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激情岁月

一座城市，一座时代的丰碑

——乌海开发建设掠影

尹军

一九七六年元月十日，一个飘着微雪的冬日，在乌海的历史上是一个破天荒的日子。从这一天起，经国务院批准乌海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直辖市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有了乌海这个崭新的名字。共和国最高决策机关的一个英明决定，彻底改变了这片曾长期荒芜、冷寂的土地的命运，也一举托起了她灿烂的前程。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风采，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景致。当我的视线从眼前的这座小城伸向辽阔的祖国大地，当我的回忆掠过与她朝夕相处年的漫长岁月时，我惊喜地发现在她的雄山阔水间凝聚着令我永远为之讴歌的魅力。

她从荒芜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历程深深地打动着我。她胎动于我们共和国诞生的如火朝霞里，起步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如雷鼓声中，更崛起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时。没有共和国的诞生，没有改革开放的催生，也就没有她的生命和年华，她是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用青春和年华，用心血和汗水，在一片荒漠上塑起的传世雕作，一座时代的丰碑。

乌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川风貌构筑起一道迷人、雄浑的北疆风景线。她昂立于华北与西北、内蒙与宁夏的交接处。在她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黄河奔流，群山雄峙，沙漠如垠，田园吐绣。据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份地况普查资料表明，在乌海大地上，山地丘陵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8%，沙漠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0%，河流面积约占11%，而可耕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6.6%。神秘的大自然把一切富有都深深地埋在了地下。据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一份地质勘察资料记载，乌海已探明的有价值的矿产地达四十多处。桌子山和乌达两大煤田的地质总储量为四十多亿吨，含煤面积竟占四百多平方公里。除煤之外，还有铁、铅、锌、石墨、芒硝、白云母、耐火黏土、石英砂岩、电石灰岩等二十余种，其中以煤、耐火黏土、石灰石的储量最为丰富。也许正是这种地面的苍凉和地下的富有才雄奇地预示了乌海从荒原上崛起的历史必然和创业的艰辛，也向世人昭示出她必将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明天。

历史是永远不能忘却的，伟大的列宁就曾经说过，忘却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乌海的历史呢？建市四十年来的发展史，历历在目；六十多年的开发史，也还依稀的留在这片土地上。而这片土地更遥远的过去呢？写起来，竟然是那样模糊、那样零散，就像旷野里的风把几千年的历史撕裂成一片片碎片后又撒落在某个角落，我们只能从那残存的古迹中，辨认先人的足迹，追寻历史的进程。

残留在乌海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遗迹和桌子山岩画都在清楚地告诉我们，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先人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劳动创造；留在凤凰岭上的秦长城遗迹、新地汉代古城遗迹及黄河岸边那一座座烽火台，又向人们演绎着，这里曾是金戈铁马，狼烟滚滚之地；还有桌子山中那一座座古寺遗踪，我们虽然还能知道它们曾经有过的名字：千里山庙、帝彦庙、拉僧庙，但均已无法见到当初香火极盛的情景。这些古迹，对于我们这座年轻的工业城市来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它使城市的历史，有了源头；它使城市的文化，有了积淀。然而，对于乌海人来说，更值得我们纪念和永久珍藏的是乌海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史。

回顾乌海的开发建设史还要从乌海市的成立说起。

乌海是由原海勃湾市和乌达市两个隔黄河而相望的矿区城市合并而成。虽然合并前，她们分属于不同的盟（地区）管辖，可是，无论地理位置、山川风貌、历史沿革、开发历程及城镇状况竟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终于走在一起是一种机缘和必然。

海勃湾，原名海若布刀亥，这是一个蒙藏语发音。海若布，意为“雄狮”；），刀亥，蒙语，意为“湾”，连在一起便是雄狮之湾。这个名字的缘由是一个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密相连的美好、神奇的传说。海勃湾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地名不只这一处。这些动听的传说，容笔者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来细说。海勃湾的历史沿革，据1989年12月编辑出版的《乌海市地名志》记载：海勃湾包括现在的海南区一带，春秋战国时，为义渠、大荔等戎狄杂居地，后为匈奴所据。秦汉时期，为汉匈长期你进我出的交战地，唐初为丰、夏二州之辖境，宋、辽、金时期皆为西夏国所据。元灭西夏后置为宁夏卫统辖。清初归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所辖，即鄂托克旗，直至民国时期，隶属关系未变。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鄂托克旗沿黄河东岸地区，置沃野设治局。领有厂汉特老亥，即今王原地一带。据史书记载，厂汉特老亥，南北长40里，东西宽约10里，总面积达400平方公里，即今海勃湾的大部分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海勃湾地区已沦为一片风沙肆虐的荒漠之地，为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一部分。

一九五六年，横贯大西北的包兰铁路全线贯通，日夜奔腾的车轮震醒了这片死寂的荒原。随着地质勘探的开展，海勃湾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显露于世。一九五八年国家着手大规模开采桌子山煤田，紧接着桌子山矿务局（后改名为海勃湾矿务局）成立。一批批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这里，万人上山，开发矿业，从桌子山到黄河岸边的广阔地区，到处响起了开山取宝的炮声，涌动着建设者的洪流。伴着这炮声、这人流，一九六一年海勃湾正式建市，成为伊克昭盟管辖的县级矿区城市。“文革”时期，一批批年青的兵团战士又来到这里。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它工业的兴起，到一九七五年，海勃湾已成为一个以煤炭生产为主，兼有冶金、化工、建材、军工等生产门类的工矿城市。

乌达的情况与海勃湾大同小异，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乌达，蒙语，意为柳树，即生长柳树的地方。这名字足以让人们联想到她曾经有过的绿色年华，事实上，古代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民族生息、劳动、繁衍的地方。史载，从清康熙三十三年建阿拉善旗开始，这里便正式成为蒙古和硕部落的牧地。然而，同海勃湾地区一样，肆虐的风沙渐渐吞没了这片绿色的原野，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也沦为一片荒漠地区。同样是由于包兰铁路的贯通，同样是缘自国家投资大规模开发矿业，同样出现了万人上山的壮景，贺兰山煤田指挥部，后改为乌达矿务局随之应运而生，在海勃湾成立的同时，乌达市也正式建市。与海勃湾不同的是到乌海市正式建市前的一九七五年，乌达依然是一个单一的煤矿城市。

乌海市的成立结束了海勃湾与乌达隔河相望的历史，使她们走到了一起，与后来成立的海南区，形成了市属三区的格局。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海勃湾、乌达合并立市的这段历史，更深深感到国务院这一决策对改变乌海大地命运的重要。正是这一决策，才使一座城市从荒原上崛起，诚如一个孩子一样，是共和国母亲给予他生命、青春和灿烂的年华。在全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乌海是唯一的一座建国后通过开发矿业建起的地级工业城市。她的诞生不仅凝聚着共和国母亲的深情和厚爱，也闪烁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想起一代伟人周总理。这故事是我在1977年调入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从市里一位分管领导口中听到的。故事讲的是：在酝酿成立乌海市时，最初确定的名字是海乌市，来由是从海勃湾和乌达这两个原来的地名中各取头一个字即海、乌组成，又考虑到市政府所在地将确定在海勃湾，便海字在前，乌字在后，便成了海乌市。当乌海市建市报告呈送到国务院时，病中的周总理看到了报告，当他老人家了解到海勃湾与乌达都是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工矿城市时，便提议：新建城市的名字叫乌海市，并说：

“乌海，乌海，乌金之海嘛！”于是，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达市和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的批复》，从此，我们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由世纪伟人周恩来亲自取定的响亮、雄奇、动听的名字——乌海市。这一天是1975年8月30日。诚如邓小平同志1979年春天在中国南海边划一个圈，便崛起了特区深圳一样，1975年周总理在中南海划了一个圈，内蒙古草原上便诞生了新城乌海。这是乌海的光荣。一个城市名字的取舍，折射出周总理超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也凝聚着他老人家对这座新城的深切关怀和期待。这个故事，无疑使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凝重和厚实，更富有迷人的色彩。

乌海是幸运的。

乌海建市不久，她便迎来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一九七八年九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人民共和国终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个親新时代的到来，对乌海这座从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诞生的工业城市而言，也许来得太突然，她缺乏思想准备，也没有足够的基础和能力来面对这迅速而至的转型浪潮，这也就决定了她在改革开放初期，必然要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艰难、曲折和痛苦。但这毕竟是一个阳光普照，战鼓催春的时代，乌海也毕竟是一片刚刚开发的土地，一座崭新的城市。她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累赘，她年青，充满朝气和活力。正可谓“船小好掉头”。她必然会迎来更多的机遇。事实也正是如此，建市短短的三十年，她便从一个几近荒滩的矿区而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成为黄河金腰带上的明珠。如果说，她的开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丰碑；那么，她建市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便是改革开放的一部胜利乐章。

笔者是在乌海建市前便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是1968年10月24日。一次无法选择的大学毕业分配，使我和这片土地结下了终生之缘。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天起，我便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牢牢地拧紧在这里。在人生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生儿育女、为人做事，其间，我当过矿工、坐过机关，也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当过“头头”。工作几经变动，住处几经搬迁，却到老也未离开过这座城市。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近40年水乳交融、朝夕相伴，从青年直至老年。他的青春年华，他人生的酸甜苦辣，他身上宝贵的泪水和汗水，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这方土地在接纳他的同时，也以如风、如火的岁月塑造了他。

四十个春夏秋冬，这座城市留给我的记忆，毫无疑问是丰富多彩的。我不仅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诞生前的那一段漫长的苦涩，艰辛的岁月，也亲自参加了为改变贫瘠、荒凉，构建城市繁华的各种劳作。我永远忘不了开始的八年矿区生活。我所在的矿山处在离市区40多公里的山坳里，在这里我下井掏过煤，上山搞过测量，也和工人们一起日以继夜地修过矿山铁路。现在，我生活了八年的那个煤矿已成为一个拥有几万人口的繁华小镇，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却总也抹不掉我第一次走进她时看到的模样：一片荒原上，孤独地排列着两排黄泥盖顶的土窑，远望像一个在风沙中颤抖的荒村。离村不远处是一个紧贴地表的黑黝黝的煤洞，洞口处，手提马灯，赶着毛驴车的矿工们不停地走走出出……。在这个近乎荒村的矿区里，没有街市，没有自来水，也不通公共汽车，居民们最好的改善生活方式便是一

个月看一场露天电影，一个月供一次肉、菜。这种景象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讲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这却是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确切点说，我们这座城市正是从这样的一处处荒村中走出来的。我也永远珍惜后来我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将近13年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的足迹踏遍了乌海的每一个角落，工厂、学校、矿区、街道，踏遍了她的山、河、沟、滩；我接触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从一任任书记、市长，到部门官员、企业厂长、经理、学校教师、新闻记者、文工团员，乃至普通的工人、农民。在不停地奔波中，我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动听的传说，也意外地发现了隐匿在大山深处的文物古迹、奇光异景。记忆的胶片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显影。乌海，这座从荒原中走出的小城在我的感受中渐渐丰满起来，鲜丽起来。我越来越清晰地感悟到，她单调中蕴含着的多彩，粗旷中包容着的纤丽，苍凉中深藏着的雄奇。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应该把乌海的崛起和她近半个世纪艰苦创业的奋斗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告诉人们，让更多的人来亲近乌海、感觉乌海、认识乌海。因为，在乌海从荒原中崛起的历程中，记录着共和国母亲对这片曾被历史遗忘的土地的缕缕深情，闪烁着一个伟大时代的风采，凝聚着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一句话，我们应该为她树碑，为她立传！正是怀着这种深厚的感情，2006年在乌海市建市30周年之际，我写出了《乌海圆舞曲》

九曲黄河是你奔腾的血脉，

美丽草原是你炽热的情怀，

古老的群山讲述着你的神奇，

你从神奇中大步走来。

无边绿色赶走了你的荒凉，

高耸楼群洋溢着你的澎湃，

大地献宝，长街流彩，

蓝天白云下你多么可爱，

啊，青春的乌海，富饶的乌海，

一片光明，一片灿烂，

一片希望的海！

九曲黄河是你金色的腰带，

朵朵鲜花是你笑脸绽开，

沸腾的群山升起了朝霞，

你从霞光中大步走来。

开放的劲风吹遍了原野，

建设的浪潮追赶着时代，

万物争荣，人心豪迈，

阵阵歌声飘向云天外。

啊，青春的乌海，富饶的乌海，

英姿焕发，青春长在，

奔向光辉的未来。

此歌由我国著名的蒙古族歌唱演员，一个出生在乌海周边牧区的艺术家拉苏荣亲自谱曲，并亲临乌海，在庆祝乌海建市3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作了深情的演唱。这首歌，也许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相信，它所表达的是乌海人共有的心声！

大湖成梦今圆

——访逐梦人张国桐

郝逸云

朋友，你到过乌海吗？你看见过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大坝的雄姿吗？你见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和“渔舟唱晚”的美景吗？你知道2010年4月26日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奠基的日子吗？你知道这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乌海湖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吗？

2015年7、8月间，内蒙古电视台《蔚蓝色故乡》栏目组来到乌海跟踪报道乌海市发展的变化，其中有两个专题节目，一是《话说乌海湖》，二是《乌海湖的故事》。专题节目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把乌海人的“乌海湖之梦”从时间上回溯了近40年。你也许会感到惊讶，乌海人渴望大漠平湖的梦想，竟然已经萌生并萦绕绵延了这样久远了吗？大家可能说不对能吧？但是，有一位老人给我们提供的答案，让我们不仅仅感到惊讶而且是震撼。

这位老人名字叫张国桐。曾在市电业局、轻工局担任过领导职务。在老人的家里，我们翻看了他精心保存的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个梦想，从“种子”入土萌芽，到抽枝展叶，再到茁壮成长，最后葳蕤成一棵参天大树的全部过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原来，乌海湖的“存在”竟然几乎与共和国的成立同时。让我们来看一看老人保存的资料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2004年11月18日至22日，国家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乌海市召开会议，对《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进行审查。2002年1月，有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第一个专门的官方机构：“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协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再往前，1997年，水利水电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视察乌海、巴盟时，对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给予了肯定；回溯到1呢5年，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勘测设计院通过勘测、调研，于当年7月制定了《内蒙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回溯到1977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勘测设计院计对黄河乌海段水利枢纽工程选址问题，通过勘测、调研，制定出具了《黄河旧磴口至石嘴山段规划选点阶段工程地质勘测报告》。

——“三道坎水电站工程系黄河梯级开发中第十七个，该工程位于内蒙巴盟阿拉善旗三道坎离包兰铁路三道坎黄河铁桥上游约半公里，交通甚便。1953年黄河技经报告，对该工程规划数字是：提高水位18公尺，多年平均流量942秒公方，装机20万千瓦（四个机组），年发电量11亿度。该工程枢纽为坝后式水电站，坝长844公尺，内包括带六孔闸门的溢流坝156公尺，非溢流坝215公尺，土坝455公尺船闸18公尺。全部工程估价为1.96亿元。”（摘自1958年11月内蒙古水利勘测设计院三道坎水电站查勘组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三道坎水电站踏勘报告》）。

——“兴建三道坎水电站势在急需，要求该工程在1959年提出设计文件，1960年开始施工，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建成并全部投入生产……”（摘自1959年3月内蒙古水利勘测设计院制作的《内蒙古自治区三道坎水电站初步规划》）。

——“基于内蒙巴盟三道坎大火电站、乌达煤矿、三道坎工业城市、卓子山煤矿等工业及新兴城市发展的需要，对于兴修三道坎水电站解决国民经济用电用水的要求日益迫切，我区拟于近期兴建该水电站。1958年10月下旬，内蒙古水利厅勘测设计院与北京勘测设计院、巴盟、内蒙古地质局等单位进行了踏勘，于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一部分勘探与测量工作，搜集了资料，了解了宁夏自治区、铁路系统、航运系统、电力系统、伊盟、巴盟等各方面意见。今提出该水电站初步规划……”（摘自1959年6月9日内蒙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三道坎水电站初步规划》）。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建国后的第四年，即1953年，国家就已经对黄河乌海段水利枢纽工程有所规划，只不过在选址方面，后来几经比较，才确定了现在的坝址。而在1953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别说是乌海市，就连乌达和海勃湾这两个市，都还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出现，而这一片土地几乎就是一片蛮荒。但是，乌海湖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悄悄地植入在甘德尔山下，埋进了乌海这片土地。63年的漫漫岁月，几乎是一个人的一生了。一个美丽的梦想的实现，果真需要等待这么久吗？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梦想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期盼中，变成了现实。

