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历史上乌达地区最早出现的地名——克夷门（一）

据史料记载，1205年（西夏天庆十二年）至1227年（西夏末帝宝义元年），成吉思汗共用22年，完成蒙古攻灭西夏的战争。

蒙古军第一次攻夏之战在1205年（西夏天庆十二年），蒙古首领铁木真统军首次进行对西夏的作战。攻克西夏边境城堡力吉里寨，掳掠而还。

蒙古军撤退后，夏桓宗命修复被攻破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

1207年成吉思汗统军第二次进攻西夏。应天元年铁木真即位于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建立蒙古帝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为借口，率兵再次进攻西夏，破其边防要塞斡罗孩城（一作兀剌孩、兀剌海、委刺哈、兀良海牙等，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遣兵四出攻掠，夏襄宗李安全集右厢诸路兵抵御，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屯兵五月，因粮饷匮乏，于次年2月撤兵。

1209年（西夏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率重兵第三次与西夏作战。成吉思汗率军出黑水城（今内蒙古狼山山脉西北喀喇木伦之滨），三度攻夏，袭击西夏边防关口斡罗孩（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夏襄宗李安全命其子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高逸令公为副元帅，督兵5万阻击。蒙古军攻陷斡罗孩城，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内蒙古乌海西南即五虎山南山口）。克夷门地势险峻，关外两山对峙，仅一径可通，悬绝不可登。夏襄宗命嵬名令公复率兵5万凭险据守。战初，蒙古军屡被西夏大将嵬名令公伏击击退。双方相持两个月，成吉思汗乘西夏军懈怠，据险设伏，遣游兵诱嵬名令公人伏，嵬名令公引军出击，中伏被擒。蒙古军遂破克夷门，包围中兴府，屡攻不下。9月连降大雨，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堤，引水灌城，西夏兵民淹毙极众。12月，中兴府城因水淹浸，行将崩圮，正好遇上外堤溃决，水势泛滥，蒙古军亦难驻足，成吉思汗派使者招降，蒙夏结亲讲和。夏襄宗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献女察合于成吉思汗，蒙古退兵。

克夷门遗址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成吉思汗以向西夏强行征兵遭西夏拒绝出兵为由，率军第四次攻打西夏。12月，蒙古军借冬季封河由现在乌海市与宁夏石嘴山渡口渡过黄河进人西夏境，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神宗李遵顼仓皇出奔西京（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说西凉，今甘肃武威），留太子德任守中兴府。旋遣使请降，蒙古军始退。

1224年，成吉思汗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发动对西夏第五次的进攻，蒙古军攻克银州（今陕西横山），斩首数万，掠马驼牛羊数十万。

1225—1227年，成吉思汗第六次举大兵全力征讨西夏。

1226年（西夏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春至1227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行攻灭西夏的决战。

1227年（西夏宝义元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春，成吉思汗留兵继续攻中兴府，亲自率师南下，渡过黄河，攻陷积石州（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进人金境，相继破临洮府（今甘肃临洮）、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东北）、西宁（今属青海）等府州。5月，蒙古军尽有西夏除中兴府之外的城邑。6月，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军民病困，又发生地震，西夏末帝李晛被迫投降。蒙古军人城，大肆杀掠。7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清水（今属甘肃）行宫，秘不发丧。成吉思汗儿子拖雷依成吉思汗之愿杀掉末帝李睍，蒙古大军随即于西夏都城中兴府屠城，大部分西夏建筑皆被破坏、毁灭，最后因察合的劝谏而告结束。至此立国190余年的西夏正式宣告灭亡，而历时22年的蒙古灭西夏之战亦宣告结束。

历史上乌达地区最早出现的地名——克夷门（二）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克夷门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那场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灭西夏的战争，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在偏远的塞外，还有这么个关系到战争成败的地方。

历史对于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每一次大的事件都会留下遗迹，同时也会留下闪光的名字，克夷门也是如此。《元史•太祖本纪》载：“四年己巳春，帝入河西，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夏主纳女请和……”这里提到的克夷门，是西夏防御蒙古的重要关卡，也是西夏北部保卫西夏王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的最后一道屏障。

清代学者吴广成在其《西夏书事》中记载克夷门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经，悬绝不可登。”这里没有具体的位置记录，唐荣尧《西夏史》记载：“蒙古骑兵攻人斡罗海城（也作兀剌孩、兀剌海、委剌哈、兀良海牙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西夏的北部防线被蒙古骑兵踏破，马过阴山，蒙古骑兵纵横在平坦河套平原上，很快逼近西夏国都外围克夷门。元昊时期就曾经在克夷门设立了右厢朝顺监军司，派驻7万党项军队把守。嵬名安全派嵬名令公带领5万人前往迎敌，嵬名令公利用克夷门‘两山对峙，仅一径可通，悬绝不可登’。”很显然唐荣尧《西夏史》也采用的吴广成的说法。内蒙古自治区研究蒙古

战争史的专家刘利华在《克夷门考》中论述：“笔者研究克夷门本身的含义和成吉思汗进军路线，结合实地考察，提出克夷门不在贺兰山，而是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的乌海市乌达区附近。”并且有详细的论证，现摘录如下：

