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土地的往事

河拐子的前世今生

河拐子，黄河乌海段的一个老地名，古渡口（驿站）和货运码头。自北魏首开宁夏至后套黄河漕运，河拐子即为往来船只必经之地。元朝从应理（今宁夏中卫）沿黄河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水驿，河拐子上接石嘴山下通旧磴口，作用尤显。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河拐子是石嘴山至白塔（今内蒙古包头）中途重要的货运码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成为著名的煤码头（炭场），乌达所产煤统称“河拐炭”，由此装船运往磴口，畅销河套地区。另清朝平乱、民国征伐及绥西抗战，因河拐子扼水陆交通要冲，官府商旅军队都曾在此或设馆驿、开客舍，或建营盘、筑防垒，舟楫号角、轮蹄络绎，黄尘卷硝烟。历经沧桑的河拐子，因河流频繁改道、规建变更而年久迹湮。

河拐子与黄河水运的关系最古，可以上溯到北魏。450年前后，北魏薄骨律（今银川东黄河东岸）镇将刁雍开创黄河水运先河，从宁夏向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运送军需给养，自此河拐子即为往来船只必经之地。

唐初，为防突厥南攻中原，黄河还兼具防御作用。唐高祖命大臣于筠在灵武吴忠黄河一带组建“舟师”，驻兵7万，4万多马匹。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今海勃湾地区为西夏灵州之地，乌达地区为西夏贺兰山防区。防区最大的军事要隘是克夷门（乌达区五虎山附近），属兴庆府外围，是重要的战略防御要地。驻军5万，以防蒙古军南下。河拐子一带扼黄河要冲，设有防御性营盘。宋、西夏、蒙古战争期间，黄河水运承担着重要的战争与民生物资运输任务。

乌达地区的河拐子

元中统四年（1263年），元朝下令从应理（今宁夏中卫）沿黄河至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十个水驿，河拐子为水旱码头，是上接石嘴山下通磴口的货物中转站，并设有客栈。

清代，黄河水运再次复苏。1697年，康熙皇帝率大军第三次远征噶尔丹，亲自到宁夏坐镇指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0万大军所需粮草主要从宁夏装船，顺流运送至白塔（今内蒙古包头）交付出征部队。康熙皇帝率领大军顺河北上，还开通了沿河两岸的不少贸易市口，曾在乌达地区停留。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设阿拉善和硕特旗。今乌达地区属阿拉善旗管辖。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阿拉善王爷罗卜藏多尔济建议由水路运湖盐，得乾隆皇帝赞赏，于是沿黄河之岸设立驿站，开始将吉兰泰和哈拉增托利的湖盐由河拐子和磴口两处码头装船运往内地。

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乌达地区开始有私人手工开采煤炭业和零星的农业出现。自1864年至1940年，宁夏、后套的一些绅士、土豪、地主、商人、官属及地痞等，相继在乌达的梁家沟、教子沟、陈家沟、黄白茨、高双喜梁、吉庆厚沟、辛家沟、顾家沟、四黄风沟、庆云沟开窑采煤，性质均属于私营。这期间一直没有官方开采。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开始在阿拉善地区设官驿站。吉兰泰盐湖至黄河北岸的磴口巴格有五处苏木驿站：哈沙图、宝日和硕、察汗扎格、道劳哈日兹、木呼日图西里共计210里。宗别立苏木至河拐子也设有驿站，便于湖盐外运。

余晖中的河拐子

民国十年（1921年）春，宁夏镇守使马鸿宾在石嘴子、河拐子、磴口（旧磴口巴音牧仁）南粮台各修营盘座。河拐子（在今乌达区巴音赛北部）筑有营房十余间。

1926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磴口设兵站征收牲畜和粮草，至河拐子。

1932年，阿拉善和硕特亲王达理扎雅离开北京罗王府，回阿拉善旗执政。达王由北京到阿拉善旗行程2000余里。先乘火车到达包头，从包头到阿拉善旗千里之遥，要起早路，穿越草地、攀山越岭、横穿沙漠之后才能到达定远营。从包头，西进几日即到达阿拉善旗境内的第一站磴口巴格。从磴口到定远营还有约600里路程，设有十几处驿站。其中，从磴口沿黄河西岸的沙漠公路，必须经过乌达才能到宗别立，河拐子即是达王歇脚的小驿站。