我所引用的资料，只是这位老人所保存资料的很小一部分，老人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展示他的珍藏。发黄的纸页显示着年代的久远，看得出来，这些材料好多是手推式油印机印成，有的甚至采用手刻蜡版印制。材料中使用的一些度量单位名称还没有规范，如公尺（米），公方（立方米）等。并且还有好多的繁体字，如樞紐（枢纽）、組織（织）經（经）、億（亿）、飛躍（飞跃）、礦（矿）等等，而这些又恰恰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些已经远去了的年月，以及这些资料的宝贵。它们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也为我们昭示着未来，昭示着成就梦想所必须具备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我们在保存这些资料的老人身上清楚地感受到了。

张国桐同志，1931年出生在山西代县，论年龄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了。但是除了有点气喘之外，老人说起话来，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和人交流丝毫没有衰老的感觉。尤其说到有关于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那些历史往事，更像是如数家珍，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位关键人物，每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清晰地存储在他的大脑里，任你随时查询。

老人的一生是丰富的，也是精彩的。1950年在包头百货公司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1953年调到当时的河套行政区，以22岁的年龄担任了陕顼百货公司副经理。1958年调到乌达市担任商业局副局长。文革中受到冲击，隔离审查、关禁闭、被打成“走资派”和“内人党”，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被致残。1969年被“解放”后，任乌达市贸易公司书记，70年调到乌达市供电局任副局长。

在建国初期和困难时期以及文革当中，黄河长江的水利梯级开发，也在酝酿、规划并逐步实施。乌海这一段。黄河两岸常常有国家的或内蒙古的水文、地质勘测、普查大队在工作。紧张之余，让人感到有些神秘感。已经担任了电业局副局长的张国桐，正在为乌达电厂扩建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与勘测、普查队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没有更多的接触。但是，“三道坎水电站”和“水力发电”这两个词汇还是有选择性地被他捕捉到了。乌海地区缺电啊！这不仅是乌海人的痛，更是张国桐作为一个电业人的痛。水力发电，环保、节能、低成本，好处太多了，同时，人们也常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黄河千里富宁夏”。历史上黄河洪水造成的灾害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河南花园口的大决口，乌海市乌达区在60年代初的黄河洪水决口，以及2003年乌达区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经济损失上亿元。所以建设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对乌海地区的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乌海守着黄河这样的水资源，却利用不上、利用不好，忍受着缺电之痛；依赖邮：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来为我们解决缺电之困，虽然那时候是提出的是“全国一盘棋”。但是仰人鼻息的日子并不好过。

1976年，乌海市成立，1977年，乌达电厂扩建，由原来的两个六千千瓦机组，一下子提高到两个2.5万千瓦机组的规模。这一时期，乌海地区的电力事业的建设有了快速的发展，一座又一座火力发电厂相继建成投产。到1994年12月，乌海电网全部进入宁夏电网，并入西北电网，彻底结束了30多年依靠宁夏供电的局面，并开始向北京地区输送电力。而担任了乌海市电业局领导的张国桐，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心血。他见证了这一段历史的辉煌，也曾经为乌海市电力走出了困境而感到欣慰与轻松。但是，乌海湖这一个梦想，在工作之余，思路越来越清晰；曾经作为黄河水利开发国家规划中的第十七个梯级，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期，专家们选择的水电站坝址是在乌达三道坎一带；后来又提出了中海勃湾和老磴口一带作为备选坝址。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经过水利、电力、地质专家们反复测勘、调查，在地质状况、工程量、淤沙量、发电量以及库容大小、淹没区大小以及移民搬迁成本等等多方面的考量比较，终于认定坝址选在中海勃湾一带最为理想。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这一概念终于清晰起来。有关方面的勘测、调研，以及打给国家有关部门的建议、申请、报告，都明确统一在“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这一概念上。与此同时，张国桐越是为乌海的火力发电努力工作，对水利枢纽工程的期盼就越是强烈。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期盼一时还还难以走出梦境，走进现实。

1989年底，还没到年龄的张国桐主动要求提前退休，一来是出于给年轻干部让位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的那个梦想！几乎是在退休的同时，他积极向市委市政府请缨：趁着自己还精力旺盛、趁着自己在工作中结识的自治区和国家水利、电力方面的专家、领导都还在位，他要全力以赴，为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奔波、呐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接近成功，道路就越艰难曲折。越是冲刺的阶段，就越要全力以赴。市委市政府当然很高兴有他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热情高涨、人缘好、人脉广的老同志参与到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中来。于是，年近花甲的张国桐踏上了新的征程。

张国桐第一步先选择了跑调研、下基层，了解掌握具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过去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掌握一些情况。但真正向上级部门和有关领导反映汇报，还得从每件事和细节上抓起。因而，那些日子，他经常顶着严寒，冒着酷暑，或者相跟几人，有时甚至独身一人；有时乘车，有时骑摩托，有时甚至徒步，沿着黄河两岸，上至宁夏石嘴山市电厂、蒙宁界麻黄沟口，中至乌达农场、黄河化工厂周边。下至乌兰木头、龙游湾湿地以及三盛公水利枢纽，处处都留下了老人家辛勤的身影和足迹。有一次他们乘车去乌兰木头了解情况，车陷在沙漠里，是在当地的老乡和驻地单位的帮助下才弄出来。像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

他们测量黄河不同季节的水位，统计沿岸有多少个扬水站，因黄河水位过低而被困在干滩上，有多少土地守着黄河水，却忍受着干旱的折磨。当他看到有一家单位不得不费尽千辛万苦，想办法把水泵安到河道的中心，心中不由地感慨：以前自己想得更多的是“电”，现在看来，“水”对两岸的人民也是同等的重要啊！他望着日夜流淌不息的黄河水，就好像看到多少亿度电，白白地跟着那河水流走了；就好像看到多少农田的好收成，白白地跟着那河水流走了。他到可能的水库淹没区调查，农户们对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殷殷期盼，更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同时也让他感到时不我待。于是，他跑得更加起劲了。

张国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呼市、上北京，多次找水利部、电力部、华北电管局以及内蒙古电管局、水利厅、水勘院、电科院的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教授。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函件，反映乌海水利枢纽建设的要求。领导和专家都日理万机，有时一等就是几小时或者几天。他却从不气馁，一次次的“碰钉子”，他不在乎，有时候为了见某一位领导或专家，他在北京、呼市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他还在心里开导自己，人家管着那么多大事、急事，还有很多技术的问题需要解决。哪能你一说见就能见上呢？反正抱定一个信念就是把事情办成，不要让市领导交办的事情落空。比如先后找过国家水利部部长，后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同志，自治区人大主任巴图巴根同志，水利厅厅长李永年同志，电管局长呼尔查、刘素善等领导同志，还有水利电力专家张希岭、田文星、史秉直等专家、教授。这些领导和专家都在各方面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几位曾参与过三道坎和海勃湾黄河勘测调查的老专家、技术人员，还无私地将他们保存的资料都提供给了他。比如乌海湖的库容标高现在1073米，最高为1076米。而他们提供技术参数值与现在的数据基本吻合。

查阅档案，找资料。这是一项艰苦细致认真的工作。他先后跑档案局，查档案。跑内蒙水堪院，电科院资料室，查当时技术档案和资料。由于年深日久，堆积尘埋，老张就和那些资料员们一起，满身尘土地在那些故纸堆里耐心、认真、细致地翻找。怕人家不耐烦，还得不住地给人家陪着笑脸。有时顾不上吃饭，有时顾不上休息，直到人家督促关门才罢休。这种澳而不舍的精神和认真细致的态度也深深打动了每位资料员。大家对他认真负责的态度由衷地敬佩，所以，档案资料上都提供大力的支持、帮助。连看大门的值班人员都认识他，每次都说“你又来啦”。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年的了解、查阅、寻找，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涉及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基础资料。他每次给市领导汇报，市领导们都非常重视、支持，责成有关部门，特别是水务局和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的同志。将资料利用好、分析好、保存好。

这些年在跑这个项目上，张国桐花销了不少旅差费、住宿费、资料复印费等费用，而他将这些费用的发票往抽屉里一塞，没事了。去跟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情况，也从来不提差旅费报销的事。至于说加班加点、劳务费之类的报酬，就更是连想都没想过，老伴儿说他傻，退休了不知道享清福，白尽义务就不说了，怎么还自掏腰包往里垫钱呢？老张也只是好脾气地笑笑，啥也不说。

2008年，国家发改委基于各个方面的考虑，对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给予了批复。批复文件说：“原则同意所报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该工程的任务为防凌、发电和改善生态环境。工程建成后，配合上游龙羊峡、刘家峡的防凌调度，有利于适时调控凌讯期流量，结合下游堤防建设共同构成防凌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同时该工程还具有发电效益和改善乌海市的环境效益。”同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翌年，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0年国家水利部下达了关于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同年，乌海市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成立。我们看到，所有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个好梦，终于就要成真了！

2013年10月工程完工的那天，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乌海人民载歌载舞的那一刻，年过八旬的张国桐老人热泪盈眶。他看到大坝工地宏大的场面，他看到桀骜不羁的黄河水驯服地任人调遣，他眼前出现的是大漠平湖的风光，是两岸风调雨顺的美景，是乌海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前景……他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这一宏伟的梦想而激动。从构梦、追梦到圆梦的过程，他为自己能参与建设这项造福乌海千秋万代的工程而高兴自豪，他由衷的笑了。

其实，老人只是众多的为实现“富裕、美丽、文明、和谐、幸福”的乌海而努力工作、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一员。记录老人的这一段经历，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乌海湖，是乌海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乌海人民共同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伟大成果。更是乌海人民坚軔顽强、勇于创造新生活的精神象征！有了这种精神，将乌海建设成为“黄河明珠、沙地绿洲、书法之城、水上新城、赏石之城、葡萄之乡”新型文明城市的宏图，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吗？

张国桐老人今年已经八十有五了，早该颐养天年的他，却还没有停止他追逐梦想的脚步。他的儿女们介绍说，老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在乌海建一座黄河文化博物馆，把黄河乌海这一段的历史和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老人对此不愿多说，他属于那种少说而多做的人。这一天，老人心情不错，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老人兴致勃勃地给记者吟诵了他最近作的一首诗，来抒发老人家的情怀《乌海湖赞》

“老骥伏枥志气高，

年过八旬仍逍遥。

大漠平湖观美景，

乌海明天更美好。”

看得出来，老人还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我也很高兴以这首诗作为全文的结束，并由衷地祝福老人家和全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卡布其石灰石矿记事

董巍巍蔺丽华

白灰厂往事

1970年，为了解决职工家属就业问题，卡布其石灰石矿建立了一家白灰厂。厂里的职工是“五七工”，还是清一色的妇女。在白灰厂存在的28年中，这些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承担了极其繁重的生产任务，用汗水和双手创造了很高的经济价值，促进了家庭增收，也为企业免去了后顾之忧。

老职工杜翠英回忆说，白灰厂设在卡布其的深山中，建厂之初，条件非常艰苦，采矿是人工开采，开采出的大块石灰石用汽车拉到白灰窑口，再由女职工用铁锤粉碎成小块的石灰石。“铁锤有25公斤重，一锤抡下去，虎口被震得生疼，严重时会出血口子。”杜翠英说，和“打”石头相比，往火车上运白灰才遭罪呢，当时没有矿车，她们就拿铁簸箕一点点端，白灰伤皮肤啊，每个人的皮肤都被烧得通红，手上、胳膊上大片大片脱皮。最怕的是风天，因为一刮风，白灰就会“乘虚而入”烧伤眼睛。

当年的工长董炳芹告诉记者，虽然后来生产条件好了，不必人工碎石、运白灰了，可工伤的事还是“如影随形”。同事董雪花曾被矿车轧掉了半拉右脚掌，落下了终身残疾；矿车致使孟凡珍少了俩根脚指头，至今仍行走不便。那些年，她们在工作中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条件差是不争的事实，月工资也只有40多元，但全厂200多名职工没有丝毫抱怨和畏惧，而是任劳任怨地投入到工作中，在顾及家庭的情况下，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左右，从不迟到和早退，很少请假，日均创收6000多元。

1997年，白灰厂下马，杜翠英、董炳芹等老职工仅一次性领取了千元左右的退休金，之后她们过了10多年没有退休金的日子。后来，政府出台了养老金的好政策，包括杜翠英、董炳芹在内的“五七工”交付了一定的费用，每月即可领到千元以上的养老金。“老了老了，生活终于有了保障，感谢政府没忘记我们这些女职工。”董炳芹说。

地毯厂女工的苦与乐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生产的逐步扩大和人员的增加，海勃湾木器厂设了地毯车间，后来成立了海勃湾地毯厂。王君惠作为其中一员见证了厂子的一步步发展，说起当年经历的事情，她至今记忆犹新。

王君惠于1971年进入木器厂。起初，她和其他职工家属一样，每天除了要做瓦架子、子弹箱、手榴弹箱、小凳子之类的物件以外，还要开垦地种菜。“那时候木器厂大院里有10多亩空地，我们就利用下班的时间平地、深翻、施月巴、种菜、浇水……肥料都是我们从单位的四五个厕所里掏的，每天一早一晚干。”王君惠说，当时地里种的菜品种也比较多，有土豆、西葫芦、豆角、西红柿、茄子等等。

她们常干的活儿还有码木板，6米长的大木板，要两个人抬着放在1人高的垛上，这对于经常干体力活儿的她们来说，仍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两人不能直接把木板抬在垛上，就先把木板立好，然后一人在垛上拉拽，另一人在下面托。

“1971年到1972年木器厂盖了两批家属房，每天装卸石头、砖都是我们这些女工干的。”6人一组，装卸载重4吨的大解放车，小跃进载重2.5吨，则是4个人一组，这些女工干起活儿来丝毫不亚于男人，十几分钟就能装一车，中间都不歇气。“那时候我们还比赛，看哪个组装得多、装得快，干劲十足。”

晚上装卸车，王君惠还要抽空回家看看孩子是否醒来，当时她已经有3个孩子，最大的1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4岁。除此之外，她们还挖管道沟、扣土坯、垒围墙……王君惠戏称，她们这些女工是“忙来用”。

她告诉记者，每天都是早晨6点至8点、下午6点至8点进行义务劳动，中间的时段正常生产。

1976年海勃湾地毯厂正式成立后，120名职工95%以上是从家属中招收的女职工。王君惠先后做过织毯、平货、绕线、洗毯、剪花等工种，“总之是哪忙去哪。”当时地毯厂实行的是计件制，按生产尺寸挣工资，但受设施、生产工艺的影响，即便是手快的熟练工每天都要力口班才能完成任务。如此一来，家里孩子就很难照顾。“每天干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回去还要收拾家，给孩子洗衣服。那些年几乎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到第二天早上6点，又开始义务劳动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地毯厂规模扩大需要搬迁新址，新的场地起初就是一片沙地荒滩，而像除杂草、平整场地、拉渣修路等工作，都会看到女工们的身影。“盖厂房的时候，厂里只雇了一个瓦工师傅，我们这些女工就是小工，和泥、和灰、搬石头、搬砖、上砖都干过。当时的三步架有三米多高，我们就把砖直接往上扔，上边有人接着。每一间厂房都是我们这些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王君惠说，虽说那时候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也都是体力活儿，但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也没觉得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她们靠手工生产出的地毯还能供应出口，为乌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说到这儿，王君惠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知青丑金娥的农场岁月

1971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和许多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初中毕业的包钢子弟丑金娥也加入了知青大军，来到卡布其石灰石矿青年农场，种蔬菜、搞副业，在繁重的劳动中度过了4年的“青葱岁月。

卡布其石灰石矿地处偏僻的山沟，建矿初期，职工生活非常艰苦，吃水要到20多里远的黄河边去拉，吃菜要到宁夏、北京、山东等地调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矿党委组织职工家属，在黄河边荒沙滩上办起青年农场，青年农场位于现今的海勃湾铁路“黑桥洞”以西的一大片地方。

丑金娥回忆说，当知青们面对眼前这一片荒沙滩时，内心的茫然自不用说，更因不会种菜洋相百出、苦头吃尽。虽然有农场雇佣的农民担当“技术指导”，但丑金娥依然分不清西葫芦苗和草，经常把苗铲掉，只留下草；割麦子的正确方法应是逆向割，可丑金娥却反其道而行，结果镰刀不听“使唤”，在自己的腿上划了个血口子。不仅是丑金娥，很多知青都因此受过伤。