门，有三个意思。首先是东门之意。“为大梁夷门监者”，即守卫大梁东门的守门人。著名蒙古史大家翁独健先生指出，“夷门是指城之东门而言”。再有平地之门之意。夷，平坦。“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门，平地之门。其三，夷又为敌人之意，周边各民族之意。西夏语辞典《文海》中把“夷”界定为契丹、回鹘、蒙古等10个民族。西夏古诗《圣威平夷歌》中的“夷”就有这个意思。“河卫者，夷门之限也。河卫即破，则夷门不能守也。”（见《元史•史天倪传》）。这里的夷，也是敌人之意。夷门，敌人之门。“克夷门”三字，也有克制敌人的含义。克夷门应该是东门，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哪儿的东门？只能是西夏国都中兴府以东的门，或者说是拱卫国都的防御工事，但并不是实指中兴府本身之门。中兴府西靠贺兰山，东临黄河，在其正东方向并无这样的防卫工事，同时黄河天险，也不需再设险守卫。在中兴府东北，今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也有部分是阿拉善盟经济开发区）五虎山和黄河之间最窄处，只有十五华里左右，形成一道“山河关”。若是在山与河中间修筑一道长城，有关门进出，正符合克夷门为平地之门的含意。同时，“乌达区”的“乌达”二字，尽管在蒙古语中有其他解释，但它也有“门”之意，应该是蒙古人对过去此地唤作克夷门的习惯延续。成吉思汗去世前，曾将许多西夏人赐给爱妃也遂。在乌达附近生活的蒙古人，有不少是西夏党项人后裔。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古族历史学者巴图吉日嘎拉曾对笔者说，他就是党项后裔。著名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认为，克夷门是一道长城。考之西夏古地图，在今五虎山的位置，标注的名字是克威山。有理由推测，西夏人将在克威山以东修建的防御敌人的长城关门，取名为克夷门。党项贵族汉化程度非常高，取“门”克夷门之意，一语双关，既指中兴府以东，克威山东至黄河的平地关门，也隐含了克制敌人之意。

克夷门（乌尔图沟）

很显然，克夷门在乌达区五虎山与贺兰山的峡谷之说，刘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个山口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善与乌海之间的唯一交通要道。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就在阿拉善左旗建立了定远营，由延福寺、王爷府等一系列建筑构成，由于阿拉善王爷同时在北京建府，往来于北京和定远营之间，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古族顾实汗之孙和罗理归顺清政府，因出征青、藏有功，被封为世袭亲王，封其驻地为定远营。定远营系清雍正年间建置，其“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径，控兰塞七十二处隘口”，地理位置甚为重要，腾格里万顷黄沙与贺兰山高峰，成为大清王朝镇守、安定、联络、辐射西北边远边疆的战略要地，为内蒙古和甘肃等地的天然屏障。清廷认为“阿拉善辖地贺兰山之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的重镇要塞。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克夷门这一关隘无论在秦汉、魏晋乃至唐宋以降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是阿拉善连接河套、包头、杀虎口、张家口等地的咽喉要地，也是青、藏、阿拉善草原牛羊、毛皮、食盐等特产，以及中原日用品交流贸易的必经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卷中，清晰地标明了克夷门的准确位置，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当前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最具权威性字典式的工具书，有力地证明克夷门就是指现乌达地区。

历史上乌达地区最早出现的地名——克夷门（三）

乌海市乌达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处北纬39°20’—39°40’，东经106°30’—106°50’之间，东临黄河，南与宁夏石嘴山市毗邻，西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接壤。乌达地形自西向东可分为西部山地，中部丘陵地，东部倾斜冲积平原三类。西部依贺兰山北段，东至黄河，形成西高东低的横切面。西部由五虎山、那格来梁山、方方山、红山、红崖山、黑山、乌兰德勒山、其格陶勒盖山、查干绍荣山、雅斯陶勒盖山等十余座山峰相连。其中五虎山是乌海地区最高山峰，海拔1396.4米。其他山峰海拔平均都在1310米和1321米之间。只有五虎山与贺兰山北端之间只有一条峡谷，最宽之处不足两华里，是天然的军事“关卡”，两侧险峻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况。这条峡谷穿过贺兰山北麓与五虎山之间，其间经乌海市乌达区地界处称之为“乌尔图沟”。乌尔图沟，也作“乌尔特沟”“乌尔图高勒”。“乌尔图”蒙古语意为“很长，特别长”，“高勒”蒙古语是“山沟”之意。

由于乌尔图沟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在乌达历史上演绎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最为著名的有古盐道、成吉思汗灭西夏、阿拉善蒙古王家族与清王室联姻、绥西抗战、解放西北战役、贺兰山剿匪、万人上山大开发等。

清末民初时期还曾在此关卡设有税务局，专门收缴过往盐、毛皮、大烟、煤炭等商贩的税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销。

克夷门遗址

从广义上讲，河套平原是由前套和后套组成，所谓前套是指宁夏平原，后套是指内蒙古河套平原，乌达地区恰是“两套”当中的要害枢纽。从五虎山到黄河岸边，最窄处仅有13公里，形成天然的山河之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科技水平不发达的古代，在此设立关卡，水上可以直接控制黄河水面;在陆地可以阻止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来往通行，是据关把守的绝好地界。同时，它也是控制从乌兰布和沙漠进人河套平原的重要通道。

在乌达东临黄河处有河拐子，一道坎、二道坎、三道坎防御夯土黄河守卫军事遗迹，还遗存有古盐道、旧水运码头和驿站遗迹。乌达地区由西至东自然形成一个天然关口，而这个关口在古代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克夷门，它也是在宋、辽、金、西夏时期，西夏防御东北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距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

