车上不去，机电车间的师傅们从井口到山下架起了两条钢丝绳，上面悬挂两个铁斗，装满铅砂的斗子飞速下滑时，又将下面的空斗子牵引了上去，这样周而复始，上下穿梭，不断地将铅砂输送到山麓，很好地解决了汽车外运问题。
经过一个阶段的实战，矿里先后淘汰了出铅不太理想的二、三号矿点，只保留并集中力量进行一、四号两个坑口的采掘生产，且一直延续开采了几十年。
与此同时，还在甘德尔山西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个高品位的结晶块状的矿体，并成立了一个工区扎营黄河岸边（即现在的黄河大桥北边那片住房）进行开采。虽然产量低但含铅量却高达80%，可直接销售且价格昂贵。
而一、四号工地产出的铅砂，有的品位低达不到出口质量要求，形成大量积压，占用资金，浪费资源。为此，矿里经过多方调研并发动群众，在矿区一平整地块建起了数座平炉开始了土法炼铅作业。当年炼出粗铅45吨。无疑，这是将低品位铅砂进行加工、创收增效的一种探索之路。
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峻的困苦考验与磨砺，锻造出了一支由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坚强队伍。他们怀着对党坚贞不二，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的纯朴感情，不畏难，不怕苦，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个人得失，大干、苦干、拼命干，全身心的投入到光荣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从而在建矿仅8个月的时间里，除完成了多项基本建设工程、大大改善了职工吃喝住行基本生活条件外，硬是靠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业绩：1958年共生产铅砂2780吨，高品位结晶矿石270吨，两项折合成100%的铅纯金属为861.6吨，冶炼出粗铅45吨，实现利润191.39万元，赢得了建矿开门红，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
首战告捷开门红，全矿沸腾豪气增；
任尔前行多艰难，拼搏进取勇攀登。
乌海市技工学校的变迁
张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技工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我市各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1998年9月，5所政府办技工类学校——工业技校、建委技校、交通技校、商粮技校、农林技校合并，成为乌海市技工学校。2005年，技工学校与职业高中、职工中专工业学校合并为市职业技术学校。
技工学校遍地开花
经历了万人大上山的热潮，乌海大地上的开发建设如火如荼。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各行业的迅猛发展，专业技术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传统的以师带徒和子承父业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迫切需要有正规的培训机构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此背景下，技工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今年57岁的李全林1980年从巴彦淖尔市来到乌海，毕业于包头机械工业学校的他在技工学校工作过，谈起这段工作的经历，李全林感慨万千。
据李全林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乌海市技工类学校发展达到高峰，“最多时达到了13家之多，有企业行业办的，也有政府各委办局办的。当时企业办的技工类学校有千钢技校、化工厂技校、西水技校和两大矿务局技校等。政府各委办局办的技校主要是工业技校、建委技校、交通技校、农林技校和商粮技校。”李全林说。
当时技工类学校主要是为各行业各单位培养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就能参力口工作，因此在成立之初，各技工类学校生源非常好，许多学生都首选技工类学校报考，一时间，技工类学校红火了起来。
五所政府办技校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技工类学校风生水起的大潮中，政府所属委办局办的五所技校也红火发展。这五所技校分别是工业技校、建委技校、交通技校、农林技校、商粮技校，均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在海区的沃野路上，坐落着工业技校、农林技校、建委技校、电力技校和轻化技校等技工类学校，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技校一条街。
成立之初，五所技校是为了解决本行业职工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问题，由于就业形势比较好，这些技校成为当时的香饽饽，有许多高考只差一两分的学生都选择了到技校学习，好的生源使这五所技校迅速发展起来。
交通技校成立于1980年，主管单位是交通局。今年53岁的秦保真曾是交通技校的实习指导，据他回忆，交通技校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两间办公室都是借用的，教师也是从交通行业抽调的。成立第一年，交通技校开设了路桥和汽车驾驶专业，招收了70多名学生。当时由于轿车还属于奢侈品，交通技校汽车驾驶专业只教授大车驾驶技术。秦保真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带领着学生们开着大车，频繁往返于海勃湾、海南等地实习训练。
工业技校成立于1981年，主管单位为工业局。今年53岁的胡和平是建校元老之一。据他回忆，工业技校成立的第一年，全校只有七八名教师，这些教师有应届毕业大学生，还有从各个企业抽调的工农兵大学生。工业技校第一届招收了106名学生，专业设置主要有机械制造、矿山机电、采煤采矿。1988年，工业技校与轻化技校合并，仍然沿用工业技校的名称。