丑金娥告诉记者，农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知青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种菜，夏天锄草、浇水，秋天收菜、卖菜，冬天到各处收集粪肥。其间，养殖的活儿也不间断，总之，一年四季不得闲。工作是辛苦的，生活上更是清贫的。“住12人一个屋的土窑洞，顿顿玉米面发糕加白菜土豆，几乎见不到荤腥，男人们经常吃不饱，喝水充饥。”丑金娥说，老鼠每每出来“捣乱”，灰黑色的，大的足有20多厘米，有时竟窜上炕，在她们枕边“溜达”。

丑金娥坦言，有些苦忍忍就过去了，最令知青们不能忍受的是业余生活的枯燥。“晚上，大部分人只能靠唠喷打发时光，‘胆大’的人偷偷地翻看当时被视为黄色小说的《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手抄本。”丑金娥说，有一个周末，农场用车送知青们回家，半路上车被陷在了沙堆里，一群人下车边推车边唱《塞北的狂风》，不知不觉中，有人流下了眼泪。当年，想家是很多外地知青无法克服的困难，力口之生活很苦，不少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着哭，借此释放苦闷的心情。

尽管如此，大部分知青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创造了不凡的工作业绩。“我们种的茄子最重的有4公斤，够六七个人吃一顿的；西红柿有半公斤重，又大又甜；我们养的鸡和猪，生产出的粉条、豆腐是石灰石矿给职工发福利的首选。”丑金娥自豪地说。

有资料显示，鼎盛时期，青年农场产菜450万斤，除满足本矿近2000名职工和家属需要外，还供应市场蔬菜100万斤，支援外贸出口青椒4吨。

2007年，随着我市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卡布其石灰石矿青年农场的土地被征用，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八”釆煤队的血与火

崔建敏张强

1971年2月8日，老石旦煤矿成立了由38名矿工家属组成的“三八”采煤队，这支在采煤一线战斗了17年的娘子军为矿山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日前，记者采访了曾在“三八”采煤队工作的贾淑花老人。在她的回忆中，“三八”采煤队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浮现在我们面前。

采煤一线的女工们

那时采煤一线艰苦的环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当时，井下工种分为镏子工、矿车工、采煤工、放炮员以及安全员，其中最辛苦的当属采煤工了。贾淑花告诉记者，一开始没有矿车，全凭采煤工用小车将煤运出去，一个小车大约装一吨煤，两个人连装带推相互帮衬着干。后来有了矿车，但矿车开不到有煤的地方，还要采煤工一锹一锹将煤倒到矿车前，再把煤装上车运出去。有一段时间，老石旦煤矿采煤五队、采煤六队的产量一直上不去，矿上就从“三八”采煤队抽人去干活，遇到只有1米见方的掌子面时，女工便半肌或蹲在那里将煤一锹锹铲出来。过重的体力支出，使女工们下班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每个人上班带的都是窝窝头，一个班下来，窝窝头沾满了黑煤灰，人们把黑煤灰扑打后，就把窝窝头塞进了嘴里。”贾淑花回忆说。一开始，矿上没有洗澡堂，她们只能回家洗一洗。“一大盆水，洗完水都是黢黑黢黑的，现在想想那真不是女人干的活儿。”她说。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三八”采煤队每个班日平均产煤量都在七八十吨。1981年，这支由家属工组成的队伍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忙工作，照顾不了孩子

那时，贾淑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老大一岁多，由父母在北京看着，老二才5个月大。为了能照顾孩子，她申请当了一名放炮员，放炮员只需上两三个小时，即使这样，依然照顾不了孩子。她上班时，就把5个月大的女儿放在床上，用枕头压住，防止孩子掉下来。大儿子3岁时接了回来，白天上班两个孩子就在家玩，逢班时就把孩子哄睡着再锁门去上班。有一次上夜班，眼看快到点了，可两个孩子还不睡，她一狠心将孩子锁在家里。两个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她在屋外来来回回好几次，最终含着眼泪离开了家。

贾淑花说：“刚开始学放炮，我吓得手直哆嗦。经历多了，就直接用手一捏，将雷管、炸药、导线都连接好后，一按放炮器，‘轰’的一声，煤就被炸了下来。”由于当时井下的通风条件有限，瞬间，工作面、巷道里被浓浓的黑烟和粉尘笼罩，贾淑花常常被呛得吐一地，有时甚至吐出了夹杂着血丝的胃液。为了掌握放炮技巧，她经常琢磨放炮打眼的事。“这事最重要的就是角度，需根据煤层的走向打眼，打眼放炮做好了，不光煤下得多，而且工作面光溜平整。”贾淑花说，后来她放炮放得越来越好，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称赞。

井下救过两个人的命

“三八”采煤队在一线采煤17年间，除了发生过几次工伤事故，未发生过一次死亡事故。作为放炮员的贾淑花经历过两次险情，还救了两位工友的命。

1974年的一天，一位工友放炮时忘记了里面的另外一位工友，“轰”的一声响，忽然反应过来的贾淑花迅速往里跑，黑暗中她摸到了一条腿，她背起工友就往外跑，刚跑到大巷道口时，崩出来一块碗大的煤块砸到了她的腿上，她趔趄了一下又背着工友往外冲。

到了井口，她把工友平放在地上，才发现工友已经不省人事，她急忙实施胸部按压抢救。3个小时后，这名女工友才完全醒了过来。如今，这名工友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

1985年，贾淑花再次经历了一场生死险情。放完炮后，贾淑花和工友准备将剩下不多的煤铲出去，刚铲了两锹，只见顶子上一块一米见方的石头要落下来。她急忙把工友往工作面下方一推，大喊一声：“快躲到镏子下面。”话音刚落，大石片落了下来砸到离工友不到2米远的地方。

1987年10月，“三八”采煤队自然解散，200多名家属工没有被纳入工人编制，回到家当起了主妇。

土建队里的女工

今年73岁的田银花，1972年带着子女跟随丈夫来到卡布其定居。从那时起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四处找活干，抬过木头、翻过煤车、盖过房子，卡布其的许多房子她都参与盖过。

1972年7月15日，这个日子田银花记得很清楚，因为就在这一天，她带着6个子女从老家石嘴山来到了卡布其，当时子女中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2岁。丈夫1958年就来到平沟煤矿当下井工，一年只能回几次家，为了一家人团聚，为了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田银花举家搬迁至卡布其。

在卡布其，田银花一家8口人住在和平区一间半的平房里，“当时下井工一个月是83块钱，一家8口人的生活很困难，我想不能光靠丈夫一个人，我有手有脚有力气，于是就作为困难家属外出干活。”田银花说，一开始在一家木器厂抬木头，“这是体力活，两个人抬一根木料，一天能挣到1块4毛钱。那时人们的时间观念特别强，为了不耽误上工时间，我每天早上都是在路上吃窝头和咸菜，走到木器厂也吃完了。”在木器厂，田银花干了3年多。后来，她又到平沟煤矿干活——将井下拉上来的煤翻到另一辆车上，再由这辆车运送到大煤堆。“煤矿上的工作又脏又累，但我们家属工没有叫苦喊累的，大家都严格遵守工作时间，矿上分配的任务都按时完成了。”田银花说。

1979年，田银花被推荐到土建队工作，成为一名土建女工。当时的土建队相当于现在的施工队，土建队的工人们分3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几十人。“当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信工具，土建队一有建设任务，工友们就奔走相告，大家都会在开工的时候准时集合，因为工友们都很珍惜这份工作。”田银花说，她和工友们先是到卡布其山沟里搬打地基用的石头，石头很重，还要举着装到大汽车上，但女工们不比男工逊色。

盖房的时候，田银花和工友们被分成3人一组，每组给两个瓦工师傅供砖供泥。和泥、搬砖、上泥，这些男工们干起来都吃力的工作，田银花的小组却干得有声有色。“因为干活利索，我们小组还有时间坐下来休息，许多瓦工师傅也喜欢让我们小组供泥供砖。”由于她能吃苦，每次盖平房最边上房子的时候，工头都会让田银花给瓦工师傅打下手，“边上的房子边墙高一些，我个头高，干活利索，这份苦差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田银花说，她没有半句怨言，只想一门心思地把活干好，不能耽误了工期。

虽然已记不清在土建队工作了15年还是16年，但说起在土建队的日子，她颇为自豪：“我们土建队盖过食堂、粮店、招待所，卡布其的许多房子都是我们盖的，现在我还能记住盖过的房子呢。”

田银花现在已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但她总想回卡布其看看，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奉献过的地方。

“五七”队的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石旦煤矿尚处于建设时期，除了一座煤矿，这里几乎一无所有，吃的蔬菜、住的房子都要人们现种现盖。由于人力有限，男人们下井挖煤，而诸如盖房、修路、装火车等活计就成了女人们的营生，弱不禁风的妇女们扛起铁锹、拿起铁镐，为矿山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石旦煤矿的“五七”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队员全部由矿工家属组成，只要报名便可加入。1966年，跟随丈夫从河北老家来到老石旦的尤新慧就是“五七”队的一名成员。现年79岁的她回忆说，她在老家爱唱爱跳，13岁就参加了县里的文工团，她平时连家务活都很少干，更不要说重体力活了。来到老石旦后，丈夫一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六口人，生活紧张而拮据。与许多没有工作的矿工家属们一样，加入“五七”队是尤新慧补贴家用的唯一选择。“在‘五七’队，一人干一天能给发一块六毛一的工资，后来又涨到一块八毛一，一个月下来有二三十块钱，这在那个时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老人回忆说。

一开始，由于老石旦住房紧缺，“五七”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盖房。干不了技术活，妇女们干一些推泥运砖的粗活，这些活虽然看似简单，却极耗体力。当时尤新慧的体重不到90斤，却要推几百斤的运砖车，中午仅靠家里带来的一个玉米面窝窝头补充体能。一开始因为不适应，尤新慧每天回到家就像虚脱了一般。说到这，老人对记者说，其实盖房还不是最苦最累的，装火车才是最辛苦的活儿。

每到装火车时，妇女们要担着几十斤的担子爬上3米多高的火车皮，然后将筐里的煤或焦炭倒入车厢内。尤新慧回忆，颤颤巍巍地爬上车皮时，因为怕摔下来，她一直都在哆嗦。“有个工友就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正好火车前移，把她的手指头压断了好几根。”老人回忆说，因为装火车全靠胳膊使劲，装完火车回到家里，她的胳膊就抬也抬不起来了。

在矿山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五七”队的妇女们就像盖房用的砖，哪有需要就去哪。挖山皮、修简易路、修煤仓……这些活尤新慧都干过，她告诉记者，给矿上修煤仓时，为了防止水泥变干，她们常常需要连夜加班，有时实在盯不住了，在矿上上班的丈夫就来顶她的班儿，帮她干一夜。“那时因为要干活儿，家里的孩子根本顾不上，家家都是大的带小的，这样一拨带一拨把孩子带大的。”老人告诉记者，她在“五七”队干了七八年才回到家中做家庭主妇。

随着煤矿的发展，“五七”队逐渐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她们那种顽强拼搏、自力更生的精神，却值得后辈永远学习。

煤之物语

刘惠春

一

煤的形成是时间与空间的转换。

千百万年前植物的枝叶和根茎，在地面上堆积成厚厚的黑色的腐植质，在地壳的变动中被埋入地下，长期与空气隔绝，高温与高压下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形成的黑色可燃沉积岩就是煤。

小的时候，一群群的孩子在荒原里玩耍，总能发现一些石头上，有着各种形状的树叶痕迹。我们管这些石头叫化石，互相兴致勃勃地比着谁的石头上树叶清晰，谁的漂亮。对于自己喜欢的石头，珍宝一样拣回家去，积得多了，不知哪天，便被大人们扔了出去。现在才知道，那些石头真的是化石，埋藏着这片荒原千万年前的秘密。

乌海煤炭博物馆里面就珍藏着很多化石，不仅有植物化石，还有动物化石，那些普通的石头上，清晰地刻画着蕨类植物，三叶虫，狼鳍鱼什么的，还有太原网格长身贝，鱼化石，叶肢介，马氏螺从没有听说过的化石，最让人惊叹的是一棵硅化木，大直径110厘米，小直径70厘米，生于二叠纪，2.75亿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认真发掘这些化石其中的涵义，谁能说这座城市回首过去一片荒漠，没有任何古意呢？那些温暖、湿润的森林，把它们的能量蕴藏起来，在数万年的沉默中变成了煤，等待挖掘与释放。

人们很早就在乌达地区发现了煤，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该处自清咸丰年间，始有顾家沟开采小窑，历年经营发展，引起一般重视，清光绪年间梁姓在梁家沟开办，因路途遥远不久即停工，民国初年复有辛姓、李姓、安姓及陈姓分在顾陈西沟，开办小窑，近年来好姓、安姓相继停办，顾辛陈三家，现仍旧贯。”这本书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此可知，那个时候乌达已经在进行煤炭开采，而梁家沟这个地名也延续至今。

纵观历史，乌海地区的煤炭开采业是先于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是中国采煤工业发展的最早地区之一。较之同期中国机器采煤的其它煤炭生产地区，乌海地区的采煤业虽然是原始的手工操作的，但它是为进行商品生产而开办的，因此，在早期的中国煤炭史上，应有乌海的一席之地。

一九五八年，是这座城市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决定大规模地开发乌达煤田，这片亘古荒原完全睁开了它沉睡的眼睛。

“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向大山进军，向煤海开战”……这不是口号，这是这座城市真实的历史。来自东北、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移民，招收的工人、外调人员、转业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等不同类型的数万建设者们，来到这片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傍山凿洞，就地挖窖，支起自带的椽子，搭上顶棚，就能住人了，还有的就住草棚、苇棚或者帐篷。

这个城市最初的建设者们没有哪个不熟悉矿山的艰苦生活？设备简陋，工具缺乏，井下没有照明设备，工人没有矿灯，矿工们在井口外燃起了煤火堆，巷道里用饭碗点起了麻油灯，技术含量高一点的就是在平硐井口装设一面大镜子，把太阳光线反射到矿井里去，再在曲折的巷道拐弯处增设一面镜子，就能把光线反射到矿井里去。采煤没有电钻，就用手工采，运煤没有矿车，就用筐子挑，刨锤不够用，就抡铁镐，没有放炮器，就把手电筒用电池串起来放炮，没有电线，就把雷管脚线接起来代替。这些紧帖着地洞墙壁，赶着毛驴车进出的矿工，每一天都在挑战着生命的极限，煤炭就这样被艰难地开采出来，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到远方。

当B寸有一首风行一时的诗，就是描述人们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

煤矿工人干劲高，

双手就是襞山刀，

搬倒小山修铁路，

搬光大山要煤烧。

二

这座城市因煤而生，是煤托举了这座城市。

对于这座城市的人而言，尤其是对于矿区的人来说，煤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更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存在，煤与人保持着最朴实而直接的关联，它包围着人们，渗透人们所有的生活，彼此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和煤矿发生着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他们的亲人、朋友、同学是矿山人，甚至他们自己也是从矿山走出，然后汇入城市的其它行业。煤是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基础，整个城市就诞生在煤炭之上，每一个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虽然脱离了煤炭，却又与煤炭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新长出的枝杈，昂扬向上，伸向更广阔的世界，让这个城市的面目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变的表情。

城市绚烂的色彩都是从单纯的黑色中延伸而来，而黑色就是矿区人生命的底色。

煤矿是布满了煤灰的巨大建筑物，成堆的煤渣，高高的黑色的煤山，无尽缭绕的煤烟，满载着煤奔跑的火车，每户人家摆放着一大垛码得整整齐齐的煤块，还有空气、水、饭菜，每个人的头发、神情统统弥漫着煤的味道，人与煤共同建立起来的空间，那些脸上带着黑色的煤渣的男人，包着头巾装火车的女人，那些在荒原上长大的孩子，就是矿区人的生存之境。