历史沧桑，世事难料。遥想800多年前的西夏王朝，就因为克夷门被攻破，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走向了灭亡的命运。当然，一个王朝的覆灭绝不仅仅是这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它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马堡店

乌达区马堡店遗址位于乌兰淖尔镇东北约2公里处，乌兰淖尔镇黄河新建大桥北约200米，距西岸约100米，北接乌兰布和沙漠，东临黄河，与甘德尔山隔河相望。

1209年，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率重兵第三次与西夏作战。三月，成吉思汗率军出黑水城

马堡店蒙古大营

景观长城

（今内蒙古狼山西北喀喇木伦之滨），袭击西夏边防关口斡罗孩（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蒙古军集兵猛攻，西夏军大败，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五虎山南与贺兰山交界），与西夏名将嵬名令公对峙交战三个月，在克夷门东北30余里黄河东岸河拐子渡口处（现今马堡店）筑建军营和军马场，占地约5平方公里，就地取材用红柳和黄泥夯筑围墙，成吉思汗的著名将领术赤台亲自命名此地为“马堡”。其后忽必烈调硕特部落20户（元军队编制）镇守于此。元朝以后直至民国时期，马堡地区仍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早在唐末五代时兴起于西北的西夏（1032—1227年）党项族政权，最终被蒙古灭亡。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党项族遭到了蒙古大军的残酷镇压和大肆屠杀，党项族基本被清族，极少数侥幸逃脱的后来也藏化了。还有一部分居住在西夏（包括现乌达地区）故地。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名换姓，称自己是蒙古人，绝不敢承认自己是党项族，但是他们继续信仰伊斯兰教，这也是今天乌达及周边地区有部分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因。西夏的宗庙、王陵、村镇几乎全部被毁，数十里不见人烟，十室九空;所有的文献荡然无存，现在我们只有通过残留的石刻、荒废遗迹才能见到极其有限的西夏文字材料。

据史料记载，蒙古大军灭了西夏后，将成吉思汗的灵柩由六盘山沿黄河经兴庆（现在的银川市）、惠农、石嘴山、乌达（古河拐子，现马堡店）、巴彦木仁（老黄河渡口），过黄河进鄂尔多斯返回家乡。为了保密，大军严密地封锁消息，一路所经之处见到人（除蒙古人之外）或牲畜一律斩杀不留活口。马堡店深受其害，原居民基本灭绝，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当地历史遇到的最大难题。

现在我们只在马堡店与巴音牧仁之间，发现部分散落在浩瀚沙漠中的汉代贫民遗墓，未见到实质性的元代以前的文物留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痛心和遗憾的事。清光绪年间，现在见到的马堡店遗址在原古驿站基础上重新修建而成，是当时乌达地区河拐子炭场码头重要的商旅、煤贩子、邮差打尖休息的客店，是由宁夏石嘴子码头至古磴口码头货运的必经之地，也是黄河水运上最具盛名的驿馆之一。黄河乌海段河拐子渡口开设了许多客店，逐渐成为黄河水运中转驿站，商贾在此打尖歇脚交易，将此地俗称作马堡店。

马堡店湖畔

乌海风光

另有一种说法，清光绪年间有宁夏马宝的人来此，在原古驿站基础上重新修建数间房屋，开设了店房（类似马车店），主要接待来往的贩煤炭、贩卖盐、船夫、挑夫、贩骆驼和骡马等类人，称作“马宝店”，后来以讹传讹索性被称作“马堡店”，一直延续至今。

民国时期宁夏“土皇帝”马鸿逵在这里建有兵营数十间。后又有西北惯匪郭拴子流窜在此盘踞，危害黄河两岸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匪郭拴子被歼灭。

1958年乌达地区在此开发建设，1970年至1979年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此戍边建设。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悲欢离合的传说故事，同时也见证了乌达地区由煤而生

的光辉历程。2009年7月，经过一个月的考古发掘，马堡店遗址被确定为清代早期遗址。遗址分布范围以佛塔为中心，东侧为一“甲”字型墓，西侧为一小型砖室墓。马堡店遗址东西长73米，南北宽56米，其中还有骆驼圈、羊圈、货场等，面积为4088平方米。2010年乌海湖蓄水，遗址淹没于湖底。

马堡店湖畔

马堡店湖畔

成吉思汗军马场

成吉思汗军马场遗址位于现马堡店西泽园新村、乌兰阿日勒嘎查、巴音敖包嘎查、南村、北村的农田，总面积约8—10平方千米。当时，此地平整宽阔，有利于大规模的部队防守和驻兵。又濒临黄河，水草丰满，利于圈养马匹。

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十万铁骑第三次进攻西夏，占领西夏边防关口斡罗孩（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威逼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五虎山南山口），与西夏名将嵬名令公对峙两个月。

《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记载：“1209年，蒙古成功占领了高昌回鹘，这亦使西夏的河西地区失去蒙夏间的缓冲。后来蒙古第三次征夏，由河西地区开始入侵，攻击斡罗孩。西夏将领兼襄宗儿子李承祯战败，其大将高逸更加被俘。蒙古后来又拿下斡罗孩城，逼近克夷门——都城中兴府的最终防线。西夏大将嵬名令公虽然实行伏击计划，但仍然败给蒙古军队。因此，都城中兴府为蒙古军队所包围，且夏襄宗求救无门。最后，襄宗唯有给予蒙古大量赔款及接受蒙古‘附蒙伐金’的条件，蒙古才接纳其求和。”