据记载，乌都山即是现在的五虎山。1941年，“河拐子乌都山煤田”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官方文献记载中。《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1941年）称“河拐子乌都山煤田该处自清咸丰年间，始有顾家沟开采小窑，历年经营发展，引起一般重视。”（可见开采时间还早些，即1864年以前）《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又载：“乌都山属阿拉善旗境，各窑主经营开矿必须旗政府之同意始能开采，且每井须向该政府年纳井口税一百元。此外有财政部甘青宁统税局在河拐子设有局卡，出售之煤，每千斤收税洋角五分。”

河拐子乌都山煤田（今乌达矿区）所产的煤，质量甚佳，煤质坚硬有光泽，经河拐子炭场的经营，不仅在河拐子旺销，还远销磴口、临河、陕坝、五原，因而俗称“河拐炭”，美名远播。据当时粗略统计，仅陕坝一地每年即销售十万斤。1944年，河拐子炭矿还与傅作义定下六十万斤供货合同。而且抗日战争期间，乌达煤矿一度担负着整个河套地区的生活用煤供应。据1946年1月梅伯逵《宁夏资源》载，最高年产量达到8600余吨，矿工达百多人。有时，一天有百余船只来河拐子装煤。

1949年9月23日，阿拉善和硕特旗和平解放。当时，乌达地区为该旗宗别立巴嘎的部分。旗政府接管了“河拐子炭矿”，正式命名为“乌达煤矿”。

1958年11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阿拉善旗乌达镇。乌达才正式成为行政机构名称。镇界为南起宁夏石嘴山边界，西界阿拉善旗宗别立苏木，北至阿拉善

旗巴音牧仁苏木，东以黄河为界，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总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是年，乌达煤田开始大规模开发。可见先有河拐炭，后有乌达镇。

1990年3月，由乌海市农牧林局组织成立了河拐子开发区办事处，同年5月更名为乌兰乡筹备处，1991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批准为乡建制。开垦土地大约4000余亩，并配套有水利设施。

据史书记载，皮筏的出现最早见于《后汉书》，其中记载了匈奴人“乘马革渡河”和护羌校尉邓训“缝革囊为船”在青海贵德载兵横渡黄河的情景。宋代《武经总要》一书说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以渡。”在《水经注•叶榆水篇》和《晋书•慕容垂载记》《宋史•王延德传》《宋史•苏辙传》中也有类似记载，羊皮筏子甚至航行到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不过，古史记载的大多为“牛皮囊”，称为牛皮筏子或牛皮船，体积较大，而且主要用于军事。羊皮筏子的制作有一定的工序。首先在宰羊时要像蛇蜕皮那样，把羊皮从肌骨上完整脱下，刮去羊毛，用青盐鞣制，再灌入适量菜油，使之变得坚韧。然后将四肢、脖子和臀部的开口紧密扎住，在腿部开一小孔，把气吹足，就成皮囊。最后用大小木椽做成长方形的框架，把皮囊用绳子一排排绑牢在框架横梁上面，就成了羊皮筏子。所用皮囊的数量，因筏子大小而异，小则十来个，大则数百个。羊皮筏子简便、轻巧又富有弹性，更耐得碰撞，即使被礁石撞破一个或几个皮囊，羊皮筏子照样能安全行驶;羊皮筏子体积小，浮力大，负重多，大的一次可载数吨重量，比之骆驼、骡马驮行，速度要快几倍。

民国时期的羊皮筏子和船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黄河上由陕西、甘肃传入用羊皮筏或牛皮筏私人运输货物的团队，这样的“船舶”可以大大提高运输成本，也极大地提高了运输速度，缩短了运输时间。皮筏运输充分体现出黄河儿女的聪明才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消失。