矿工们的生活是这个世界最清白最朴素的生存了，他们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不见天日的，他们的汗水和欢笑，得失与生死都在煤里深深地镌刻着。黑暗的矿井，隔着一层泥、十层水、百层沙、千层岩石，那里是灾难丛生的墟，是失去了刻度变得空洞而浩渺的时间之流，在那里，他们用矿灯的温度为自己取暖，大巷轰响的声音，水流的声音，风过的声音，一个人的黑暗是多么的狭小，多么的短暂，仿佛只需要一根火柴头大小的光，就会彻夜明亮，他们心中的信念就是这微小的光芒，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从漆黑的地方，一步一步走上来，到达地面，到达日常场景，他们从黑暗的煤矿里出来时，他们的样子根本分不清彼此，他们不是个人，他们一直就是一个群体，并不卑微，也无需伟大，泛着健康本然的人生底色，顽强并且坚韧。

煤炭给了矿工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矿山的景色和生命的逻辑是不会改变的，那些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们默默地一一承受下来，因为煤与他们早已血肉相连，这些冰凉的但却充满温度的晶体，沿着血脉，一点点地渗透进他们的骨头里，他们的骨骼，还有脾性，渐渐地也成为一片沉默的矿，心地纯良，温暖明亮，闪耀着黑色的火焰，照亮世俗的生活。

在无尽的煤尘里，矿区的人们与煤炭相依为命，与矿山相濡以沫，他们的呼吸与煤尘融在了一起，血液与黄河流在了一起。

三

煤是贯穿了矿山孩子成长的关键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长大，对煤的感情是一种眷念的纠结和一种无法舍弃的牵挂。

许多人家就住在煤矿的边缘，近到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幽深的矿井，还有盛满煤的长长的皮带溜子从家门口哗哗地过去。到了做饭时间，母亲让孩子到外面抱块煤回来点火生炉子，很快炉火就旺旺地燃烧起来。矿山的煤方便，炸药也方便，总有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在矿井边捡到炸药，因为好奇，把这些炸药当成了玩具，点起火堆把炸药扔进去，听那震耳欲聋的一声，而一些时候，那声音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灾难，一声巨响过后，孩子的手或者胳膊被炸飞，从此结束掉快乐的童年。当然，这都是多年前的旧事了，那些孩子都已经长大，而矿井附近早已没有居住的人家。

小的时候，一帮小伙伴总喜欢跑到矿井旁玩耍，那里有一座桥，叫跃进桥，桥下是圆圆的井口，小火车天天在里面进出，煤源源不断地从里面运出来，又源源不断地运向远方。我们常常跳在桥上，看小火车轰隆隆地开着，进入长长的井里。那些戴着矿帽、穿着黑色工装、长统水靴的工人们一排排坐在火车里，面目模糊，神情相似，那里面有我的父亲，但我分辨不清，在焦急地寻找中，火车已经将他们带入那深不见底的地下，我站在井口的边沿，心怀畏惧地看着那幽深黑暗的井口，阴凉的地气从那个黑暗的洞穴中升出来，我害怕这个瞬间就让人消失的洞穴，我害怕父亲再不会回来。我从此不在荒原上奔跑，我知道，父亲就在荒原下面黑暗的矿井中劳作，我和父亲仅仅相隔着几十米的土层，却如同两个世界。结束了工作的父亲，会从远远的山上大踏步地走回家来，他连那身满是煤渣和汗水的脏旧工作服都没有换，黑着一张辨不出眉目的脸，但我能认出，那个朝我走来的人，就是父亲，我惊喜地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让他背着我，我们一起回家。

一群初懂得指点江山的少年坐在山头上，看山脚下烟雾缭绕的矿山，谈论着据说是外国专家对我们生息之地的评价，矿山的空气不适宜人类生存。这些评论像一种毒，刺激着我们这些年轻的神经，是的，不适合，但我们都生存了下来，而且生机勃勃，心怀梦想，不停地谈论着将来，远方，话语里弥漫着煤和狂想。离开的人在异乡的夜里，看到自己的生身之处，原来这么多年，只是身体在颠沛流离，灵魂和爱依然固守在煤矿，煤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是煤矿的孩子，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

年少的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到荒原的地下，与曾经的父亲相遇，矿井依旧是与世隔绝的所在，但与父亲当年劳作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我踏着父亲走过的路，一步一步向矿井的最深处前行，我觉得我的内心和精神从来没有这样安祥过，虽然，我的周围是沉厚的黑暗，漫长的寂静和广大无边的虚无，但我知道，父亲在我的身边，无数人在我的身边，这些相似的场景，相似的情境，注定了我们相同的命运和相同的人生。

在中国煤业庞大的枝头，我们的煤矿，其实只是一枝新生的枝叶，但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它有着举足轻重的重量，没有什么能取代。生生不息养育了我们的煤矿，从始至终散发着原生的、旺盛的活力，散发着粗砺、明亮的品性，散发出一种来自内部的黑色的亮光，凝聚着惊人的力量渗入我们的生命，所以煤矿孩子的性格里面，都有着煤的特质，沉默而坚定，它使我们一直保持站立的姿势，托举着我们的城市。

四

煤炭是这座城市的标志，煤炭工业发展史就是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煤炭建立一座直观反映因煤建市，因煤兴市的历史专题博物馆，真是最富诗意的创造，是出自于对生命与岁月崇高的内心昭示，是对城市源头热爱呵护的意念流露，这种审美认识饱含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对于煤炭的无尽情感。

这座煤炭博物馆’是内蒙古首家专题博物馆，免费对人们开放。博物馆占地2305㎡，一、二层为展厅，外型为深蓝色矿物的晶体形状，通过历史图片，实物展览，原始标本，模拟矿井等，展现了乌海煤炭工业曲折的发展历程和艰辛的发展轨迹。站在煤炭博物馆里，那些熟悉的物品，让每一个在矿区生活过的人，都会回到往昔战天斗地的岁月，会感叹，会激动，甚至会流下泪来。

博物馆内部的设计别具一格，四壁黝黑，仿佛用煤块一块块堆砌而成，两边建有工人挖煤的雕塑，用筐用铁锹，栩栩如生，还配有刨煤的铁与煤石碰撞的声音，再过来是机械化液压支架采煤，往下走，就是大面积开采，建设的壮阔情景，这一路，仿佛是在黑暗的矿井中穿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墙壁上挂着的电子屏幕上还不停循环播放着科教片，关于煤是如何生成的，乌海市资源的分布以及发展过程等，看着这些，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一个城市的过往历史和它新鲜跃动的生命脉搏。

展台上整齐地陈列着一块块铮亮的煤，有苏海图煤矿的焦煤，摩尔沟煤矿的电煤、烟煤，还有公乌素的肥煤，涵盖了整个城市开采的煤炭类型。

一些老人走进博物馆，隔着玻璃罩，他们缓慢地抬起手，抚摸着那些矿工们用过的已经破旧不勘的矿灯、自救器、防尘口罩、水靴、矿帽、工作服等，玻璃罩里面还陈列有许多劳动模范生产者，这些老人互相低声地交谈着。这些人、这些事迹对他们虽然已遥远，却并不陌生，这些陈列的煤就是经过他们的手从地下挖出来的，物品就是他们用过、穿过的，这些劳动模范生产者就是当年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伴。他们常常会走进来，凝视这一切，这一切就是他们过往的生命，他们与煤与矿山的浓厚情感，全部凝聚在这轻轻一触中。

存在是需要物证的，历史是需要记载的，博物馆是收藏生存的物证，是见证生命的进程，是佐证时间推移的脚步，对于煤的不同姿态的表述，让这座城市历史的传达或者象征变得诗意起来了，人们充满喜悦或者感激去呈现什么的时候，总是富有感念和激情的，城市着力收藏的关于煤炭的历史，就是在收藏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之味，这种生活是脚踏实地的温暖与踏实，是日常，是烟火，承载着历史，记录着人生，渗透着风情。

煤炭博物馆，容纳了这个城市曾存在的峥嵘岁月，容纳了数不尽的努力，更容纳了太多的悲欢人事。煤炭，巨大、粗砺、沉实地埋藏于地下，现在它们被当做一种历史，陈列在这堂皇的博物馆中，这晶亮的物什，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见证了这座城市是如何走过每一步，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五

一个事物如果从审美和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便可能会发现另一番灵性与含义，也为我们展开了想象的空间，让我重新开始审视和思考那些自以为熟悉的事物。

温热的矿山，绝对是有生命的，岑寂只是它的外壳，生命在它的骨子里，远古的植物遗骸在多少万年前，随着地壳运动，在时光的关照下，越来越紧地抱成一团。你知道有些煤层是会自燃的吗，那就是因为荒原内部非常热，非常挤，火先是闷闷的，暗暗的，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就有火苗蹿出来。

想象这黑亮的物体，它燃烧起来，瞬间就提升了周遭的温度。面对寒冷，就会想像到炭火，想象到能够燃烧的一切事物，想像到发光和发热之源，在安静的夜晚，炭火细致地抚摸我们平躺的肉身和魂灵，在这种想像中，人和煤一样，也会变得温暖，发现明亮的光芒。

煤的喧哗与嚣动，抑或歌唱，是静默的热烈，热烈的静默，它深藏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岁月之中，给了人们家园，给了人们光明，给了人们歌唱，给了人们时间，给了人们劳动，在夜里，让人们枕着希望入睡。

煤炭有着温暖和幸福的形状和质地，煤是沉默的，是黑色的，它有火焰，它的燃烧就是这人世间的光明，它承受和包容一切，一切爱和一切苦，丰沛、鲜明、宽阔、复杂，这个城市的人生活的痕迹就是靠这些煤彰显的，没有什么能遮埋这些痕迹。煤炭用它的沉默，呈现出了温暖和阳光，照耀着低矮的土坯房，居住在这城市的一些人，却始终牵牵地铭记着从前的往事。它在漆黑的夜里给了我们一种光明，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永远在我们的内心，并给我们以无尽的喜悦。

这些关系到矿区生活的时间、空间、地理、秩序、仪式，日常生活等等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矿区生活过的，有过矿区生活经验的，生于上个世纪六十七十代人的集体回忆，把这些写下来，不只是见证，实录的意义，因为这种见证和实录即使对个人的精神成长有意义，有的也就止于此了，事实上，个人记忆获得意义还可以从个人出发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岁月有痕

——我与矿山群众文化二三事

杨留锁

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到现在，我一直没离开矿区，多半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因此对矿区有着深厚的感情。要说最难忘的，就是使我走火入魔的群众文化事业。它融进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却又一直在梦中徘徊，直到今天似乎梦还没有醒。

大武口参加笔会

1986年，一个女文友写了一篇小说，并把创作意图与我说了个明明白白，她请我帮助修改。人物原型是我们文友中的一位老大哥，他平时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五大三粗的却爱好上了文学。以他为原型我自然是很熟悉的，但小说的情节不能改动，只能从小说语言和细节上修改。小说情节是由于主人公“老乐”刻苦努力，一贯拿锹使镐的粗黑大手，终于写出了不同凡响的小说，作品不仅发表了而且获了奖，集中描写的是老乐在参加文代会前与老伴道别时风趣幽默的神态和对话。

当时我并不会写小说，只是凭着对人物性格的熟悉把握，着重在心理描写和对话语调上进行了修改。改完后交给她，我并没在意她怎样处理稿件。谁知，这年10月突然接到通知，《煤炭文学》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召开煤炭作家笔会，邀请我以新秀的资格参加。我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我修改过的那篇小说，是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在了《煤炭文学》期刊上。

接到通知，我一人前往大武口去参会，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费好大劲乘班车到了大武口，找到报到地点一打听，说是改在汝其沟召开。于是我四处找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趟开往汝其沟的班车，车到了汝其沟山口出现故障，没办法只好往里走了。下了车一打听，到汝其沟还有几十里的山路。我一咬牙决定步行前进，便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向山里走去。起初还不觉得怎样，沟壑间的小桥流水、起伏逶迤的山峦，时不时的吸引着我的视野，可渐渐的天黑了下来，于是我边走边设法拦车。我拦住一辆车说明来意后，司机答应把我带到矿里，我坐进驾驶室心情安稳了许多，终于在9点钟左右来到了汝其沟矿。谁知，一打听，会议又改回到了大武口，着急上火使我感到干渴难耐，见办公楼前浇树的水管，抱着水管美美地喝了一肚子凉水。第二天一早坐车返回了大武口，参加这次笔会的煤炭作家和业余作者有40多人，其中有山西的著名煤矿作家毛守仁、淮北的知名作者栾晓平以及我不熟悉的一些作家和作者。虽然我和毛守仁住同一房间，但不幸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有什么交流，当天晚上就被送进了医院进行急救。原来这一路的奔波使我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会期一周，我却在病床上躺了6天，没能静下心来听一听作家们的真实感受，而是把整个会期白白浪费在了病床上。这期间，煤炭文联主席刘庆邦到会并讲了课，可惜我没能亲耳聆听，这也许是我没能在文学上得到发展的一个因素吧。

组织抓奖的事儿

矿区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以公乌素为核心组成了矿区文学社，公乌素矿党委书记萧峰为文学社顾问，职教办主任黄纯民为社长，主要活动由宣传部的刘忠宝负责，成员为公乌素、露天、总机厂三个单位的文学爱好者。矿区文学社成立的当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特邀请了自治区著名作家丁茂及市文化局、市文联的领导和老师。会上萧峰对成立矿区文学社的意义做了介绍，丁茂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就文学创作讲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乔樹声老师对矿区几年来的文学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会后，刘忠宝提出了一个以文养文的设想，就是以文学社的名义包一些小型的装修工程，用以支付文学社的活动费用。公乌素矿经过讨论研究同意了这个设想，但是附加条件是安排几个待业青年做临时工，同时也让他们跟着学点本领，主要是别在社会上瞎混。文学社装潢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了，矿里给了几个小的工程，如公乌素矿的沙盘制作，服务公司会议室顶棚改造，小型餐厅的总体设计及装修等。

有一天刘忠宝通知我们双休日出去做点买卖，我们都疑惑不解做什么买卖，等聚到一起才知道，从公乌素矿借了一辆大车，从商店租了一些商品，有电视剧、电冰箱、自行车、电风扇、毛毯等大件商品，也有日用百货小商品，印制了一些奖券，说是开展一次抓奖活动。这项活动在当时很流行，这之前已有好几家开展类似活动。星期六一早到了老石旦，按事先布置好的任务，收钱的、负责奖券的、发放奖品的和看管物品的，一上午的抓奖活动紧张而有序。老石旦抓奖开展得很顺利，除了看管不严丢失了两条毛毯之外，收益还是颇丰的。下午到了水泥厂却不容乐观了，几乎没几个人对抓奖感兴趣，零零散散几个人只抓出一些肥皂、洗衣粉之类的小商品，成效也不显著。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将车开到了巴音陶亥，下车后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取得联系，上缴了一定的管理费。次日一早，开奖不到一个小时，几件大奖就被抓了出去。我们一看这种状态有点不对劲，又看到抓奖的人挑挑拣拣，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于是停了下来。原来李士林叠奖券时，手上粘了红纸广告，不经意间留下了痕迹。这一失误被抓奖的人发现原委，于是几个小伙子专拣有痕迹的挑，因此出现了大的失误。问题找出后，我们将有痕迹的奖券挑出来，刘忠宝从商店买了一个手持扩音喇叭，高声喊叫：“快来抓呀，抓着什么给什么，花小钱赚大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快来抓呀……”他富有煽动性的喊叫声确实很奏效，抓奖的人群越积越多，而抓出去的东西却没有大件了。第二天，工商部门来了，声称有人反映没有像样的奖品，我们辩解道，昨天大奖被抓出好几件，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话虽然这么说，我们还是驱车前往棋盘井，可是棋盘井却是一番不欢迎的状况，工商部门说：前几天抓奖，人家设得大奖是摩托车、大彩电和电冰箱，你们没什么值钱的大件，还是请回吧。这样，我们只好罢手，没有开张就返回了公乌素。

毕竟是几个单位联办的文化集体，也是公乌素矿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和几个单位互相沟通，所以时隔不久就解散了。可是这段经历却令我们难忘，这期间，我在写作方面与黄纯民老前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文笔功夫较深的宋良亮进行了交流，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时刘忠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抓奖说辞，还时不时引起我们的笑谈。

九十年代初，煤炭企业走入低谷，接着转轨变型、破产重组，受创惨重的公乌素地区，人们为各自的生计奔波着，那段乐趣也越飘越远，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建井工人的艰苦生活

——在公乌素三号井的日子常胜

从塑料板房到广播室耳房

1978年，86处（后更名为内蒙建井一处）再次奉命搬迁乌海市公乌素矿区，承担海勃湾矿务局公乌素三号井建井任务（1974年援建二号井）。这是桌子山矿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现代化矿井。2月25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的时候，我们先遣队伍已从包头石拐乘坐包石矿区列车，转乘169次列车赶到公乌素，为公乌素即将开工的三号井做准备工作。