西夏襄宗命嵬名令公率7万兵力据守克夷门，利用克夷门“地势险峻，关外两山对峙，仅一径可通，悬绝不可登”的天然之险，率兵凭险据守。战初，蒙古军屡被西夏大将嵬名令公伏击击退，蒙古军伤亡惨重。双方相持两个月，成吉思汗乘夏军懈怠，据险设伏，遣游兵

成吉思汗军马场现址

诱嵬名令公军人伏，嵬名令公引军出击，中伏被擒。蒙古大军还是包围了中兴府。西夏国主亲自上城督战，守城将士拼死防御。两个月后，蒙古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中兴府被围困达一个月之久，城中居民淹死者无数。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也受到洪水的淹溺。在万般无奈之下，借夏主纳女求和之机，成吉思汗顺水推舟，同意退兵议和。

在此期间，成吉思汗将部队分为四队，即左翼博尔术领1.5万人，右翼木华黎领1.5万人，中军术赤台领1.5万人，后方由哲别、忽必来、赤老温、者勒蔑、速不台各率1万接应。成吉思汗与数王子率1万精锐的怯薛军断后。中军术赤台领1.5万人，在距克夷门东北30里的黄河东岸修建军营，利用当地红柳和黄土构建军马场和军营。其军马场占地约5平方公里，夯土结构围墙，墙体约4米，高约3米，宽约3米，可以并排走双马的马道，每10—

20米设墙垛箭楼。主要功能是军马圈（根据《蒙古史》记载：每个士兵3匹马）、部队驻扎、粮食储备、军事防御以及后勤补给等。同时，也是蒙古军队制作攻守器械如云梯、投石机、路障、锁链、马蹄铁，维修武器等重要“兵工厂”。此军马场对攻克西夏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此军马场只是为了当时战争的需要，仅使用了不到半年。但是，在后来一直到1227年，此处星罗棋布地搭建了蒙古部队军帐、军马马厩，成为当时的蒙古军队的东北大营，牢牢地控制着西夏北面的重要通道。

古佛塔遗址

古佛塔遗址位于马堡店正东，黄河岸边，面积约200平方米。经考证此塔为七底层，砖瓦结构，当时是黄河两岸最高建筑，属藏传佛教喇嘛教覆体式塔，其形制与今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基本相同，略小。

古佛塔，始建于1227年。据记载：蒙古灭西夏的最后一战即成吉思汗第四次亲征西夏的时候，公元1227年八月廿五日，成吉思汗病死在六盘山，享年66岁。

明代宋濂在《元史》中只用了20个字记录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死：“（1227年）秋七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对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历来说法很多。据《蒙古秘史》记载，在出征西夏前一年，成吉思汗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问题。一次打猎时，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并发起高烧。当时进攻西夏的计划已定，因成吉思汗身体不适，考虑退兵。但在使臣交涉过程中，西夏将领出言不逊，致使成吉思汗大怒伤身而一病不起，他抱病出征。最终虽然灭亡了西夏，成吉思汗也死在军营里。

成吉思汗临死前，召集回自己的四个儿子到金顶大帐，交代了后事，并要求秘不发丧，待西夏投降后，屠城、灭其宗族庙宇，将自己的遗体东渡黄河回他的出生地。

马堡店古佛塔遗址

其子拖雷灭西夏后，把投降的西夏皇帝斩杀，文化典籍全部焚毁，西夏王陵掘地三尺，到元朝之后统治者连西夏史都不准编修。拖雷按照其父的遗旨将灵柩宝帐的大翰耳朵送回草原，行至此处，数十头牛拉的灵柩车陷人泥潭不能移动，误两天许，仍无法启动。随行的巫师苏尼特氏吉鲁格台把秃儿带头唱起了歌颂大汗的挽歌：“我奉天承运降生的圣主啊，您完成了苍天赋予的使命，要回到降生的地方，回到给您智慧和力量故乡……”史称“苏尼特氏吉鲁格台哀歌”。说也奇怪，灵柩车真的启动了。拖雷许诺建塔为念，窝阔台继汗位后，命建此藏传佛塔一座、佛堂数间，留守了十数名僧人在此弘扬佛法。

今天我们再看，建造此佛塔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

1.有镇河避妖之作用；

2.它是马堡店、河拐子地区黄河沿岸最高的建筑，有指航、标志的特殊功能；

3.佛塔东临黄河岸边而建，是黄河上游漕运经一道坎、二道坎、三道坎的险湾后的必经之路，意在祈求佛祖保佑依靠的渡船客商，平安顺利渡过浩浩长河，避免事故发生，以彰显恩泽。

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获胜后由宁夏顺水路回京，途经此地，得知坍塌佛塔遗址甚为可惜，遂命宁夏随从重新修建佛塔，以求天佑两岸百姓。

民国年间，马堡店地区盗匪横行，佛塔数度被盗掘，最后竟连底座也被挖空，加之黄河多次发生水灾，致使主要建筑坍塌，现在只剩得一片瓦砾。现遗址湮没乌海湖底，有部分相关资料留存。