建委技校成立于1982年，又叫基建技校，因归建委管理因此人们都习惯叫建委技校。据1983年到建委技校任职的翟建新回忆，建校之初，建委技校设有土建班、园林班和财会班，课程设置有语文、数学、物理等基础课，还有制图、力学等专业课。1984年，翟建新的爱人韩淑珍也来到了建委技校任教，据她回忆，由于建筑行业的时节性，建委技校的学生都是边学习边实习，学生们用砖头在砌墙拆墙中练习技能。当时建委技校有自己的工程队，学生们第一年练习，第二年就跟随工程队实习。翟建新夫妇清楚地记得，从1982年建校，到1998年五校合并，建委技校共培养了34个班的1万多名学生。学校的教室、宿舍、家属楼和图书馆等建筑都是学生们亲手盖起来的。
农林技校成立于1981年，当时主管单位为农委。在农林技校工作过的郭天轶回忆，当时农林技校主要教授蔬菜和果蔬的种植技术。商粮技校也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专业设置有市场营销、粮食加工和会计等。
据五所技校的老职工们回忆，当时五所学校的学生都以住校生届多，学制大多为3年，学费在三四百元之间，学生们每周要上六天课。学生分为长线学习和短线学习。所谓长线是就读3年，毕业后领取毕业证。短线就是两三个月的短期学习，主要是考取驾驶证、从业证等各种证件和继续教育。“当时技校学生基础好，学习态度端正认真，虽然条件艰苦，我们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韩淑珍回忆起当时的教学经历仍感慨不已。除了学习，技校系统每年都会举办田径运动会和文艺汇演，丰富学生们的文体娱乐生活。韩淑珍记得有一年的技校系统篮球赛上，学校领导从农村招来一批学生，这些学生篮球水平特别高，这支篮球队一直打进了国家系列的比赛。
技工类学校的专业性培训为我市各行业发展提供了大批专业人才，保证了各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也正是因为专业性局限了技工类学生的就业方向，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企业单位用工制度的改变，技工类学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五校合一走向辉煌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用工制度改革，国家取消了统招统分政策，乌海地区曾经红火一时的技工类学校面临空前的困局，一些企业行业办技校濒临倒闭或被迫关闭。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没有一线的专业技术工人，这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根基，因此，1998年9月，我市将五所政府办技工类学校合并为一所，合并后的学校即是乌海市技工学校。
成立之初，技工学校校址坐落在现市三中对面，全校有在岗职工80多人。受用工制度的影响，当年技工学校招生工作陷入低谷。据李全林回忆，技工学校第一届新生只招了不到200人，加上在校就读的高年级学生，全校在校生才700多人。“第一年新生招的少，高年级的学生又外出实习，整个校园里空荡荡的，三中的老师见了我们还问，你们学校放假了啊，搞得我们哭笑不得。”李全林说。
生源不好与学校招生制度和专业设置有很大关系，为了让新生的技工学校走上正轨，学校改变了以前坐在校园等学生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走出去招生。李全林说，以前的技工类学校没有自主招生这一说，全是学生自己报考，学校只负责接收，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招生形势发生了变化，技工学校成立后积极着手改变被动的招生体制。学校利用节假日时间，派出教师组下到学校、社区，发放宣传单，开展技术教育演讲，让学生和家长了解技术教育。这一措施很快起了作用，以后几年，技工学校的生源得到稳步提升。
除了改变招生模式，技工学校还在专业设置上做起了文章。事实上，早在1996年，各技工类学校已经开始适应形势变化调整专业。由于早期的技工类学校大多都是行业性质的，多数为工业、化工类，因此专业局限性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就业，而社会急需的服务类性质的专业则寥寥无几。
技工学校积极调整专业，增加了烹饪、家电维修、服装、美容美发等专业。为补强新开设专业的师资力量，技工学校派出教师到北京、西安、银川等地进修培训，学习外地先进培训课程，软件实力得到了提升。
“理实一体化”办学模式
技工类学校培养的主要是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光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以前的技工类学校都是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专业针对性，学习的理论往往与实际工作脱节。技工学校成立后，开始实施“理实一体化”办学模式。“理实一体化”办学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理论够用，实操充分”。在技工学校成立后的几年里，学生们的实际操作占到了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二。
有了注重实践的办学理念，技工学校的学生们有的在毕业之后就能开起了自己的店面。技工学校在学生毕业后还积极帮助学生们创业就业。有的学生毕业后想成立家电维修部，学校会帮忙联系场地、设备、办理各种执照。学生们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指导老师会热心地帮忙解决。“当时学校特地指派了五六名教师指导学生创业，学生毕业后还能得到老师免费指导一年。”李全林说。
侧重于社会服务业的技工学校在二十世纪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生源也逐步提升，仅2003年学校就招收了近700名新生。除了开展参加工作前的学历教育，技工学校还开展了在职在岗职工培训。李全林说：“那时劳动局负责的上岗证、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等都由技工学校来实施，每年能培训几千名工人。”