那时，矿区的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不像今天对开矿的要求，矿井未上，地面先是三通一平，吃住条件全部到位，然后才开始建井作业。当时，准备给我们居住的露天矿新建的家属房还未竣工，我们只好先住进临时搭建的塑料板房。塑料板房实际上是用一种纸和木屑压缩而成的一种薄薄的板材，四面用螺钉加固再用铅丝牵拉固定的一种临时居所。它的好处是方便快捷，如同搭帐篷一样，就地就可以“建”一处房子。但其劣处就很多了，因为薄，外面的冷风通过薄薄的“墙壁”渗透进来，奇冷无比。到夏天，塑料或铁皮做的顶棚和低矮的空间又让人们闷热地喘不过气来，但建井工人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当人们在寒冷的冬天看一眼这薄薄的“房子”就浑身打冷颤的时候，我们却在里面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天和最炎热的夏季。

正月十五前后，虽说已打春多日，但对北方特别是海勃湾来说，正在经历“倒春寒”的考验，此时的气温在某种程度上比三九天还冷。凛冽的西北风夹着砂粒一股劲儿的向薄薄的塑料板房奔袭过来，仿佛不把这房子刮个片甲不留，决不罢休似的。板房在狂风的咆哮中如一个孤立无援且瘦骨嶙峋的老人瑟瑟发抖。假如没有四面四根粗粗的铅丝和钢筋固定，板房早已被风刀肢解，刮得无影无踪。再看室内，大风扬起的沙土把室内刮得一片黄尘，这已经习以为常，最大的问题是寒冷难挡。虽然生一个特大号火炉，虽然炉火熊熊，甚至都能烧红炉盖，可是这一点点火焰所散发出的热量，怎能和滚滚寒流形成抗衡呢？根本无法入睡的我们先是披着被子，将火炉团团围定。前面炉火炙烤，后背仍凉风嗖嗖、冰冷如铁。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干脆两个人背靠背，这样，背与背之间有互相体温传递，侧面有炉火烘烤，另一侧面虽觉寒冷，但受冷面积相对小了许多。这个据说是古代戎边士兵为了防止来犯敌人，且又要适当休息的一种办法，比原来那种取暖方式倒是强了许多，再加上用铅丝和铁板自制的烤盘上烤一些干馍、花生米什么的，倒也能消除困顿。后来不知谁还用塑料壶打来散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互相传递着。喝着喝着，浑身热了，有的人借酒讲一些笑话，有的干脆唱起歌来，大有燕赵之士慷慨赴国难之英雄气概。我也被这种乐观精神所感染，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诌几句打油诗：“扎营三号井，板房伫沙海；北风如刀剑，炉火驱冻霾；举酒寒月夜，豪气冲天外；学习王铁人，困苦脚下踩”。

过了一段时间，露天矿新建家属房竣工了，所谓竣工，其实就是指主体工程完成了，有的室内还没来得及抹麻刀灰，有的还未垒炉灶，有的虽然都垒好了，但是火墙还未通，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对于住在塑料板房的我们能有砖瓦房可住，已是欣喜若狂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新房”，开始了稍稍能安定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78年3月18日三号井掘进第一声炮响，大批干部工人陆续从石拐搬迁到公乌素。由于当时房子奇缺，我们先来的家属只能腾开现住的房子，让不可或缺的单位部门和重要岗位的干部工人先行搬进来作办公室。刚刚宽松了不到两个月的我们又各自变换了居住地方。单身干部和单身工人暂时还住在塑料板房，部分人口多的职工家属可住正式砖房，人口少的可和人口多的住一套房子。考虑到我女儿尚幼，刚过两周岁，同时为节省一个办公室位置，允许我们一家三口暂住在广播室耳房。这对我是天大的开恩了。

话说在繁忙的搬家和紧张的工作中，海勃湾已进入夏季了。不足十平米的小耳房里，一家三口挤在里面，除了一张床，连一张办公单桌也放不下，我每天只能坐一把小凳，爬在床上写东西。如果不做饭还凑合，只要生火做饭，屋里就像蒸笼一样，再加上室外摄氏40度左右的高温，夜间根本无法入睡，我干脆找一块毯子铺在屋外睡觉，老年腰腿疼大概就是当时因睡外面受风落下的。类似我们这样的还有几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来互相勉励。其实就当时人多房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已经是天堂上的人。看看塑料板房的工人们，冬天冰冷似铁，夏天，火红的骄阳炙烤着薄薄的极易吸热的塑料顶棚，屋里的温度可以达到三十七八度以上。居所夏不蔽荫，冬不御寒；饮食粗粮充塞、无肉少油；井下又是条件恶劣，设备简陋。人工攉碴的强劳动，再加上涌水如潮，顶板破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是这样的艰苦条件，工人们为了抢时间赶进度，经常组织高产，掘进速度日日刷新、扶摇直上，井巷质量优品率逐月上升，合格品率一直保持百分之百。在如此艰难险阻中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靠得就是对祖国、对煤炭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的主人翁责任精神。

两家人住一套房子

话说一家人在广播室耳房整整住了一个夏天，经受了盛夏考验的我们终于盼来了秋天，淅淅沥沥的秋雨洗刷了夏日的酷热和干燥，也洗去了多日来给心灵上带来的焦虑和烦燥。然而，藏纳于心间的这股干热之气还未全部吐出，秋风伴着稀有的细雨的凉爽还未充盈肺部的时候，新的居住又有变动了。处本部全部进入公乌素之后，不仅职工家属的住房难以解决，

就连处机关各科室的办公室也无从解决，一个建井处承建制的搬迁，连一个落脚之地也没有，这到底说明什么，实在是几句话说不清的问题，但最终受制的还是建井工人，大家竟毫无怨言，默默地去承受由于居住条件不善带来的各种困难。

此时已近深秋，处里为了给机关办公室腾房子，再一次将住办公室的家属搬出来，合并在一起，将一套房子住两家人家的方案进一步拓展。第一次合并是人口多少搭配，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人口能搭配即可搭配，搭配不过来，干脆两家人家不论人口，全住在一套房子里。我自然难逃一劫，从广播室耳房搬出来后，搬到和一家姓王的大户人家住一起，对方住正房大屋，我们住偏屋。这个偏屋比广播室耳房还小，最多有9平米。偏屋外有一间窄窄的厨房，两家人用的油盐酱醋菜米面等食物都放在外面，只剩一块窗口大的地方，只能支一把切菜和面的凳子。靠门口垒一个炉子，供两家人做饭。

先说做饭。两家人在一个灶上做饭，本来已非常麻烦了，一日三餐，谁先谁后，必须天天商量。有时为等大屋人烧好饭，须从午时等到下午两点多钟。因为王家是大户，上有老，下有小，一日不止三餐，有时半夜还在烧饭。再说烧煤。当时煤不贵，可挣得也不多呀！两家无法分大户小户，只能将煤钱平均付出。吃亏占便宜已经是小事一桩了。最主要是寒冷和煤烟的气味儿。按道理说，两家共同生火，屋里肯定暖和，然而，这火都不能点得太盛太旺。因为当时用的都是露天小窑的煤，其含硫之大、含矸之多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火烧的多了，硫味自然就大，在大屋居住还有前门窗，可以透气，而偏屋居住就不一样了，由于通风差，屋内整日散发出含硫的刺鼻煤烟，有时连气也喘不过来。这种含硫和含灰极高的煤有时因烟道不畅还会发生爆炸。那是1979年底的一天，正当我们酣睡时，突然听到“喷”的一声，我们以为是地震了，房倒了，原来是火墙爆裂了。火墙的砖块被掀开，滚烫的煤灰一下子喷出来，被褥以及整个房间到处都是煤灰。我迅速让妻子将女儿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抱在厨房，然后赶紧找来水，将即将烧着的被褥泼上水，以免发生火灾。借助微弱的灯光，只见整个家里全是黑黑的煤灰，我的脸上身上也污秽不堪。我和妻子把被褥抖了抖，只好围坐在床上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从火墙爆裂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视煤如虎，谈火色变，小心翼翼地做饭、烧水，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爆裂防住了，可室内更冷了。由于我们的偏

屋紧靠西把头，屋后是一片开阔地，竟无一点挡风的屏障。因此狂暴的风夹着砂石、雪花最先侵扰的便是西北角。再加上当时的房子除了砖头勾缝、室内抹灰外，并无保温层，其冷可想而知，到冬至之后，屋里晚间的温度骤降，想点电炉子取暖，一是经济上负担不起，二是怕连着顶棚电线起火，一家四口就这样在这寒冷的冬季、冰窖般的屋子里苦熬了整整两个冬天。

少油无肉的生活，乐观无悔的情绪

1978年的我第二次进公乌素，虽然时隔三年之久，但这里的生活条件和三、四年前比起来没有多大变化，粮食供应仍是全国一盘棋，粗粮多于细粮。蔬菜方面，因为各个矿区都在筹备开工建设或已建成投产，卓子山矿区的工人家属起来越多，宁夏石嘴山和巴盟方面调运的蔬菜已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西菜地则因为矿工逐渐增多。房屋用地占了不少良田，过去想在这里建蔬菜基地的想法也成了泡影。再加上此地干旱少雨，土质恶劣，除了砂石就是石灰岩，因此吃菜便成了大问题，肉食更是因为人多难以满足需求，工人及家属只能靠统购统销的一点可怜的肉票来聊补一点清汤寡水的饮食。无奈，我们就沿袭石拐矿区居住时的传统：把吃菜的愿望全部放在储冬菜上，到储冬菜时，首先是白菜、萝卜、土豆多多益善。蔬菜的短缺逼迫自己每到一处，不论大小菜窖总要挖一个，将冬菜一样一样存进去。其实储冬菜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乌海气候变化无端、昼夜温差大，加之对菜窖的温度、湿度掌握不好，每年的冬菜都是吃一半烂一半，但烂一半还有一半，总比没有强吧。到了来年，土豆除烂掉的以外，便开始生芽，生芽的土豆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毒素，那也舍不得扔掉，掰了芽子，继续吃。每到春天，为了加紧吃完这些将坏和生芽的土豆，便开始了大量的加工：煮土豆、土豆与粗粮和在一起蒸包子，土豆擦成丝和少量的面蒸土豆丸子。吃得大人两眼发黄，小孩略闻其味便躲得很远。再说酸白菜，每年醃两大瓮，大约有三百多斤酸白菜。头几顿还吃个新鲜，慢慢的就腻歪了。但是整整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不吃酸白菜吃啥，于是天天几乎有一顿酸菜。酸白菜需要猪肉，可当时那儿找猪肉呀，没有猪肉的酸白菜实在难以下咽，吃得两个小孩至今一说烩酸菜就摇头。到了七、八月份，是这个地方沙葱的旺季，我们提上蛇皮袋子，挎着箩筐在三号井及周围沙地里掐摘沙葱。回来用水烫一下包饺子和包子，用盐腌上可以当凉菜。有一回，宣传科的同事聚在我的斗室里，要吃沙葱饺子。不知谁从哪里搞来一小块猪肉，大家如获至宝，就用肉和沙葱包了饺子，结果吃得“砸了锅”，大家余意未尽，食未饱腹，就用仅有的一点红糖包红糖饺子也吃完了，大家说，今天我们仿佛过了个大年。还有一次，井下刘喜儿用肉票买了三斤猪腰条，委托曾经在食堂干过炊事员的我熬点肉臊子，准备吃一顿白面条。妻子和面，我熬臊子，做熟后，刘喜儿用蓝边大碗一口气吃了七碗面，另外一个工人也是吃了七碗。三斤肉的臊子和一大块面让四个人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待到我的两个小孩儿要吃面时，早已是碗空盆光。

在那个年代，我有几怕：一怕别人请我吃饭，二怕家里来客，三怕过年过节。别人请你，得有个礼尚往来吧，可拿什么回请呢？我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不足一百元，小孩儿的奶粉，双方老人的赡养，每月总是捉襟见肘，囊中空空。古人有一句话叫“贼来不怕客来怕”。为什么，贼来偷盗一无所有，客人来需要招待吧。再简单也得招待。结果，把给妻坐月子的为数极少的鸡蛋招待了朋友，害得妻生下小孩没有奶水，导致小孩营养不良几度虚脱。有时借钱会友，结果害得下个月还债，喝半个月玉米糊糊。再说过年过节，每到此时，我就犯了愁，给妻子儿女吃点什么呢？没有肉、没有菜，囊中羞涩。大人还好，小孩在八月十五总应有一块月饼吧，过年总应吃一顿饺子吧。可是拿什么去买呢?那几年收入极少，家贫还事多，女儿生病住院，一次就花掉我们夫妻俩三个月的工资，岳父常年患病住院，需拿出相当一笔开资来交医药费。中秋这天，愁得我坐在屋里流出了泪，为我没能给妻儿带来好生活而自责，越哭越伤心。恰巧妻子回来取东西看我眼睛红红的，我说眼里打进了砂子，她非要给我看一看，我拦住说，洗一洗就好了，赶忙俯身把脸浸在水盆里。我以为妻子没有看出来，其实从妻的表情，她明白我的心思，只是不愿意说明罢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居住如此简陋，但是工作的热情丝毫不减，干劲丝毫不差，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以1979年一年为例，共掘进巷道3849.2米，超额649米完成矿务局下达的任务。同年，该处掘进三队和掘进四队在公乌素三号井1165水平石门、北风井斜井的掘进中，分别创出了岩石平巷月进度368.8米和斜井成井151.3米的好成绩，分别被煤炭部评为乙级等级队。我所在的宣传科被评为处级先进科室，我每年均被评为处级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或优秀共产党员，并被矿务局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1980年5月，海勃湾矿务局授予该处“大庆式企业”荣誉称号。从1978年至1988年，经过七年顽强奋战，（1980~1983年停建39个月）1988年12月15日，三号井这座年产120万吨，桌子山矿区最大的现代化矿井终于胜利建成。这些成绩主要归功于井下井上的工人和干部。作为宣传工作者的我，能有幸参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建井事业，能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中锻炼和成长，感到无尚光荣与自豪。

井口封闭式的安全文化长廊

舒适、整洁、美观的井下车场休息室

井下现代化的采煤机组

爷爷参与建设的老建筑

王迪文/图

爷爷王永泽是老石旦煤矿第一代建设者，1957年他随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支援边疆建设来到桌子山矿区建井工程处，开始了桌子山矿区的建井工程。爷爷退休后，天天领着我在老石旦矿区游玩，指点这个是民用建筑，那个工业建筑，还常将许多建设故事讲给我听。

如今，每当我回到老石旦，看到这些旧建筑，耳边仿佛又听到那些激情澎湃的建设故事。于是，我拿起照相机对准这些老建筑，使它永留在我人生的记忆中。

—、天轮架

1966年春天，老石旦煤矿“大一号”迎来了主井与副井两个天轮架上的“天轮”飞转，标志着老石旦煤矿“大一号”矿井正式产煤了。从那时起，老石旦这一标志性工业建筑物成为众多报刊的封面。

二、“工字房”

上世纪50年代末，桌子山矿区开始建设老石旦煤矿，建井工程指挥部从包头调砖兴建了十栋“工字房”，成为那个年代当地最为壮观的建筑。

三、倶乐部

老石旦俱乐部是当年的地标性建筑，它修建于1974年，当时在乌海市都是一流的建筑。那时候没有电视，去俱乐部看电影成为人们最大的奢望，两毛钱一张票，几乎是场场爆棚。

四、防空洞

1973年，老石旦煤矿成立了人防工程办公室，并组建“老挖队”在老石旦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工程。“老挖队”先在海矿一中（老石旦中学）的东南角建设了地下防空洞，现已封闭。同时，还在老石旦东山挖掘了约3公里长的山内防空洞。1980年，为了让居民饮用健康的地下水源又将防空洞延伸，与公乌素西山贯通，将优质水源通过山洞管道输送过来。

五、职工食堂

老石旦煤矿“大一号”职工食堂，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它伴随着老石旦煤矿高音大喇叭里“井下放高产”“多拉快跑”“移溜子工跟班上”的宣传动员口号，为广大职工日夜提供烤饼、发糕、“钢丝面”等“美食佳肴”。

六、“小一号”粮站

1958年老石旦粮站伴随着“大跃进”应运而生。如今，粮站门楣上依稀可见当年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繁体字样。