马堡店古佛塔遗址

河拐子遗址

河拐子，古渡口（驿站）和货运码头。自北魏刁雍首开宁夏至后套黄河漕运，河拐子即为来往船只必经之地。元朝郭守敬在宁夏兴修水利，开辟黄河漕运，河拐子成为重要码头。从应理（今宁夏中卫）沿黄河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水驿。河拐子上接石嘴子（今石嘴山）渡口下通旧磴口，作用尤显。明代由于北方瓦刺、鞑靼等蒙古部落与明朝长期争夺河套地区，漕运遭受巨大损失，一度荒废。清代、民国时期，漕运再度兴盛，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河拐子是石嘴山至白塔（今内蒙古包头）中途重要的货运码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成为著名的煤炭码头（炭场），乌达所产煤统称“河拐炭”，由此装船运往磴口，畅销河套地区。

20世纪30年代，我国杰出的新闻家、《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范长江赴西北采访，范长江的《河套三行》记录了他从河拐子到磴口一带的见闻：“顺着黄河边上走，所过尽是肥美的地方，地上也有阡陌痕迹，现在水利不修，社会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路旁随处有野鸡，‘咯咯，之叫声，颇易动人情怀。”当时人烟稀少，“十里左右，路旁有蒙古人羊圈，乃下马人其简单之蒙古包中饮茶”。作者描述了黄河的走向：“黄河主流现在向西冲刷，将河边仅有的泥沙地完全冲去，河水已紧接沙窝。”“黄河到磴口，转向东北流”，冲成一个大“几，，字弯，“如不修堤排水，恐碴口将成河中之岛”。从磴口往东北行，“沙地渐少，黄河冲击平原上，丰腴可爱”。“有小沙窝处，间或露出蒙古包，不减塞外风光。”作者预言将来一定可以供大规模屯垦之用。”从河拐子出发之后，“仅有一二十里之好路，其余为无边的黄色大沙窝”。“沙窝中走马辛劳万状，直使人不忍久坐。”“午后所过道路无沙漠，但是沙风又起，迎面而来，一刻不休息的。”

这些如实地记录了河拐子附近的风光，以及民国时期河拐子在经历了多年兵匪患、战乱后的荒芜景致。

另，清朝平乱、民国征伐及绥西抗战中，因河拐子扼水陆交通要冲，官府商旅军队都曾在此或设驿站，开客房，或建兵营，筑防垒，舟楫号角，轮蹄络绎，黄土伴硝烟。历经沧桑的河拐子，因河流频繁改道、规建变更而年久迹湮。

20世纪70、80年代黄河渡口

石友三公路

位于马堡店东沿黄河西岸穿越乌兰布和沙漠，由包头—临河—磴口—乌达地区（马堡店）—银川，全长370余公里，属简易公路，史称包宁公路、绥（绥远省）宁公路。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军务督办，马鸿逵第五混成旅归其管辖，驻防磴口（实际包头以北一直为宁夏管辖）。马鸿逵的叔伯兄马鸿宾为国民军联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兼宁夏镇守使。

据《乌达区志》记载民国十年（1921年）春，宁夏镇守使马鸿宾在石嘴山、河拐子、磴口（旧磴口）南粮台各修营盘一座。河拐子在乌达北部，筑有营盘十余间。”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南口败退。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冯玉祥慨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9月初，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国民革命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过之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同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下辖县）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史称“五原誓师”。

石友三公路原址

冯玉祥将军率部在五原誓师后，以响应南方北伐，入甘援陕，配合北线为由，欲修建包头至银川的公路。其真实的想法，就是为了实现将西北地区与中原的整合意图，有效地把中原和西北各个军事集团联成一体，为北伐的全面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时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任总司令，与唐生智、石友三、韩复榘等均为冯玉祥的部下。马鸿逵的部下驻扎在河套地区，也非常希望修筑这条公路。

冯玉祥派当时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的“变色龙”、“倒戈将军”石友三，修建一条包头至银川的战略公路。

石友三接到冯玉祥的命令后，立刻委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探、设计、绘图，率部队修建。石友三亲力亲为，命令将修建的公路分段承包各个连队，要求限期完工，否则军法从事。大约在1926年秋，包宁公路修建完成，冯玉祥大加赞赏。至此，宁夏至包头陆地公路畅通，减去了渡黄河的困扰。

《乌达区志》记载冯玉祥于“1926年9月11日，由五原经临河、磴口、乌达沿黄河西岸乘汽车5天后抵银川”。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地理民情等情况。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宾的宁夏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奉命扩编为第八十一军，并开赴当时绥西抗战前线，即包头、五原、临河地区。马鸿宾第三子第八十一军参谋长马惇靖在马堡店设立指挥部，建有粮仓、机场、军营、军马场等设施，是宁夏军后援大本营。

绥西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唯一的战场，一万多名回、汉各族儿女就是踏着这条简易的公路，奔赴绥西抗日战场，为保卫国家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虽然数千人牺牲在战场上，葬身异乡，但是他们顽强地阻止了日寇向西北侵略的步伐，为全面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为国家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历史上，石友三公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解放战争结束后此公路逐渐废弃，现被黄沙覆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黄沙覆盖的公路原址