河拐子的故事值得细细讲、慢慢品。

乌达地区与黄河漕运

黄河赋

[晋]成公绥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

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蛾。

登龙门而南游兮，拂华阴于曲阿。

凌砥柱而激湍兮，逾洛汭而扬波。

体委蛇于后土兮，配灵汉于苍穹。

贯中夏之能甸兮，经朔北之遐荒。

历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晋之南乡。

秦自西而启壤兮，齐据东而画疆。

殷徒涉而永固兮，卫迁济而遂疆。

起决流而却魏兮，羸引沟而灭梁。

思先哲之攸叹兮，何水德之难量。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内炎帝、黄帝两大部族融合了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从青海省青藏髙原发源到山东省黄河口人海，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

黄河泛滥曾经给两岸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富裕和文明。古代黄河漕运对历朝历代的农业、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起到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河的漕运闻名天下。那么，谁是最早开辟黄河漕运的人呢？可能许多人不知道，现在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开辟黄河漕运的人——刁雍。

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390—484年），字淑和，渤海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西南）人，好尚文典，明敏多智，历任将军、剌史，赐爵东安侯，为北魏名臣名将，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冬卒，享年95岁。

刁雍的高祖刁攸是西晋的御史中丞，曾祖刁协是东晋的尚书令，父亲刁畅是东晋司马德宗的右卫将军。刁氏于西晋末年南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号为“京口之蠹”。其伯父刁逵曾凌辱刘裕，刘裕当政后，杀刁氏。刁雍为避刘裕逃至后秦，为太子中庶子。泰常中，后秦灭，与司马休之等奔北魏，假建义将军，又假镇东将军、青州刺史、青光侯。延和中，进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太延中，征还。太平真君中，授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迁薄骨律（今宁夏灵武西南，银川黄河东岸）镇将。兴光中，征还，拜特进。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赠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简。笃信佛教，著《教诫》二十余篇。

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刁雍是一个极有作为的人物，他一到薄骨律镇上任，就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踏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薄骨律镇地处黄河岸边，水域纵横错落，土地肥沃。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理，河渠不合理，并没有使老百姓得到实惠，甚至许多家庭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作为一方的行政长官，刁雍见百姓生活如此不堪，心有不忍，于是开始筹划改造黄河灌溉的模式。刁雍根据自己对这里的实际调查，以及多方咨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改造的方案，以解决兵民人口的吃饭问题。于是给朝廷上疏《凿艾山渠表》，他认为：“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表文中称：“富平（今宁夏吴忠县）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西）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人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奔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于是，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这条旧渠引水的具体方案：“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即沙洲），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人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大意是：在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以下五里，另开一条阔十五步，深五尺，渠堤高一丈的新渠，往北四十里和旧渠相会，再往北八十里，干渠总长一百二十里，即可灌溉广大农田。同时刁雍还采取了在小河修坝拦水的办法：“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这样便把水逼入渠道中去。这一工程竣工后，“小河之水，尽人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刁雍还在表文中形容渠道建成后的情景：“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

这一有理有据的“报告”很快得到朝廷的回复。刁雍立即组织薄骨律镇军民，夜以继日地开展黄河的治理，大力兴修水利。刁雍亲力亲为，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薄骨律镇的面貌。在他的指挥调动下，薄骨律镇的大片耕地进行整合，有效地将黄河水引人，使河渠的分布更趋合理。由此，三年来连年大丰收，不仅解决了当地民众的饥荒问题，也给朝廷解决了征粮的任务，从而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拥戴。刁雍不仅开凿艾山渠，兴河渠之利，使薄骨律镇殷实富庶，而且开创了古代河套地区黄河大规模水运事业。

刁雍像

由于刁雍兴修水利的成功，粮食库存丰盈，得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赞赏。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见薄骨律镇国库充盈，粮仓丰满，下诏令刁雍集薄骨律、高平（今宁夏原州区）、安定（今甘肃镇原县西南）、统万（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四镇牛车5000辆，将薄骨律镇历年屯集的粮食五十万斛运往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供军需。当时一斛就是一石，北魏一石约合今26.5千克，将五十万斛（合今13250吨）运到沃野镇，并指定由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四镇出“牛车五千辆”作为运输工具，这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