七、储蓄所

中国人民银行老石旦储蓄所建成于1973年夏季，当时，只有人民银行一家。虽然墙体上书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但它只是一个储蓄所，当时，人们手中的余钱不多，存取款的业务很少。

八、百货门市部

伴随着老石旦煤矿“小一号”矿井开采，为了解决职工购买生活日用品之需，建了百货门市部。1958年秋季，百货门市部正式开张营业，当时是周边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店。

九、五金门市部

老石旦五金门市部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从老石旦百货门市部脱胎而来的。在我90年代购物的记忆中，它还曾带着70年代的痕迹——杂乱无章的大箱子，老式的古董台秤，足以敌过我爹年龄的柜台桌，在老石旦的购物街上，它还活生生站在那里，虽然已成了个体自营店，但依旧焕发着它的青春派，它的光热源，它的精气神……

十、灯光球场

老石旦灯光球场是由原大广场迁移至此，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建的，主要是为矿篮球队比赛而建设的场地。当然，灯光球场也曾多次举行公捕公判大会。

俱乐部

防空洞

“小一号”粮站

储蓄所

百货门市部

五金门市部

灯光球场

那年泳事

张永胜

那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露天游泳池的老照片，感触颇多，仿佛在照片不起眼的角落里藏着幼年时的我。仔细想想，乌海大大小小的泳池我还真去过不少。从二完小体育场的露天游泳池，到少年宫的蓝天水上乐园，从怡馨休闲会馆到世纪园、开元，都曾经留下我并不美丽的泳姿。

家乡虽然被三座沙漠包围，黄河穿市而过，小时候并不缺少玩水的条件，父母怕出危险，到黄河玩水是严令禁止的。年幼的我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危险，经常是去河汊子里玩得不亦乐乎，回来后自作聪明，找个浇地的水管冲洗干净，再编个自认为很高明的的谎言，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父母往往会看出我那闪躲的眼神，用指甲在我胳膊上一划，立马就能划出几道白印子，这必然是去黄河玩水了，接下来就是男女混合双打。可是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挡我对玩水的热爱。

最远曾经跑到海勃湾的水渠里去耍水，赶上浇地的时候水可深了，可以没过头顶。赶上水浅，最多齐腰深。还能榜到小鱼、小虾，烧烤柳条穿小鱼的美味，至今回想起来还唇齿留香。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有次不知道是谁的老爸，找到水渠边上，当场一顿“柳树条子烛肉”。挨打的呼天喊地，围观的我们心惊肉跳，后来再也没敢去过。

三厂有个浇地晒水的池子改建的游泳池，1980年建成，夏天厂子里的子弟们都在里面玩水。我们听说后骑上自行车不辞辛苦地跑去一看，东浅西深，浅的地方水也就一米深，深的地方有三到四米，反正一口气潜下去，耳膜都能感受到水的压力。

第一次去的时候，同学不明情况从东面一个猛子下去，两条胳膊带肚皮被池底刮了个伤痕累累，庆幸是头没有先着底。因为抽取的是地下水，水质特别好，缺点就是特别凉，还没有地方换衣服，只能到泳池北面的厕所里将就一下。这些都好克服，最头痛的就是三厂子弟排外，老是欺负我们这些市里的孩子。我们骑自行车去，不是丢了车座子，就是气门芯被拔走，赶个运气不好，还得挨顿揍。1998年三厂的游泳池淹死个职工后就被关闭了。

实际上去的最多的就是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体育场露天游泳池，1982年建成时，门票3毛钱还能接受，后来逐年上涨到5毛、1元、2元，对于初中生的我们来说不管多少都是额外支出。没有钱的我们就翻墙而入，身手并不利索的我，对付一道墙还是绰绰有余。

泳池是两头浅、中间深呈锅底型，南北两边各有三部铁梯供人们上下使用。西面池壁上有露出头的铁环，上面有六个跳台。水放满的时候，东西两边有一米八深，中间就两米多了。

刚开始我们没有泳裤，就找两条红领巾，下端缝死，左右两端栓个疙瘩。因陋就简的泳裤存在一些弊端，拴得紧了，上厕所是个问题，越着急越解不开，有时候在着急的过程中就已经“解”了。拴得松了，一个猛子下去，不等人从水底潜上来，红领巾早就飘在了水面上。好在当年的泳池水不清澈，也没有拍照利器，所以不怕走光。至于泳镜、泳帽那都是天方夜谭，听都没有听过，更别说见了。

那时哥哥已经上班，他虽然不会游泳但非常支持我。他把我带到体育商店，花了三块八毛五买了条泳裤，又支援我10元钱，让我买门票，还和朋友要了一条摩托车内胎，当做游泳圈。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穿着新泳裤去游泳的场景，小伙伴们自制的红领巾泳裤与我这条侧系扣、蓝白相间的尼龙泳裤根本无法相比。看着他们那羡慕的眼神，我得意极了。

在当时，露天泳池的水是地下抽的，赶上下雨会发绿，时间久了会有小蝌蚪、红线虫。还能洗澡，也是露天的，刚从地下抽上来的自来水，一冲一个透心凉。也有换衣间，可里面的味道总让人以为误进了厕所。

一到夏天，小伙伴们每个中午都在泳池里泡着，游戏多得数也数不清。打水仗，捞硬币，比潜水，捉迷藏，泳技在不知不觉中就长进了。

当时最爱玩的就是打水仗，双手交叉合十推出去的水花能集束、准确击打到对手的口鼻之间，回手到自己的口鼻之间形成保护后才能换气。两人完美配合可以叫对手没有丝毫的换气时间，只能是落荒而逃。

记得是高中毕业那年，我们7个人和初中的一帮孩子打起群体水仗。刚开始仗着身高臂长、配合默契，把他们赶上了岸。这帮孩子召集人马，重新布置战术，分成三排，轮流依次击水又和我们打在了一起。半个泳池像开锅一样沸腾了，你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水花，根本看不清对手在那里。只要张嘴，水头就直接冲到你的喉咙，都不用咽，直接就下肚了。后来退到泳池中间深的地方，他们不敢追过来才算鸣金罢战。付出的代价是胳膊疼得抬不起来，眼睛通红，像个兔子。有好事者上来告诉我们，怪不得你们打不过，人家是42个人，整整多出我们5倍。

那时候，扔个硬币进去，一帮人潜到并不清澈的池底，用手快速的摸索、寻找，找到后再扔进去，玩得乐此不疲。也会有些竞技类的游戏，比赛潜水看谁的距离长，有好几个小伙伴可以一口气潜游50米，尽管上来后都愁得头晕眼花。

家庭条件稍好一些的同学会带颗西瓜，放置到水中铁梯的下方卡住。游泳结束，西瓜也冰镇好了。围坐一圈，挥拳打破，大块的西瓜哄抢一空，吃完后个个脸上糊着西瓜汁，再去痛快地洗个露天凉水澡，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身体里的血液都带着凉意。在那个不知道空调是何物的年代，游泳成了避暑的最佳选择。

到了2004年露天泳池关门，就转战青少年宫的蓝天水上乐园。当时10元的门票可谓天价，标准尺寸的泳池，但是深度不够标准的2米。东面有个3米高的跳台，下面的水池水深3米。大部分的人都采取脚朝下“跳冰棍”，只有为数不多、胆子大、水性好的才敢扎猛子下来。

后来蓝天水上乐园拆除，2008年利用玻璃厂的循环水建设了集桑拿和游泳一体的怡馨休闲会馆，于2011年关闭。世纪园大酒店、开元明珠国际酒店都有游泳池，可是由于泳池小，票价高，并没有成为大众游泳的首选。

2010年，我市以自治区十二届全运会为契机，建成乌海市体育中心，其中的游泳馆配套设施完善，条件在全区也是首屈一指的，参与游泳运动的群众与日俱增，参加全民健身游泳比赛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那一张老照片，这些趣事早已被时光的浮尘湮没在记忆的深处。我现在也经常去游泳，可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了。泳池的水比当年清澈许多，也许是我的内心少了当年那份清澈。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孟令天

一

十八岁离开父母到塞夕卜著名的浩特读书，一到假期，急惶惶的像心里长了草，回家，是一个底气十足的词汇，那还是一个慨当以慷壮怀激烈的词。细一想，其实是对父母的牵挂。所谓想家，就是想父母。回家之精彩的一瞬，就是像小鸟一样扑棱棱地欢呼着进家门，那一刻，我看到期待中的父母喜笑颜开。后来，这回家移位。

对父母的牵挂渐次淡而远去。对妻儿上升为首位，至少是更强烈些。每每出差远行，回到理论上自己是户主的这个家，也就是牵挂了。

在乌海生活了20多年，我并没觉得回家和乌海这座城市有什么相干。

二

08年的冬天里，我参加尹君老师的《太阳神闪耀的地方》恳谈会，与会者侃侃而谈，我在一旁做静默的看客，当时就写下《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题目，面对尹老，快七十岁了，还那么感性鲜活，甚至更加地理性豁达，还那么生机勃勃的谈笑着感染人。因为这个人的故事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我开始思考“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三

初春时节的银川郊外“草色遥看近却无“，我分明在市内公园的垂柳上看到枝条上招摇的绿色了。返回乌海，汽车在高速路上呼啸而过，那齐整的田畴渐渐远去，过一条大河上的桥，扑入眼界的是遥看近看都是开肠破肚的山，还有四处冒烟的景象，这就是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乌海了。我忽然就想起年前就写下的那个题目，我信马由缰地打起腹稿，有时具象到我在这座城市中十分明晰的细节，有时又抽象到我是怎样来到这座城市，为什么来，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吗？

四

我第一次来乌海是1984年，也就是我毕业前一年去阿拉善实习返回时路过乌海，我和一位叫王振的同学中途下车去乌海师范看望一位学长。那时，我分明就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第二年，我和另一位同学俊成分配到乌达，从三道坎下车出站，沙土地上有一大滩水，亮晶晶地袒露在我们面前，乘公共汽车进新区，司机使劲地按喇叭让前面挡道的一头大肥猪让道，那肥猪从容不迫，没有丝毫的慌乱，之后就是暑热难挡，擦拭鼻血以及喝有咸涩味的水。

再之后，我和俊成急惶惶的去看黄河，站在那浩浩荡荡的大河边上，我们摆开架势，用中文系一贯的抒情句式’在“啊……”过之后，气势十足，文采鄙陋。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像模像样的讴歌过这黄河。

我们就像一枚种子飘落到乌海，生根、发芽，生存下来。

就这样。和上天安排并不相干。

五

有人说，赤峰人太过恋家，是那种走出五里路，看不见自家的烟囱冒烟就会哭鼻子的那种。我很不赞成这种说法，理由是，赤峰人很多都是早些年闯关东流落到那儿的，我的祖上就是，加上日本人率先侵略东北，东北人不愿做亡国奴，就又逃亡到关内，这样无奈的迁徙使赤峰人具有了惯于流亡、流浪的习性。我毕业后与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在向西驰骋的车上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的句子，似乎也是个印证。及至到乌海十几年后，我的几个同学好友去广东也说明了我的论断：赤峰人是习惯于流浪的。

在乌海这么多年，除了我的口音确凿地表明我的产地以外，我身上的赤峰的特征还有多少？我被乌海这座城市浸染同化了很多。

六

在近几年，我愈来愈觉得，赤峰在努力的淡出我的生活，那些刻骨铭心的东西在渐渐远去，沉淀在记忆中等待钩沉。当我听到有人学说赤峰话有板有眼而我却说不来时，我倒成了不正宗的半吊子。回赤峰，去亲戚家或者和同学聚会，我倒更像是一个客人，待上数日就急不可耐地离开，这分明就是过客的心态。相反，一回到乌海，我就倍感轻松，就活泛了，像干了许久的鱼，跳到清凉的水里，自在、舒畅。

七

究其实，这座城市中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里，我的纵情豪迈，我的无所羁绊，我的失意得意，我的自由自在的喘息，我的仗剑江湖，我的像狼一样的孤独横行以及呜咽吮血疗伤，都是真切的。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对我的排斥，相反极大限度地包容了我，当然，这一切，都源于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的坦荡折射了我的坦荡，他们的宽容延伸了我的宽容，他们的敬意也映衬了我的敬意，我在这个城市中逐渐淡化了我的敌意鄙视，而更多的令人尊重的人被我发现，我把温暖过我的人一一陈列，居然，我是生活在一群精彩的人中间，甚至，我也足够地精彩。

八

这座城市对我有效的牵引，除了有属于自己的一张床和拿着钥匙很熟练地打开一扇门的那个叫作家的地方外，还有自己很熟悉的面孔，那些面孔幻灯般的依次闪现，证明着我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的所属。在这一块属地，我可以自在的被接纳。

当我傍晚时分走出家门，很多的街景在昏睡，唯我的行走存在。我忽地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这座城市接纳我的加盟，而我一股脑的把二十几年的青春泼洒在这座城市，生出无限的感慨，再踱步回家去写“一个人和他的城市”，因之言之有物那是必须的。

对这座城市的熟悉感，所谓闭着眼也能想象得出行走的路径，这是踏实的，在这路上偶遇上熟人，就更强化了这种踏实。

人生的坐标，以时间和空间为指向性的延展是有限的，但如果用心，这坐标所显示的最大限度的增量是可能的。在这用心中，一个确凿的出发点就是“乌海”。

哦，我无限的倾诉，无限的依恋，无限的生命的感悟，爱恨情仇，只要我在这里，我的呼吸就和她有关联，而不会是其他。

九

我在尝试着写《乌海人文特质》的时候问过郝逸云老师“你是否认为乌海有排斥外地人的习惯”？郝老师说没有。他说：“我是在上小学时候转到乌达梁家沟的，没有哪一个同学会觉得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也不会歧视孤立我”。究其原因，他认为，这就是移民城市的特点，大家都是从外地来的，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习俗会强势统领其他。兼容成为必然。

“乌海的山上不长树，草也少，就像袒露胸怀的人张开双臂拥抱任何外来的人”。我们和尹君老上甘德尔山时他这样说。

我们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体会，就会推而广之，就会自得其惠再惠及他人。包容是乌海的一大特质。

十

我憎恶过这座城市的气候，“非人类居住”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都不是人”，我也讴歌过乌海，我的憎恶和讴歌都足以招致别人骂，但是似乎都未曾有过，说明我们彼此的气量不窄。

当然，包容还因为我们彼此学习，容忍不同地域的人的习俗乃至个性殊异的个体的有代表性的秉性，我们都“见贤思齐”。融入到这座城市中，我们有大自在的心态，不偏狭，不敌视。

十一

在陵园，我有意识地行走在墓碑间，那些逝者绝大部分都不生在乌海。像乡村赶集似的，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这集市犹如一场大戏，他们都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谢幕的方式非常一致，就是归之于一掬灰一块墓碑而已。

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一如我也有故事，我也会像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谢幕。

十二

4月4日，清明节。

天晴，有风，不大。阳光照着大地暖暖的。在摩尔沟的一大片墓地里，有一丘坟，那是属于未曾谋面的岳父的坟，也享受着暖暖的阳光和我们暖暖的目光。我们点燃了不少的纸钱，也同样很暖，一束鲜花也会衬托暖意。

时近中午，回到家中，西凉打来电话，问干嘛呢？我说，刚上完坟，在家。西凉用了众所周知的标志性口头禅后说，我也和老爷子去东山的路口烧了些纸。

我就说，这样形式上的东西很多余，要不是让自己的孩子感受一下那样的气氛，或者自己不由自主的就去，还不如就针对活着的人好一些才对。

西凉说，那不是，你总想特立独行，你没有那样完全的自主，不可能。

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九泉之下的说法。

西凉说，什么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只是世界构成的本源，我们最终都是归之于唯心。我们所有的思想、体会，包括你所有的感知之所以区别于他人，都是唯心。一切的意识形态都是唯心的，除了你吃饱了不饿以外，哪一样不是唯心？

我不想轻易被说服，也不想争辩，就虚与委蛇地岔开话题。

之后，我想，城市边缘地带的那些坟茔墓碑并没有边缘化，我们生活中的感悟在以某种方式沉淀着。

十三

每个人，都不会在这个城市中孤立的依存，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展的空间，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耀，赢得自己的幸福，创造财富并享受这座城市慷慨的给予。