马鸿逵机场

马鸿逵机场位于现马堡店西伊斯兰教堂西南约200米处，占地约一、二平方千米，三合土（石灰、黏土、细砂）夯成，正东西方位。

1937年10月，日寇先后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绥远省除河套地区和伊克昭盟外，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侵占包头后，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驻于宁夏南部的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其子马惇靖为参谋长，下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独立三十五旅，旅长马献文；骑兵团，团长马培清。马鸿宾抗日态度积极，他感于民族危机，决心统帅所部抗战到底，保家卫国。

1937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建设中国航空事业，实现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一方面加紧推动海外募捐，一方面向全国公务人员按其应得薪额征收的“飞机捐”。宁夏省政府自接奉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的命令后，立即通饬全省党政军各级公务人员，按月照额缴纳“飞机捐”。

1941年9月18日，《宁夏民国日报》上发布消息称：“自抗战以来，我空军英勇参战，已迭著殊勋，传颂中外。唯以飞机补充方面颇感不足，乃以敌机之疯狂肆虐，血债累累，同胞莫不填愤存胸，以图报复。是以献机运动实乃当前迫切之图，厥在推行一元献机运动。本省教育厅以抗战巳临胜利阶段，建设空军准备反攻，实为每一国民应一致努力。一元之数虽微，果能普遍贡献，深入民间，以我国人口之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空军之建设不难于最短时间完成。”

马鸿逵机场原址

至1942年8月，宁夏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一元献机”活动，计得款674820元。此款由中央银行宁夏省分行汇解重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核收，以购买飞机，从事抗战之用。尽管全民积极抗战，但是我们当时的国力和军事实力远远不能与日寇相比。我们在空中的力量更没有与日寇抗衡的可能，宁夏战区的飞机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其所有的飞机只能用作后勤使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军第八战区部队在绥远省（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宁夏北部地区）西部地区与日军驻内蒙古的部队以及伪蒙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统称为“绥西作战”，也叫“绥西会战”，其中包括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

绥西会战从1938年打到1942年，终于把日本侵略军赶出西北，扭转全国抗战局势，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影响。马鸿宾的宁夏国民党三十五师奉命扩编为八十一军，在乌达马堡店地区设立前线指挥部。马鸿逵则在马堡店西修建了临时飞机场，主要运输弹药、伤员、药品以及高级军官，临时飞机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废弃。

马堡店飞机场为简易机场，而且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当时日寇的轰炸机随时都来轰炸，况且当时马家军的飞机拥有量极少，不能在空中与日寇作战。1938—1941年，日军已经占领了河套地区，河拐子、马堡店等地区是马家军的前线指挥所，五原、陕坝、磴口等地战火激烈，伤员、弹药都要从此处运送。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机场建得非常隐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严密封锁消息，防止日军间谍探听准确位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堡店机场失去了作用而被废弃。此后这块地寸草不生，当地农民无法在此耕种庄稼。1958年后，外地人口大量涌人此地，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此地原来曾经是飞机场，这块地无法耕种也就无人要。2000年以后，乌兰乡将此地分给当地农户，农户铲除土地表面的“三合土”层，更换了黏土后，才逐渐可以耕种。旧时的“飞机场”变成了菜地，这昔日的“飞机场”淹没在绿油油的菜地中。

巴音敖包

巴音敖包位于乌达区北部、乌兰淖尔镇西，与西面的苏海图沟遥相呼应，原巴音敖包在黄河西岸边缘，后重新建造，是乌达地区蒙古族群众重要的祭祀场所，也是蒙古族萨满教隆重的祭祀场所之一。

巴音，在蒙古语中是“富裕”之意。敖包，蒙古语意即“堆子”，也有译成“脑包”“鄂博”的，意为木、石、土堆，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头堆”“土堆”或“木块堆”。旧时遍布蒙古各地，多用石头或沙土堆成，也有用树枝垒成的，现在数量已大减。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疆理》记曰游牧交界之所，无山河为标识，则垒石为包，曰鄂博。今称敖包。”蒙古族的祖先，素来就是“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的游牧民族，生活在辽阔无际的草原、沙漠、戈壁、丘陵。为了生活和生产的方便，便在山顶、水边、路旁等一切显眼的地方，垒起各种各样的石堆作为方向的标志，以便寻找和呼唤。这对畜牧、狩猎、军事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起初并不一定是疆界的标志，后来也不是所有的敖包都做了“界碑”。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绥远通志稿》也有记载各旗蒙人，以石垒成高堆，名曰‘脑（敖）包’，视为有神之地。”

巴音敖包指地方富裕的敖包。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二、十三，方圆数十里的蒙古族群众聚集在这里祭祀。祭祀时，先在敖包上插一树枝或纸旗，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旗上写经文。将哈达系在敖包上。往敖包上放一块石头，可以许一个心愿。

敖包

祭祀仪式由喇嘛（佛教僧人）或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主持人亲自向敖包焚香点火，敬酒，献哈达，唱祭歌、颂词，并请喇嘛念《太平经》。前来祭祀的人们跪伏于地，三拜九叩，默祷“山神保佑，风调雨顺，五畜兴旺，无灾无病，万事吉利”。祭奠仪式完毕，围绕着敖包，从左向右转三遭，求神降福。主持人将供品分送大家享用。