从薄骨律镇到沃野镇，行程八百余里，由于道路多是沙漠沙地，不装货物的车辆往来都十分困难，如果再“载谷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谷在河西，转至沃野（乌海当时曾归属沃野郡管辖）”，还要越渡黄河，“车五乘、运十万斛，百余日及得一返”，运五十万斛谷物，最少也要三年才能运完。而且所用耕牛、夫役均过万数，势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刁雍一心为朝廷和民众考虑，不愿给当地百姓增加负担，也感觉陆地运输时间长，运输成本太大，无形中在浪费粮食。

刁雍考虑到陆路运输困难，就想能不能改水路运输呢？于是他立即从薄骨律镇出发，到沃野镇之间的黄河河道进行实地考察，行程八百余里，其中就在乌达区踏勘数日，沿途绘制了黄河流经的详细地图，分析每一段河道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标注在地图上，形成黄河漕运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保障水路运输提供了第一手详实有力的资料。

刁雍治水浮雕像（刁雍纪念馆）

刁雍再次给北魏太武帝上疏，申请由路运改为水运。北魏太武帝很快回复了他的申请，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刁雍当即组织力量建造船只200艘，于次年三月开始黄河水运。据史料记载：“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刁雍的方案在水运中得到了验证，顺利地完成了黄河漕运任务。

太武帝拓跋焘赞许刁雍水运之法非但一运，可自永以为式。”此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距今已有1500余年，实属古代黄河运输史上的创举。

此后这一带的交通运输得到改善，宁夏至内蒙古的黄河水运事业一直沿袭下来，经世不衰，成为上与青海、甘肃，下与内蒙古联结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可以说，刁雍用木船在黄河运粮，这在黄河上游水运史上属于首创，同时也开创了古代河套地区黄河大规模水运事业。

习雍在宁夏为官十一年，他为官清正廉洁，爱护百姓，政绩杰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地军民丰衣足食。北魏皇帝亲自下诏称赞刁雍能“深思远虑”为国分忧，并将刁雍修建的粮仓城命名为“刁公城”，以示表彰。

兴光二年（455年）刁雍奉诏还京，离开宁夏。太和八年（484年）刁雍逝世，终年九十五岁高龄。

乌达地区也在北魏以后逐渐发展了漕运事业，成为黄河漕运的重要码头之一。

在历史上另一个在黄河水利、漕运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是郭守敬。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汉族，顺德府邢台县（今河北邢台市邢台县）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世称“郭太史”。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

郭守敬16岁时拜刘秉忠为师。20岁时便显示出了在水利方面的才华。32岁时，经张文谦推荐，郭守敬在上都受到忽必烈的召见。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全面发展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忽必烈对其评价“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且非常赏识，当即授予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的职务。第二年，郭守敬被加授银符、副河渠使。34岁时，他被派到西夏。35岁时，郭守敬升为都水少监。为元大都城建设需要，他设计并指导兴建了引永定河水通漕运的工程。永定河水漕运成功地使用三十余年，这在永定河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郭守敬41岁升为都水监，掌管全国的水利建设。几年后郭守敬受命到山东、河北、江苏等地考察汶、泗及御河相连通的情况，为京杭运河的改造进行实地勘测和规划。郭守敬46岁时，都水监并入工部，他任工部郎中。这一年，元朝开始编修新历法，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这项工作。郭守敬则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参加历法改革工作。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郭守敬主要负责各种仪器的制造和天文观测。他的工作为新历的编写提供了科学的原始数据。新历颁行后，郭守敬又用了五年时间进行新历法的编写、定稿工作。56岁时郭守敬最后编写完各种历法书籍共105卷，《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历法，领先欧洲300年。完成历书编写的郭守敬，第二年又投人到山东运河的建设中。他与都水监马之贞一起负责会通河的修建，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山东运河竣工，就此完成了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改造工程。两年后，61岁的郭守敬在对北京地区水资源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向忽必烈提出了修建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引温榆河上游的泉水到大都，并使大都至通州通航的方案，得到批准。这是京杭运河的最后一段，也是修建运河最困难的一段。郭守敬精心设计，并亲任工程总指挥。经过近一年的施工，完成了通惠河的建设，使江南漕船可以由北运河直接驶入通惠河，到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真正实现了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通惠河工程取得的成就，是郭守敬30年来水利实践与水利科学上创新的结晶。他当年开创的永定河与白浮引水方案，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引水的格局。晚年的郭守敬，一直工作到86岁去世。