这座城市的奇妙在于：我们的脚步在山水间留下了脚印，事实上，这脚印无法找寻，能找到的只是我们意识中唯心的东西，一些记忆，感悟而已。

十四

在春天里，我总该作首诗：

绿色回来了

在整齐的绿色中

有我

我是发亮的麦子

我必须生长

长成自己的模样

饱满

并幸福

在有些时候，有人说我“你太有才了。”我知道这是一时没话找话的恭维，像我，快知天命的年岁，尚没有一点功名，真是枉活，但我尽量不太妄自菲薄。我能努力做的，就应该是不要去做一个无趣的人，就够了。

十五

一颗种子，随风飘落在这儿，又一颗种子也随风飘来……无数的种子飘来，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阳光是不吝的，种子们发芽、生长，集合起来长成森林，就是这座城市。这林中有鸟的鸣叫声，一如我们各自发出的声音，也许不好听，但总有中听的。还有花的香，恰似你的故事，你的故事不精彩，但总归有精彩的。

一滴水，又一滴水……无数的水滴汇成小河，汇成大河，一如黄河奔流不息，一座城市，从此如不竭的江河，奔流着。

我们在森林中听歌闻香，我们面对河流感叹“逝者如斯”。我们在这座城市中感觉自我的存在，感受一个群体的能形成共振的呼吸，在这个城市中，体验过悲欢，体验过牵挂，体验过善恶恩仇，这一切，集合起来，就是一尾鱼在活的水中的归属。

有关乌达西山的记忆

许培龙

顺着记忆的长河回溯到我的少年时期，乌达西山是苍凉满目的荒坡秃岭，尽管如此，这里西山给我们带来过难以忘却的乐趣。

乌达西山的面貌从2006年开始改观，在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智慧、力量、汗水的滋润和浇灌下，乌达西山已是一派生机，充满了活力。

乌达西山，一个特定的地理方位，也是一处有特殊地质状况的地带。这里有连绵起伏的黄土、沙砾构成的丘陵状山包；这里是矿山、城区的结合部；在那通体裸露土黄色的山坡上，大自然也仅仅有能力星星点点地点缀些四合木、沙棘、胳驼刺、灯香草等极为耐旱的木本或草本植物。

乌达西山的北面跨过山洪沟有所梁家沟小学，1968年我在那里上完了小学。上学期间，乌达西山是同学们课余玩耍的好去处。特别是夏秋季节，赶上下过几场雨水，山体上、沟壑里，原本稀疏的野生植物便欢欢喜喜地疯长起来。绿色，是当时缺少植物的矿山居民们最喜爱的颜色。绿色，也吸引着我们这些学生娃们频频爬山涉沟蹚沙滩，去挖地表茎呈暗紫红色的锁阳和头部长满白花的肉苁蓉；吃通红通红的酸溜溜（沙棘果实）；龇牙咧嘴地品尝又酸又涩的山杏……那时候，山体上、沙滩上从形态到颜色，都显得天然、纯朴。

爬西山，如果是由学校大队部或班级组织，都会提前做充分的准备，活动内容比较丰富且正规。虽然进发目标是荒坡秃岭，但仍然大受同学们欢迎，这大概是人类喜欢亲近自然的天性表现吧。大家在大队辅导员和老师的率领下，排着队，一路上彩旗猎猎，歌声、说笑声此起彼伏。爬山竞赛是每一次活动的首选内容，到了山根，每当老师一声令下，学生们，特别是男孩子，会不顾一切蜂拥般地向那座插着一面红旗、丘陵状的最高顶端冲去。尽管每次往往只评三五名优胜者，而且只有精神鼓励——奖状一张，但气喘吁吁的获奖者个个都喜气洋洋，这些经过体力、精神拼搏的“猛士”，会得到同学们由衷的赞扬和钦佩。爬山竞赛之后，一般都会回到半坡一块约300平方米操场般大小的平坦地上做游戏。周围天高地阔，雪白的流云从头顶悄然飘过，山风轻抚着每一个人的脸颊和衣衫，同学们尽情地唱歌、跳舞，玩丢手绢、山地寻宝……场面非常热闹，人人十分开心愉悦，常常是到了中午同学们还流连忘返。

除了学校每个学期开展三四次有组织的登山活动外，男学生有时也在课余时间三五结伴或成群结队地到西山去爬山、玩耍。

不久，学生自行到西山的行动让校领导知道了。一次全校大会上，校长刘继春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没有学校组织或家长带领，任何学生都不要去爬西山。就是有人带领也要离炸药库远一些。会议散了，各班主任回教室里又强调了这件事。

此后，绝大多数学生听从了告诫，可是，包括我在内的个别男学生仍然偷偷地溜到西山脚下，无数次地爬上西山。在山里，我们曾见到过惊慌逃窜的漂亮野兔，从土洞子里挖出过刺猬和跳鼠，数次见到过在阳光下盘做一团、通体像涂过油似的沙蛇，最常见到的是长有四足、卷着尾巴，跑起来飞快的沙蛤蚧。听大人们说山里有黄羊，为了见到黄羊，我们曾几次结伴走向山的深处，可是每次都落得个无功而返。

那时候，进山不懂得带吃喝。有一回，我们五个人提了两把铁锹，早上7点多从西山的南面进山，边走边玩，越走越远。中午时分，阳光晒得我们头昏。我们到一座高大的铁路桥下乘凉，问一位放牧的老人，知道这是青年桥。我们又渴又饿，没有吃的，好在桥下流着一股清凌凌的水，我们用手捧起来就喝。放牧的老人说这个水喝多了会闹肚子，我们没有听劝告，每个人都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我们回家时天黑了，每个人都挨了着急万分的家长一通臭骂不说，还有3个人闹了半黑夜的肚子。

我上初中后，虽然很少再上西山，但因为家住梁家沟，常常可望见西山那光秃秃的身影。

后来，我回到梁家沟小学工作了十几年，受孩子们童心的感染，曾带领过数届六年级毕业班学生爬西山、做游戏，搞一些简单的夏令营活动。每次早上8点多上去，虽然同学们想多活动一会儿，但到了11点多就烈日当头、酷热难耐，我怕孩子们中暑，只好将队伍撤回。尽管每次活动都无法使同学们尽兴，但仍然大受学生们的欢迎，从他们笔记中的感情质朴的话语里反映出，他们对西山有着无比深刻的眷恋。

因此，我常想：如果在山头种上树木遮遮阳光该有多好呀！

2006年，乌达区领导班子把西山绿化作为“两区两带”系列工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总规划面积1.1万亩，总投资1.39亿，计划分10年内完成。项目区总规划共分三大区域，Ⅰ区（北区）在项目区的东北部，以建设水土保持林为主，治理面积4900多亩；Ⅱ区（南区）位于项目区中部巴音赛沟，在山地建设环境保护林，治理面积3700多亩；

Ⅲ区位于项目区南部，在山地上部建设水土保持林，在山地下部建设环境保护林，治理面积2600多亩。每个区域又细分为生态防护、休闲景观、经济林区等多个功能区。

5年过去了，乌达西山成千上万棵树木枝繁叶茂，数千亩山坡绿色如海，Sf兔、剌猬等野生小动物也多了起来。早春，新枝吐翠、绿草发芽，满山草色遥看翠如烟；夏季，莺歌燕舞，百鸟飞鸣绿枝间；秋高气爽之时，金叶层层罩苍山；瑞雪纷飞之际，遍野“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情画意扑面而至，直入眼帘。

绿色，让乌达西山充满生机；绿色，让西山成为国家“三北”防护林的一片亮丽绿叶；绿色，让西山焕放出无穷的活力。

鸿鹄之志

周丽云

“凯鸿凯鸿，你是一只腾飞的鸿雁，起飞在黄沙之滨，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凯鸿之歌》里唱到的凯鸿是神华乌海能源公司旗下的一家煤化公司。一枝一叶总关情，看着凯鸿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凯鸿人的脸上就会洋溢起自信。透过风云变幻的天空，人们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一段激情岁月。

创业之初

时间回溯到1999年，在乌海市乌达区教子沟一片荒草丛生的山坡上，原乌达矿业公司黄白茨洗煤厂建成投产了。员工是从公司几个单位抽调来的，有固定工，有合同工，还有集体工。大家相互熟悉后，哈哈大笑着说：“兄弟，有事儿就吭声，咱们杂牌军不缺的就是感情！”

现实有时候很会捉弄人，他给了你梦想，可还没等梦想开花，又马上把你的梦想浇灭了。那时侯正赶上煤炭行业的寒冬期，全国煤炭企业都陷入了低谷，从投产的第一天起，厂子就隔三差五地放假，像一只公鸡，本该引吭高歌，却又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

员工们每个月就挣二百多块钱，还不能按月发放，日子过得清苦，人心涣散可想而知。有的员工想方设法调走了，有的员工主动下岗自谋职业，剩下的员工也只能象温水煮青蛙一样耗着。于是，大家在私底下就悄悄地说：“咱们这儿可真是一个新新的烂厂子！”

2000年，乌达矿业公司派来党总支书记徐振国。踌躇满志的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内心翻覆涌动，就像风平浪静的湖面上投进块石头似的，激起了层层涟漪。他不仅为这个刚刚建成的洗煤厂状况担忧，更为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员工痛心。

“能做些什么呢？”他困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摸索，徐振国很快就找准了方向，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很关键，产生的效益虽不像攉一锹煤那么明显，但在关键时候也能雪中送炭，起到巨大作用。

然而做思想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到真正触及员工利益的时候，矛盾就发生了。一天，徐振国正在办公室里，门突然“咣”的一声被踹开，一名员工浑身酒味儿，晃晃悠悠地闯进来。这是一个在工作中犯了错，追查事故后被调岗的刺儿头，几天来三番五次闹事，不服气厂里对自己的处罚。

任徐振国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那名员工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就摔到了地上。徐振国强压怒火，但最终两人还是厮打起来。那时厂里没有保卫科，还是黄白茨矿经警队来人才平息了事态。

事后，徐振国心里五味杂陈，他想：看来就得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我还是先带领员工转变思想和工作态度吧。有了这个思路，徐振国闲暇时常常到一线与员工促膝交谈，听听员工的心里话，替他们宽心、解闷儿。夏天的一个早晨，徐振国正在洗煤车间里巡查，看到一些员工光着膀子在皮带旁攉煤，出了汗后，再加上煤灰，身上、脸上抹得黑一道白一道的。他上前一问，原来是因为溜槽漏煤厉害，煤都快堆到了房顶。他什么也没说，从员工手里拿过一把锹，一样闷头干了起来。干完后，他直接就去了厂长王鹏飞的办公室，商量治理跑冒滴漏的问题。他说：“这又干了一上午，工人们每天这么干哪行啊。”

“好，听你的。咱们想办法也得挤出点儿资金来。”双方意见高度统一，事情很快得到了圆满解决。员工们也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位平易近人肯干实事的党总支书记，高兴地说：“这个书记还真有点儿干事的样子。”

腾飞之时

2003年，乌达矿业公司对黄白茨洗煤厂实施政策性破产重组，改制后成为独立法人企业，注册名称为乌海市凯鸿煤化有限责任公司，取“一路凯歌，大展鸿图”之意。

破产重组之初可真是困难重重，因为这个厂子是原乌达矿业公司第一家破产重组的企业，想打破员工的传统思想，让他们放弃铁饭碗，谁一下子也不好接受，更何况还让员工自己掏钱入股。再说了，黄白茨洗煤厂生产运营四年，年年亏损，员工们觉得眼前是黑的，根本看不到新企业的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就是当时的领导班子心里也没底。

但班子成员认定，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而要改革就不能怕阻力。达成了共识后，厂里决定：先想办法让员工接受这次体制改革。

“那段时间，我们班子成员每天白明黑夜地在单位和工人谈话，那些政策我掰开了，揉碎了，翻来覆去地讲，最后连自己都背得滚瓜烂熟。”徐振国回忆。

集资的时候，领导们带头交钱，领导们也不富裕，都得舍着脸面和亲戚朋友们去借。慢慢地，员工像冰一样的心开始融化了，逐渐接受了事实。

“这回公司是咱自己的了，咱们就都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员工们这么说，都像关爱自己的家庭一样关心着公司。

新家总得有个新样子，公司党政共同规划，对原来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枯木逢春般，公司有了生机，精神面貌悄然发生着变化，从一段对话可见一斑：

“王姐，你在后勤光上白班，那么轻闲，咋想起到我们装运队来啦，还得上夜班，熬人。”

“小李子，你不知道，我在后勤虽说不累，但挣的少呀，我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我跟你姐夫紧巴巴的。我主动来你们这儿，就是想多挣点钱。”

两个女工走在厂区宽阔的道路上相互谈论着。

公司用工制度也打破了以前的僵化模式，临时工与合同工同工同酬。机关员工与一线员工奖罚一致，一视同仁。员工们说：“这样才公平，上班才有劲儿。”员工觉得有盼头了。

层次清晰、责权明确、功能完善、高效运作的管理体系就这么一步一步构建起来，公司迅速走上了上坡路。2005年，董事长王鹏飞往返于呼市十几次，跑下三年的减免税资金，又新扩建一个60万吨跳汰洗煤厂。徐振国对他的黄金搭档王鹏飞充满了赞许，“要不是当时扩建了这个洗煤厂，现在的凯鸿煤化公司早已经被市场淘汰掉，不存在了。”

鸿鹄之志

王鹏飞调到乌达矿业公司后，2007年，董事会第一次换届，徐振国当选为凯鸿煤化公司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是唯——名从建厂一直担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司发展壮大的见证者。面对员工的信任，徐振国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刚上任，他就面临困局：矿务局安排接收苏海图矿转岗分流人员和一批大学毕业生，增人不增工资。而凯鸿人员严重超编，减人提效势在必行。公司决定裁减临时工。

徐振国首先停了妹妹、妹夫的工作。两口子想不通，就去了他家，妹妹先开口了：

“哥，你这单位好几百人，难道就多我俩不成？”

“你是一把手，就照顾照顾我俩还不行？”妹夫低头央求着。

“照顾了你，照顾别人不？大伙可都看着呢。”徐振国既矛盾又有些愧疚，无奈地说道，“现在要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你俩不符合要求。支持一下哥哥，谢谢你们。”

最后，徐振国的妹妹哭着离开了乌达。

再说一件事。那年冬天，徐振国值班巡岗，发现一名夜勤人员穿得很单薄，冻得直发抖。经过了解，那名夜勤人员家在外地，家境不好，上班经常吃白水泡馒头或者是方便面。但是人很勤快，每天干完活儿以后还主动浇花种草。从那以后，夜勤人员身上穿上了徐振国的羽绒服，而且上班还吃上了徐振国带来的热饭。

员工们时常能在半夜两点钟看见徐振国到现场查看装车情况，中午过了饭点儿他还在车间，而次日早晨五点钟他已经又站在煤场上观察精煤外放了。那年春节除夕，徐振国本应该在家，可他带着妻儿和好烟好酒一起到公司，和加班的员工共度除夕同吃年夜饭。

天道酬勤。当年，公司实现利润5750万元，开创了历史新高，员工们工资涨了近10倍，又分到了不菲的红利。员工们一个个干劲儿更足了。

厂区的环境美了，夜晚的霓虹灯闪烁起来，在机器的隆隆声中，也平添了几分浪漫。企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员工休息时有了温馨的宿舍，洗工作服有了干净的洗衣房，看书时有了安静的图书室，停车时有了宽阔的停车场，锻炼时有了设施齐全的健身房。物质生活在大幅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满足，公司每年在节假日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文体娱乐活动，节目全部是员工自编自演，这里真正成为了员工展示才艺的舞台。

而今年，煤炭市场再度形势严峻，凯鸿煤化公司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困难面前怎么办，又成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到了凯鸿人面前。徐振国在职代会上鼓舞士气：

“我们要树立安全、稳定、生存、发展的目标，倡导人人节约，事事节约的行为，深挖内部潜力，加强成本管控，提高精煤产率，努力减亏脱困，我们一定会度过难关的。”

在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奋力拼搏下，今年上半年，凯鸿公司的生产经营完成了预期指标。

忆往昔峥嵘岁月，凯鸿煤化公司建厂、改制16年来，收获了累累硕果：神华集团公司质量标准化特级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单位、乌海市花园式单位、乌海能源公司先进单位……