传统祭祀的形式大致有三种：

一是血祭，即宰杀壮牛肥羊供奉在鼓包前以祭祀神灵。

二是洒祭，就是“洒注礼”，即在敖包前滴洒鲜奶、奶油、奶酒等物以祈求幸福。到了近代，还增加了白酒、点心等祭物。

三是火祭，即在敖包前堆干树枝或干牛马羊粪点燃，祭祀者排队绕火三圈，边转圈边念着自家的姓氏；然后供上祭品，把全羊投入火堆里。火烧得越旺越好，因为这象征家族各业兴旺。

除祭祀礼俗外，由敖包祭又衍生出了一些特殊的礼俗，以表示对天地的虔诚，祈求天地给人们以平安和幸福。

据《清会典》所记：蒙古“游牧交界之所，无山无河为志者，垒石为志，谓之敖包”。敖包是蒙古语，意为堆子或鼓包，有路标的作用。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盛大的祭祀活动之一。敖包通常设在高山或丘陵上，用石头堆成一座圆锥形的实心塔，顶端插着一根长杆，杆头上系着牲畜毛角和经文布条，四面放着烧柏香的垫石。

《元史》卷七十二中有关于祭天习俗的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他们尊称天为“慈父”，尊称大地为“善母”。

清代名臣纪晓岚（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记》中说：“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敖包后来逐渐被视为神灵的居所，被作为崇拜物加以祭祀和供奉。于是，原来的界标、路标就变成了祭祀山神、路神、村落保护神等神灵的场所，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选址建造。

《西夏书事》卷四十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曩霄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闻蒙古兵深人，遣嵬名令公复率兵五万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人伏获之，遂破克夷。”蒙古军队打开了西夏的最后一道防线，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

1209年，成吉思汗率重兵第三次进攻西夏，蒙古军进围斡罗孩城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乌达五虎山）。克夷门地势险峻，关外两山对峙，仅一径可通，悬绝不可登，夏襄宗命元帅嵬名令公复率兵5万凭险据守。双方相持两月，成吉思汗仔细研究了克夷门地形地貌以及嵬名令公的兵力安排。七月在此祭祀“长生天”，并垒砌敖包，以纪念这里有丰富水源、广袤的草场，以及他认为富裕的可以带来好

运的地方，并将此敖包取名为“巴音敖包”。

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清水（今属甘肃）行宫，蒙古攻克中兴府。西夏灭亡后,其子窝阔台、察合台、托雷等扶成吉思汗灵柩又经过此处，将巴音敖包加固，敖包一直矗立延续至今。

可叹！物是人非，敖包依旧。

五虎山

五虎山，山名，位于乌达区西部，属于贺兰山山脉余脉，东临双人山，南北走向。南北长约4.4公里，东西宽约2.6公里，海拔约1396米，是乌达地区最高的山。山的北部和西部煤炭储量丰富，蕴藏30722.06万吨，1956年9月15日，由原煤炭部第八十六建井工程处承担建设五虎山煤矿，是乌海市现代化重点煤矿之一。1973年成立五虎山城市人民公社，1981年撤销五虎山城市人民公社，成立五虎山街道办事处。

为什么把这里的山称作“五虎山”？“五虎山”的名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多少年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这里给大家讲述两个关于五虎山的古老传说。

很久以前，此地居住着一位蒙古族老牧民，养育有五个儿子，各个彪焊非凡，勇猛似虎。他们常常为当地牧民撑腰，与权贵抗衡，备受广大牧民爱戴。老牧民时常将自己两尺多长的胡子编成五绺，象征他有五个虎子。

当时，草原上官府与恶霸相互勾结，横行草原，根本不把牧民的生死放在眼里，他们欺男霸女、强占草场、鱼肉牧民，牧民苦不堪言无法生存。老牧民一家义愤填膺多次出头与这些恶霸说理抗争，恶霸们慑于老牧民和他五个儿子的虎威，暂时做出了一些“让步”。

五虎山的老房子

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更没有真正的让步。恶霸们纠结官府，带领军队前来镇压老牧民父子，先后抓捕了许多无辜的牧民，把他们与牛羊关在一起，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屈服。为了解救被羁押的数十名牧民，老牧民带领五个儿子与恶霸们浴血奋战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恶霸们立起了高高的木桩，将老牧民父子的尸体吊在木桩上示众，牧民们怀着无比沉痛和悲愤的心情趁夜色解下尸身，悄悄安葬了他们。自那以后，每年都有无数贫苦牧民前来祭奠，多年过去这里便形成了一座有五个相连山头的高山，牧民们都在私下里传颂着这位有五绺胡须的英雄老人和他的五个儿子的故事，并把这座山称为“五胡子山”。

沉默的草原上渐渐地传诵着一首歌谣：

草原上过往的人儿呦，

你可曾知道，英雄五虎立在山上。

可恶的豺狼儿呦，

你可曾知道，你不要太张狂。

万能的长生天呦，

你可曾知道，这里有残害我们的狼。

滔滔的黄河水呦，

你可曾知道，苦命人诉说的衷肠。

熊熊的烈火呦，

什么时候才能把豺狼烧光。

漫天的黄沙呦，

快来把这些家伙埋葬。

这首歌谣慢慢传到了恶霸们的耳朵里，他们惊恐不已，强迫牧民们平山。可是说也奇怪，山是越平越长，渐渐地恶霸们也感觉到他们的恶劣行径可能触怒了上天，再也不敢提“平山”了。