乌海市技工学校顺应时代需要而生，顺应时代发展而合，在我市职业类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市经济建设培育了数量众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如今，技校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各行业的骨干。2005年7月，市委、市政府为整合全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将原来的技工学校、职工中专工业学校、职业高中合并，组建成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融入新学校后，乌海市技工学校的辉煌得以延续，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努力下，市职业技术学校综合办学能力快速提高，进入了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和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行列。
改革中奋进的乌海教育
——全市教育事业改革记
于海东
教育体制、人事和学制上的变革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工作的决定，为全市教育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乌海“先有工矿，后有城市”的历史原因，全市曾一度出现政府与企业办学相结合，且企业办学比重大的办学结构。这种局面随着工矿企业改革，企业办学发生了根本改变。
据市教体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忆，1996年，我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城市之一，为了配合企业改革工作，全市开始逐步理顺学校管理体制，市直企业办的10所中小学收归地方政府。
此后，随着工矿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原属各企业的学校都陆续交给地方政府；2004年，乌达和海勃湾地区原属铁路系统的学校交给当地政府；乌达和海勃湾两大矿务局在改制过程中，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将共计29所学校交给市政府。到2006年，企业办的学校全部交到地方政府。至此，乌海市结束了政府与企业办学并存的局面。到目前，政府办学占到了全市学校和学生总数的95%左右。
建市后教育上的人事改革始于1985年。1985年全市的学校开始实施校长负责制以及实行定编制、定人员、定岗位、定职务、定工作量和考勤、考绩、考德、考能的“五定四考三联效责任制”，评定教师职称，改革工资制度，制定奖惩办法。此后，这些制度不断地进行完善。2000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市直属学校和三区所属学校各选定一所学校试点推行人事制度改革。2001年市一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和进行结构工资制度的尝试。2003年，市里有关部门按照编制标准核定了各学校的编制，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和岗位说明书，为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奠定了基础，市直和三区中小学的教师聘用和校长聘任工作开始推开。今年，伴随着全市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原来难以理顺的各种关系梳理清楚了，由市人事局牵头，连同市教体局和有关学校进行了学校教职人员的公开招聘。
据一些资料记载，我市教育的学制也曾经有过变革。1983年，为提高教育质量，全市中小学教育的学制开始调整，小学学制由原来的5年制改为6年制，高中由2年制改为3年制。2000年9月份，我市计划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六•三”学制改为“五•四”学制，但此后并没有实施。据一位老教师讲，这是由于随后全国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改变学制的事也就没有实行。
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方式发生了变化。200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为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投入，以往农村学校由乡镇或村投入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以旗县投入管理为主的模式。自从实施以旗县投入为主的管理模式后，教育经费得到了保障，全市的义务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走在自治区的前列。
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市义务教育的发展，2005年，我市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对农区及城市低保户家庭的学生免除杂费和课本费。2006年，又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实现了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匹配，确保了教育经费的投入。
整合教育资源
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我市教育改革中的另一条线。