凯鸿，这只凯旋的鸿鹄，它曾经飞翔得很高很远。如今，虽然前方风狂雾浓，但她依然奋力振动着双翅继续展翅飞翔。

我在乌达搞医疗

讲述：张万科记录整理：刘巧芝

2013年9月8日，在乌海市乌达区政协副主席高峰的陪同下，我约了当年跟我一起见证乌达区医疗卫生工作风风雨雨的罗光明和杨文才两人，故地重游了我们当年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地方。

站在乌达区政府肃穆、庄严的大楼前，远眺西山，那绿树成荫的美丽景色和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在我眼里交相叠映。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却又浮现出当年萧条、闭塞、荒漠、缺医少药的乌达。过去的一幕幕，像东逝的黄河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那一朵朵穿越时空的浪花，像我风华正茂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汗水与血泪，时时冲涮着我心灵与记忆的底片。瞬时，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在乌达13年那激情燃烧的日日夜夜……

创建乌达卫校

1958年，我两次放弃原宁夏省阿拉善蒙古自治州卫生系统任命我为巴彥浩特卫生院院长和巴彥浩特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职务的调令，来到当时仅有一万多人的乌达镇卫生科当了一名副科长。

我的这一行为，让我在阿拉善的领导和同事十分不解。我之所以下决心来乌达，是由于1955年，我在阿拉善卫生处工作期间，随工作组检查工作时有幸来到了当时隶属于阿拉善国营机房煤矿所在的乌达镇辖区，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

阿拉善国营机房煤矿当时也没有卫生室。工人们有个病痛、家属们生孩子等等在乌达镇都得不到医务人员的诊治和接产。面对这种严重的现状，我随工作组回到阿拉善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医疗卫生工作者，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为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送去医药，为他们的健康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

1958年，乌达开始全面建设。内蒙古人民政府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盛情邀请，欢迎各地有识之士和青年来乌达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然而，当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结集到乌达时，乌达镇政府面临更为严重的医疗卫生的匮乏和压力。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向单位领导提出对口支援缺医少药的乌达镇卫生科来到乌达的。

人与一个地方的缘份，就像冥冥中注定似的，也像现在流行歌曲《传奇》里唱的那样“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1955年以后，我做梦都想着能来乌达，没想到在1958年终于开始了我与乌达相守相依的13年。

我来到乌达镇卫生科不久，就与另外7名同志着手筹建乌达卫校。经上级领导的部署和批示，乌达镇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一所短期卫生学校，以缓解乌达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燃眉之急。

当年修建包兰铁路时，铁道兵住过的房子成了我们筹建卫校的临时办公地点。他们住过的窑洞便也成了我们的宿舍。因为我们7个人都是单身，所以我们轮流做饭、值日。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没有菜吃是常事。我们经常米饭就沙葱就是一顿饭。而沙葱还是我们亲自拔回去的。

那时风大，也经常刮。一刮起来就是遮天避日的那种。经常是外面大刮，屋里小刮，炕上地下全是沙子。有时饭里的沙子碚牙硝的都让人难已下咽。但大家都很乐观，没有一人表现出退缩与沮丧。我们血液里奔流的青春与梦想的血浆和血红蛋白，充满着亢奋与激情。

经过将近半年的紧张筹备，1959年，乌达卫校正式成立。我们办公的地方，也从原来的铁道兵营房，搬到了黄河大桥部队的铁桥驻地。当时学校选址之所以选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紧挨农场和屠宰场，副食品供应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即使吃不到多少肉菜，至少也可以在偶尔改善生活时，能见到一些时令菜蔬和油花花吧。我们的卫校，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铁桥卫校”。

校长是当时乌达镇的镇长王泽庚同志，我担任副校长。可惜那时乌达镇还没有照相馆，我们如绿柳鲜桃般的青春风采没有及时拍摄、纪录下来。（这，成了以后多位在一起工作生活的老同志的一个心结。）

1960年初春的3月，我们的卫校正式开班了。卫校一共招收了二期学员，共有68名学员先后在这里学习。第一期的学习为期7个月，从1960年的3月到10月1日结束。第二期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5月1日。两期学员分为三个班，分别为：医疗班、妇幼班和药剂班。学员们大多是社会青年，文化程度都属于高小。且女学员比男学员多。给学员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医疗单位临床专业的主治医生，这些人在卫校解散后大多留在了乌达，成为乌达后来医疗系统的中流砥柱。

土桌凳教学条件

尽管当时乌达卫校全由政府拨款，学员的吃喝拉撒睡全是免费，但学校艰苦的程度，还是出乎学员们的想象和意料之外。

当时铁桥卫生所的所长武锦堂兼任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当摆在卫校面前第一要务是解决吃水问题时，武锦堂号召大家学习延安精神，自力更生，就地取材。面对日夜东流的黄河水，我们却没有水吃，这好像有点讽刺的味道。怎么办呢？武锦堂想出个好主意。他叫人在黄河边的河堰上深挖蓄水池，挖好后，用石头砌好再用水泥勾缝，以保证水源的干净清洁。看着水池里渐渐蓄满黄河引流来的水时，大家都兴奋地蹦起了高高。女同志更是如此，这一来，她们就完全可以在隔三差五的时候，洗涮洗涮了。吃水问题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教学的桌凳还没有着落。

有了武锦堂就地取水的奇思妙想，我想，桌凳何不也来个就地取材呢?黄河大桥附近，不缺的就是沙土。就像盖房需要脱坯垒墙那样，桌凳完全可以用沙土垒就。于是，卫校组织师生义务劳动，和泥做桌凳。

干活的场景是热火朝天令人难忘的。那种不怕苦累战天斗地的激昂与振奋，多少年来一直在我心头涌动。我有时和罗光明、杨文才他俩说起，当年咋那么有干劲呢？年轻就是好啊，能做多少事哇……

我们用白灰和泥沙没用多久就解决了桌凳问题，当学员们坐在卫校的桌髡上开始学习时，都为这创新的因陋就简啧啧称赞。

后来，我根据我们当时的艰苦努力和敢于创新得来的宝贵“财富”为题材，写了篇《土桌発卫校》的稿子，还上了当年的《内蒙古日报》。

学校不仅缺水，而且还没有电。但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依然高涨。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的宿舍里点点灯火就驱散了黄河铁路大桥的荒漠，那埋头苦读的身影，那潜心备课和孜孜以求的教诲，戈壁的沙葱、梭梭、四合木、红柳等一一见证。

在远离乌达镇政府所在地的加工厂、制酒厂、机械厂、邮局、商店等情形下，我们在荒凉、几乎没有人烟的卫校，经常就是一呆几个月不出门。那时，乌达镇常住人口也不过一万人，偌大的乌达，只有新区连片的民房萧瑟在大漠的风中，找一片绿色也得费尽周折。平时除了刮风时的黄沙漫漫，再就是黄河的涛声日夜在此起彼伏。我那时经常远眺甘德尔山，看着它矗立在沙漠与黄河的怀抱，默默无语地凝眸着来自五湖四海建设乌达的人们时，我便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建设者开进乌达，随之相对应的医疗卫生工作就得紧紧跟上，如若不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罗光明是乌达卫校第一期学员之一。卫校招生时，他刚刚高小毕业。1960年3月，他走进卫校的时候，才16、7岁的样子。他见证了第一期卫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罗光明读的是医疗班，像生理解剖、药物学、微生物学都是他们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而卫生学和防疫、检验、检疫、护理等也需要罗光明他们蜻蜓点水似的涉猎。那时没有实践课，老师主要给他们讲理论。后来，罗光明毕业后，当了卫校的副校长，成为我的得力干将。如果不是1963年他应征入伍，我们的友谊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我离开乌达的1971年。

杨文才是当时乌达卫校的老师。他是从巴盟医疗队抽调过来的。毎当回忆往事，杨文才总是唏嘘不已。杨文才一行三人从五原坐闷罐火车到三盛公下车后，去往三道坎——红房子医疗队。当时没有人接站，他们只能步行去。三个人带着行李，走路自然很慢。好容易看到一辆拉水车，问清拉水车要去的地方离红房子不远，他们便央求人家把行李放在水车上，他们自己徒步去。当时，在乌达镇的各个医疗队的医生兼给乌达卫校的学生上课。杨文才来到红房子医疗队时，当时说好只待3个月就回原单位，后来却因为乌达煤矿正在筹备，考虑到以后煤矿发展对医务人员的需求更多，杨文才他们最后也留在了乌达，卫校解散后，杨文才当了乌达农场卫生所的所长，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乌达区医院退休。

当时红房子医疗队的队长是达娃，是阿拉善防疫站的站长。他们对乌达的医疗事业奉献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像杨文才等人，不仅自己留在了乌达继续奉献，连子女都留在乌达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真可谓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培训接生员

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的乌达，外来人口急聚增多。与之相对应的是新生事物的不断诞生和涌现。

当时，乌达镇共有10个乡级卫生所，矿区工人家属由于难产而死多有发生。而这样的卫生所还没有专门的妇产科医生，新法接生几乎为零。面对这一严重现状，乌达镇政府特地从陕坝镇调来时任陕坝镇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的白秀英同志，为乌达卫校培训了20多名接生员。

这些接生员，都是中、青年的育龄妇女，自身有过生产经验。尽管她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学习起来特别用功。一伙人有时在课余还缠着白秀英问这问那，恨不得把白秀英肚子里的妇产科临床知识全部学会。

那年乌达镇的一位干部家属生孩子，孩子生下了，产妇的肚子却一直疼痛难忍。白秀英闻讯赶来后，一检查发现该产妇是因为产程过长，导致尿路感染引起的肚子疼。白秀英当机立断给产妇开始导尿，当尿液慢慢排出时，产妇的症状也渐渐得到缓解。

在乌达，类似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白秀英的到来，避免和扼制了不少因产后并发症所引起的各种疾病的发生。

当时的乌达镇，因为给产妇接生还发生过一起强奸案。有一年冬天，一男子急三火四地敲开了一位经白秀英大夫培训出来的接生员的家门。来人说，他妻子已经肚疼了两天了还没生下，生命危在旦夕，希望接生员能去解燃眉之急。

接生员一听就急了，因为关系到两条人命的问题，二话没说就随来人往他家里走去。

可怕的一幕发生在路上。当时，接生员的心里根本没有任何防范意识……当我听到那位慌称产妇丈夫的人在月黑风高的旷野强奸了我们的接生员时，沉痛和悲愤油然而生，我恨不能照那人脸上扇两大耳光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接生员在当时的乌达是多么紧俏的一个职业。

白秀英同志后来彻底调到了乌达镇，她的坚守，给乌达镇的产妇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填补了乌达妇产科的空白。卫校培训过的那20多名接生员，都成了活跃于乌达广袤地区的妇产科医生，乌达妇幼保健院成立后，她们都在那里开始了工作。

后来，乌达区妇联主任薛桂芬毎一次见到我都要说：你们的铁桥卫校，可给乌达老百姓办了几件大事和好事。她所说的大事和好事其实就是除了

为当地老百姓解决接生问题外，就是对疫情和伤寒病的防治与控制。

那些岁月，那些耳熟能详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映现着。如1960年的伤寒病防治工作，多少年来一直在我心头浦睹着，成为我教育子女和后代的活教材。

百里江山防“恶魔”

我们的卫校，不仅担当着培训紧缺医务人员的教学任务，还肩负着流行病的防治工作。

1960年，乌达地区出现了多例伤寒病。就在我们积极开展预防工作的时候，疫情以讯雷不及掩耳之势，侵袭了乌达十个乡级政府所辖的煤矿和乡村。

为了扼制病毒的流行和蔓延，我们深入各厂矿企业、机关乡村，甚至把预防针打到了煤矿工人上下班必经的矿井口。

但有的工人还是不配合，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找来领导强制等等，不能让每一名工人因为伤害病倒下的宗旨，成了我们忘我工作的口头禅。

那时的矿区，苍绳特别多，怕这些小飞虫传播，我们就采取灭蝇的办法，截断传染源。在厕所和居民生活区的房前屋后喷散“敌敌畏”，等我们去“缴获”战利品时，经常是一打扫一簸箕。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背着“敌敌畏”，步行到乌达各个地方消毒、灭绳、检查工作。我也和大家一样。从新区背上三瓶敌敌畏，步行走到各个地方。梁家沟、教子沟、苏海图等，天天都是打来回，一天别说工作量的大小了，我们最少每天都要往返20多公里的路程。但那时，听不到人们叫苦叫累，大家都把这样的工作当作神圣的职责来履行。

那时交通滞后，乌达镇当时可能还没有一辆机动车，而自行车也少得可怜，再说，我们当时也买不起。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才20—30几块，要养家，要供老人孩子，哪有闲钱买它骑？我们下乡或外出，都是“11”号工具，载着来去。每到一个地方，先找盆打好水，按稀释比例再倒入敌敌畏多少。感觉药液均匀后，才开始泼洒。每个地方的厕所和人群密集的地方，都是我们消毒的重点对象。

那时我们根本不懂得戴个口罩防止药液挥发出来，自己也可能药物中毒身体受到伤害，心里只想着不能让病菌有机可乘，只想着不能因为自己工作的疏忽导致更多的人们传染生病。

伤寒病人多到当时的乌达镇医院和各乡级卫生所都人满为患。没办法，镇政府便在梁家沟拾掇出一个伤寒病房来，医院住不下的病人，都住到这里观察、隔离和治疗。

一天，一位伤寒病人自我感觉不错，就悄悄回家了。夜里他解了大便后，左思右想感觉不对。家人见他半夜不睡觉穿衣起床，就寻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他回答，他必须把他解下的大便带回梁家沟，以免病菌让苍蝇传播到没生病的人身上。

我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感动。那个年代造就了无私、笃信、执着与坚韧的生根发芽，也使人们的思想觉悟、行为意识得到提升和淬火。这些优良的品质，这些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成为我后来在工作中不断追求的不竭动力。

那年，乌达镇共有1731人得了伤寒，最后只有26例死亡，这在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下，简直是个奇迹。

爱国卫生运动时，我们在红旗煤矿用老鼠夹除鼠患；防病治病的工作也做得风声水起。1962年，黄河淹了拦河坝，我还去救灾。尽管当时我的工作是搞医疗卫生，但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哪管份内份外？

现在的年轻人一干活就提条件，如果我们当年也这样做，那有多少工作要被耽搁啊。

都是“康复饼”惹的祸

在全国的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乌达镇也同样上演着一幕幕人间奇迹般的“神话”。什么全民大炼钢铁啊，产煤量赶超卫星，机关干部、医生、教师下井挖煤支援增产增收等等的闹剧，也在次第像不同品种花的花期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地轮番绽放着。

但也同样与全国各地物质奇缺的现状一样，乌达镇各厂矿、机关事业单位“涌现”出一大批浮肿病患者。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乌达镇共有2000多人患有这种病。

浮肿病，其实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为了早日让这些病患康复，乌达镇政府专门收治了这些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外，还特殊照顾他们。如毎天分发给他们一人两个“康复饼”，这在当时全民挨饿的时代，“康复饼”的身份举足轻重。

什么是“康复饼”呢？康其实就是谷黍脱变成米后剩下的外壳，麸，是麦子加工成面粉时去掉的“外包装”——一种呈棕色的皮。这两种东西再搁一点红糖烙制成的饼，就叫“康复饼”。

一天，一位照顾病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被查出偷吃了12个“康复饼”。这名工作人员估记是饿得实在忍受不了才吃的。谁知，就因为12个那样的饼子，这名工作人员最后被开除公职，遣散回了河北老家。

这在当今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浮肿病人才能吃的“康复饼”，工作人员吃了就是严重违法和渎职。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一天，有人给我打来个电话，说是当年偷吃“康复饼”的那人，想让原工作单位给开个当初处罚过重的证明，我听了心里既难受又高兴，马上找人帮他办了。

那时，我们能吃的东四少得可怜。几乎没有副食品供应，粮食奇缺。能吃一个玉米面窝头就是过年的待遇了。而定期分放的红蓍片也极为有限。做饭的大师傅们每天在白菜汤里放几碗玉米面，熟了后，几个大师傅都要互相监督，唯恐谁偷吃了东西。有人吃糠吃多了，大便拉不下来还得家属给掏。

记得有一次，我从乌素图步行回新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挪到荒滩上拔沙葱吃，吃了以后，缓了缓才坚持走回家。

可能是那些年落下的“毛病”吧，我现在见了什么吃的东西都香。在饭馆看到别人剩下饭菜后扭头就走，就恨得直想骂人。如今国家提倡“光盘行动”，真是再好不过的国策了。当年如果我们能吃上这样的剩饭，给个神仙也不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