后来牧民们索性又把“五胡子山”改称“五虎山”，以此来纪念英雄的老牧民父子。另外一个关于五虎山的传说，发生在大约光绪年间。据说有一个叫胡老五的宁夏惠农人，他身体非常强壮，长着很长的大胡子，甚至盖过了自己的肚子。他常年偷贩私盐，当年贩私盐是要处重罪的，为了躲避官府的检查，他经常从现在的五虎山里穿插过卡。从盐湖（现在吉兰泰盐湖）偷买出盐根，拉着骆驼步行二百多里，到乌达河拐子渡口变卖，普通骆驼一次只能驮300多斤盐。可是胡老五有一匹白毛骆驼，一次竟然能驮400多斤盐，不仅速度特别快，而且十分通人性，非常听胡老五的话，还能嗔出两里地以外的人、马或骆驼的行踪，只要发现附近有动静，骆驼就会发出声音报警。

当时，巴彦淖尔盟人们喜欢腌咸菜，据说放盐根菜不坏，所以盐根的价格远比粗盐贵得多。于是贩私盐的人也特别多，不过，一旦被官家抓住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丨胡老五的好多贩盐的伙伴都被抓了，他却一次也没有被逮住过。胡老五走沙漠很有经验，他体力好，有功夫，背个百十来斤盐毫不费力，走山路也不在话下。那时这条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慢慢地胡老五跟土匪也混熟了。

有的人说，胡老五武功很高，有一次路过査哈滩（现阿拉善査哈尔苏木），遇到了三

个土匪想抢他，他三下五除二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三个土匪撂倒了，胡老五扬长而去。三个土匪见他走远了，爬起来迅速跑到查哈滩村子，不大工夫，村子里冲出五匹马，一路狂奔追上了胡老五。土匪也不是吃素的，也有自己的规矩，像这样五对一的情况只能一对一较量。这带头的土匪摔跤技术很好，一个大背跨放倒了胡老五，胡老五也不示弱，爬起来一通通天炮，土匪头子栽倒在地。胡老五伸手扶起了他，微笑着表示再来，土匪头子当然不服气，于是，几个回合下来，土匪终于败下阵来，其他土匪一看，老大都不行自己也就算了。不打不成交，就这样胡老五与土匪成了朋友，胡老五从此贩盐顺风顺水，畅通无阻。

一年冬天，天降大雪，胡老五贩盐路过现在的五虎山，在山下找了一个避雪的山洼子歇脚，一路的奔波使他感觉疲惫不堪，肚腹饥饿，于是他伸手在怀里掏出半截儿羊腿，刚咬一口，牙就崩了，那羊腿早巳经冻成硬棍。胡老五就地拢了一些草，打起火镰点燃，火慢慢

乌达矿区一角

地着了。胡老五待火着旺，将羊腿架在火上，不一会儿羊腿发出滋滋的响声，他迫不及待地大口吃了起来。他又拾了一些树枝添火，不由得困劲儿上来了。不知什么时候他被热气烘醒，他十分奇怪，自己拾来的柴火不多，怎么这么热？仔细看才看清，原来他用来架柴火的几块黑石头居然烧着了，火苗还不小。胡老五忽然间想起，早有自己家乡来的人在附近挖煤，只是自己不懂行，又苦于没有人指路，不知道哪里有煤。他站起身，用木棍四下探查，发现到处是这种能点着的黑色“石头”。

这时，他顿感浑身是劲，马上沿着山坡四处观察，发现附近根本没有人家和采煤的人和设备。他高兴地一路小跑，到了河拐子找到卖家，处理了盐根，转到商行提出自己存下两年的钱，装进褡裢里，去了马堡店。他知道马堡店是煤黑子（过去对煤矿工人的蔑称）聚集的地方，那里闲散的人、寻活计的人有的是。

胡老五在马堡店雇了一辆驼车（当时这个地方就用骆驼拉车），买了席子、椽子、绳子等物品，又雇了四个苦力，直奔自己发现煤的地方。就这样，煤窑一天一天干起来了。

胡老五本性十分残暴，工人稍有不对他就拳打脚踢，好些工人受不了跑了。好在那个时候没活干的人特别多，走了马上就会有人补缺。不过胡老五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比较仗义，不会克扣工人工资，而且每天结算一次。就这样，他的煤窑也逐渐闯出了名声。

拉煤的驼车每天来这里，大家刚开始叫这个地方“大胡子山煤窖”，也有人叫这里“老五山煤窑”，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叫“五胡子山煤窑”了。因为胡老五为人粗野，膀大腰圆，凶狠得邪乎，又和土匪有联系，人们畏惧他暗地叫他“五老虎”，时间长了，没人敢惹的胡老五的煤窑就被人称作“五虎山煤窑”了。

知道这里有煤，很快就有人惦记。一时间，也有其他人想在胡老五的煤窑旁边开煤窑，可是还没有开张，不是东西丢了，就是刚盖好的棚子着火了，反正是开不成。其中的原因自不必说，肯定是他“五老虎，，干的。后来胡老五又把他的两个哥哥叫来，他家的煤窑越来越大，整个山都被他霸占了，这里也就真正成了五虎山。

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打仗，据说孙殿芳的部队经过这里，顺手杀了胡老五满门，抢光了他的家产，还放火烧了他家的大院，工人也逃之夭夭。从此没人再敢来这里开煤窑了，但

是五虎山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这里建设了新的煤矿，取名“五虎山煤矿”，这里的居民区就叫五虎山城市人民公社和五虎山街道办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