1986年，我市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精神，调整普通高中，将原来的23所调整为17所。1993年再次调整，高中数量由17所变成了11所，1996年时又调整为6所。自此，全市普通高中的布局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结构日趋合理，办学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到1999年，全市每年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人数达到当年初中毕业生的50%以上，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也由1982年的22%提高到1999年的45.6%。
1997年，随着中等专业学校分配制度的改革及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中等专业学校生源骤减。1998年，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我市开始对技工学校进行整顿，将交通技校、电力技校、粮食技校、城建技工学校、工业技工学校合并为一所中等专业学校。
1996年，由于当时乌海市与伊盟重新划定地界，使得巴音陶亥乡15所中小学和新地乡2所小学划归乌海地方政府管理。1998年，我市将这些学校合并为1所中学和7所小学，撤销了9所学校。
1999~2000年，为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全市完成了乌达区第四小学和第五小学，乌达矿务局第一高级中学和第二高级中学等学校的调整合并工作。调整后，全市学校总数减少为86所，比1999年下降了12.2%，但办学规模效益提高了，为薄弱学校的认定和改造提供了依据。
此后，各种职业技术学校不断地进行调整，到2005年，三所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职工中专和职业高中合并为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2004年，我市高等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整合职工中专、工业学校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与内蒙古工业大学联合创办了内蒙古工业大学乌海学院。至此，我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填补了乌海市无高等教育的历史。
伴随着教育体制的理顺和资源整合，随着全市经济的发展，民办学校逐渐在乌海兴起。1996年以前，全市社会力量办学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办幼儿园。1996年后，逐渐形成规模，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文化生活、职业培训等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体系。
素质教育取得重要进展
我市在巩固和提高“两基”达标成果的同时，从1996年底开始在全市逐步推进素质教育工作。当时素质教育主要是围绕规范办学行为，优化教育过程这两条主线进行的，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素质教育的突破口选在改革初中入学、高中招生办法和考试评价制度上。同时结合推行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在全市中小学推行了以规范教师教学行为为手段，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合格课”达标活动。
为淡化分数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997年，在全市小学中开展了取消百分制的评价办法，实行了“等级特长评语”的实验教学。1998年在海勃湾区全面推广，乌达、海南区和市直各选一所小学进行试点。
1999年，在初中招生工作中，进行就近免试对口直升初中的改革。2000年时，小学毕业升初中采取了电脑派位的办法。高中招生则采取了“统分”结合的办法，把高中升学和素质教育的实施水平挂起钩来。同年，国家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乌海的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1999年和2000年，为规范办学行为，深化教育改革，全市基本形成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完整评估体系。
此后，在全市素质教育逐渐推进的过程中，2001年9月，海勃湾区作为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率先在全市启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2年，乌达和海南也已成为自治区课改实验区。2003年，新课程改革工作初步建立了课改通识理论培训、学科新课标培训与学科新教材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制。到目前，以推进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和各项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素质教育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推进。
乌海市第一所大学前合影
郭靖
这张照片摄于1990年，地点是乌达煤矿职工大学门前。
该学校于1975年12月成立，当时称为乌达矿务局七▪二一工人大学，1980年12月9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正是命名为乌达煤矿职工大学。1982年8月9日经教育部备案，被正式列为国家承认的成人高校。在当时也是乌海市唯一一所具有独立办学资格、独立颁发大专毕业证书的成人高等学校。
科技大厦合个影
韩建慧
1993年9月，乌海市首届乌珠慕节前夕，原乌达矿务局水电厂的几位职工利用休班时间骑自行车从乌达区来到海勃湾区，用自己购买的一台傻瓜相机在市人民广场合影留念。身后的科技大厦是当时乌海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于2013年7月4日成功爆破，如今已不复存在。