郭守敬的一生始终与天文、水利等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着重讲述他在宁夏兴修水利、漕运的故事。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夏天，刚刚登上汗位不久的忽必烈，对漠北后方十分重视，

后方的巩固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忽必烈派蒙古人唆脱颜与郭守敬一同去西夏一带（今甘肃、宁夏及内蒙古西部一带）巡察，并要求他们绘制出地图。

《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记载：“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在这次的考察中，唆脱颜和郭守敬在原西夏管理的地方（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和甘肃省中部）沿黄河上游至河套平原开始考察，绘制出了翔实准确的黄河踏勘地图。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兴修水利、航运的想法和意见，这项工作为郭守敬后来兴修黄河水利，无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随即派郭守敬赴西夏治水。33岁的郭守敬随任西夏行省行政长官的张文谦来到宁夏之后，首先沿着黄河两岸实地勘查，对宁夏平原地区正渠、支渠的数量、长度、灌溉亩数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深入了解了当地地势、水情、水利灌溉历史和治水、治淤的得失经验。

当时的宁夏地区，经过数年战争，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悠久的引黄灌区呈现出“古渠淤坏，泥沙淤浅”“田野荒芜，生灵涂炭”的惨淡景象。据元代《元文类》《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记载：西夏时期，宁夏有不少古渠，其中一条叫唐徕渠，长400里，另一条叫汉延渠，长250里；在中兴府以外，还有10条正渠，各长200里；长短不等的大小支渠68条。这些渠道共可灌田9万余顷。可是由于战乱，众多河渠失于整修和养护，到了元朝初年，已经淤积废坏，不能发挥正常的灌溉作用。

经过调査研究后，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即在疏浚旧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在渠首建闸坝）的方案。经过实地勘査，他又提出建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建渠首进水闸以保证渠道有充足水量，建退水闸以调节流量等技术方案。在张文谦的支持下，郭守敬亲自指导的一次大规模水利修复工程开始了。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册）第十六章记载：“郭守敬率领民工开挖、疏浚原有河道，修堤建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了长达四百余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二百五十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十余条、大小支渠六十八条，同时更立闸坝，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圆满完成了疏浚修复河渠的任务。郭守敬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西夏

河渠皆通其利，数万顷农田得到了及时灌溉。”

西夏故地人民为了感谢郭守敬，在渠上建了郭氏生祠，并立碑记录了此事。

赵建坤、孟朋文在《浅谈郭守敬治水成就及成功经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1265年，郭守敬自西夏返中都途中，特乘舟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以自己亲身试航成功证明此段黄河可以漕运。同时，他还考察了查泊、兀郎海（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一带，认为这里许多古渠修复后可以利用，并将此事汇报元世祖忽必烈，得到忽必烈的称赞。1267年，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建议，下令在中兴州至东胜黄河段上设立了十处水上驿站。此段漕运的开辟和水驿的设置，便利了西夏粮食外运，改善了西夏与上都、大都间的交通，加强了西夏故地与元朝中央的联系。”

郭守敬建议的黄河漕运路线中，中兴州至东胜黄河段上设立了十处水上驿站，其中一个驿站便是乌达（古磴口巴音牧仁）、河拐子驿站（今马堡店）。

郭守敬在西夏期间还曾经逆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虽然没有探得黄河的真正源头，但是沿途他精心地绘制了黄河上游的地图，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这种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来探求黄河真源的，郭守敬是第一个。