电影院往事
闫琪
如同数十年前一样，如今到影院看电影又成为一部分人推崇的时髦文化娱乐方式。从一票难求到无人问津，再到如今排队买票，乌海电影放映事业己在风雨坎坷中走过了53年。回忆起尘封己久的往事，老电影人陈志鹏和李文玉充满感慨。用陈志鹏的话说，乌海的电影放映事业史就是一部剧情波折的电影。
流动的露天影院
1958年，随着“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开始，乌海地区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次年6月，为解决桌子山矿区职工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原伊克昭盟电影公司抽调李文玉和另一名同事到桌子山矿区组建流动放映队。李文玉带来的一台16mm放映机也成为流动放映队创建初期最值钱的家当。
李文玉告诉记者，流动放映队第一次放电影是在海勃湾一单位家属区的两栋平房之间。“在巷子一头用两根木棒撑起银幕布，在另一头架起放映机，这就算是‘电影院’了。”因年事己高，李文玉已记不清放的第一部电影的名字，只记得那天很多人早早就搬着発子坐在巷子里等候，放映时小巷被围得水泄不通。电影放完后，很多人久久不愿离去，一边围着放映机来回端详，一边议论。一位老人指着胶卷好奇地问李文玉：“这么丁点儿的小盒盒，咋能放出那么多人影儿？”李文玉一边笑，一边耐心地解释起来。
1961年，因电影放映事业发展需要，原海勃湾市成立了电影管理站，流动放映队增至2个，放映机也增加到3台，有了35mm放映机。放映一队负责现在的海勃湾地区，二队负责现在的海南地区。时任管理站站长的李文玉告诉记者，那时，因厂矿和人口越来越多，放映工作也越来越繁忙。他们常常要提前两三个月制定放映计划，确保所有工矿企业及周边地区的群众都能看上电影。
“跟单位联系好后，他们早早就派车来接放映员和设备，到了地儿更是热情招待。”李文玉告诉记者，由于文化生活匮乏，流动放映队无论走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尽管只放《铁道游击队》等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但人们还是百看不厌，场场爆满。“那时，放的都是露天电影，赶上大风天，银幕布前后摇摆。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李文玉笑着说。
一年能放多少场电影，李文玉己记不清楚。他只记得，流动放映队一年四季都很忙碌，无论是在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每次都是连续放两部电影，要三四个小时。因为胶卷稀缺珍贵，放映员必须时刻紧盯着片门，就怕齿轮扎坏了胶卷。到了寒冬腊月，放映员们常常穿着厚毡靴放电影。”说起放映员工作的辛苦，李文玉感慨地说。
1965年以后，随着包钢石灰石矿、西卓子山水泥厂等大型厂矿企业都组建了自己的电影放映队，海勃湾市电影管理站的主要工作也由放露天电影转为为厂矿企业培训放映人员及调配胶卷。
市人民电影院的辉煌
说起乌海的老电影院，不得不提市人民电影院。如今年过七旬的陈志鹏老人既是市人民电影院的老职工也是市影剧院的第一任经理。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观众排队买票、场场座无虚席的火爆情景，老人历历在目。
市人民电影院的前身是原海勃湾市政府礼堂，于1962年建成。礼堂建成后，除用于举办文艺演出等活动外，也用于电影放映。据陈志鹏回忆，在建成后的一段时间，二层楼的政府礼堂是乌海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1976年，乌海建市后，原海勃湾市政府礼堂正式更名为市人民电影院。相比于现代影院有空调软椅的优越条件，当时的市人民电影院可以说是十分简陋。陈志鹏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礼堂没有通风制冷设备，人们夏天看完电影后常常是汗流浃背。到了冬天，职工们就在过道里安装两个大火炉，供观众取暖。即便如此，仍挡不住市民的观影热情。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随着一大批文革期间禁播的电影被重新搬上银幕，市民的观影热情更加高涨。“售票窗口前每天都会聚集许多等候买票的市民。窗口开始售票后，人们一拥而上，有的人甚至因争抢买票而被固定窗口的铁条划伤手臂。赶上热映的电影，更是一票难求，很多人都是托人买票。当时，市人民电影院只有1040个座位，观众最多时能达到1300人，很多人都是在过道里站着观看。”陈志鹏回忆说。
根据陈志鹏的讲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电影票的价格只有2角钱，因市场火爆，全市电影放映年收入一度创造过上百万元的辉煌业绩。记者在《乌海市志》中找到的一组数据也能反映出当时电影放映事业的繁荣。据记载，到1980年，我市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60个，其中电影院和放映电影的倶乐部有26个。
乌海电影放映事业的繁荣既有时代需求推动的因素，也离不开陈志鹏、李文玉等老一代电影人的无私奉献。上世纪80年代，海勃湾区三家电影院“跑片”的故事让记者对此深有感触。据陈志鹏回忆，当时，因依然使用胶卷放映机而胶卷又十分稀缺，市人民电影院、市影剧院和铁道俱乐部常常共用一套胶片，轮流放映。赶上热映电影，三家电影院还要保证同日上映。在这种情况下，胶片该如何调配呢？因一部电影通常有八九个胶卷，三家在放映时会打个时间差，等一家放完两三卷后，送片员会立马把胶卷送到下一家，这种循环传递的放映方式被行内形象地称之为“跑片”。陈志鹏告诉记者，送片员都是骑着自行车“跑片”，不论风吹雨打，都要及时将胶卷送到下一家，工作十分辛苦。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庭，加之后来录像馆、镭射电影厅的出现，乌海的电影院也渐渐褪去光环，慢慢淡出百姓的视线，市人民电影院也于1990年转为它用。
起起落落，乌海的电影放映事业在过去的50余年间几经沉浮。正如陈志鹏所言，乌海的电影放映事业史就是一部剧情波折的电影。它就像老电影一样，若干年后再看时，会给后人留下深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