郭守敬在考察乌达地区期间，曾对黄河人今内蒙古乌海段颇为纠结，他发现这里的河道有三处急转弯，河水环曲半径过小，对漕运造成相当大的隐患；如果有大的船队经过此处，或有颠覆的可能。于是，他组织安排军队在此三个急转弯处，分别修建了三道土坝，引河水外泄，使主河道水速舒缓，河面拓宽，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河道弯度过大的问题，避免了船舶触岸的事故发生，使船舶顺利通过。这“三道土坝”就是现在乌达地区的“一道坎”“二道坎”“三道坎”。虽然“一道坎”“二道坎”“三道坎”的地名是后代人所起，但其功劳当属郭守敬。此“三道坎”对后来的黄河漕运、泄洪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乌达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郭守敬像

到了明朝，由于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与明朝长期争夺河套地区，“套虏”不断南侵迫使黄河宁夏段航道大大缩短甚至阻断。明政府所能控制的黄河河段只有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镇，行程只有中卫至横城（银川附近）的200公里，一般航船已不能进人河套河段。

清朝统一全国后，河套地区恢复了安定，宁夏至内蒙古段黄河航道再次繁荣兴盛，通航里程也在不断延伸。

据《蒙古志▪卷一》记载：“黄河自出长城（指河水北出宁夏横城堡之长城），北而东，东而南，成一大弯曲，是曰河套。流势延缓，非若内地黄河之急，故可行舟楫。”

《清史稿》中记载：“上（康熙皇帝）将探视宁夏黄河，由横城乘舟行，至湖滩河朔，登陆步行，率侍卫行猎，打鱼射水鸭为粮，至包头镇会车骑。”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纪要》记载：“随驾大臣、侍卫官员执事人等，坐来之船共95艘只，载马夫船2只，楼船3只及一等侍卫恩恪等坐船一只。”在康熙所动用的101艘船只中还有“楼船”，由此可见当时黄河水面、河床深度是比较大的，在乾隆、嘉庆、同治期间，黄河漕运也是西北运输最主要的途径。黄河两岸也因此经济发展较快，黄河河套地区（宁夏、后套）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直到民国时期漕运还盛极一时。据《乌海市志》记载民国时期至包兰铁路通车前，包头至宁夏的长途航运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通过乌海地区的航运船只每年达600—800只（次），行船种类有七站船、高帮船、小五站船，小划子、牛皮筏等。运输物资有煤炭、皮毛、药材、食盐、碱、粮食、瓷器等，每年运量10万多吨。”

乌海市《海南区志》也记载：“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中书省下令从应理（今宁夏中卫）沿黄河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立水驿。造船30艘，配水手200名，每个驿站给牛10头、羊100只，并置馆舍，拨耕地。这条1700余里的水道经过今海南地区。以后这条水运大道，便成了历朝历代的运输大道，一直延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包兰铁路通车和1961年磴口黄河分流工程截流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黄河宁夏至内蒙古段水运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和三线建设中一度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随着西北铁路、公路设施的逐渐完备，水运事业逐步衰落，黄河古渡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但是古代黄河漕运给中国各个朝代带来的文明与发展，其功绩将永远彪炳千秋。

民国时期黄河船渡

乌达地区与古盐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约在神农氏（炎帝）与黄帝的时期开始煮盐。从盐一出现起，王室就立有盐法。在周朝时，掌盐政之官叫“盐人”。《周礼•天官•盐人》记述盐人掌管盐政，管理各种用盐的事务。祭祀要用苦盐、散盐，待客要用形盐，大王的膳馐要用饴盐。汉武帝始设立盐法，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产私营。《史记•平淮书》中记载，当时谁敢私自制盐，就施以把左脚趾割掉的刑罚。晋代时，私煮盐者，百姓判四年刑，官吏判两年。立盐法后，百姓食盐是有规定的。《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

众所周知，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需求量很大，消费弹性极小。在古代人们生活所需的食物、用具大多能够自给自足，而盐却不行，盐的生产必须具备极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方可获得。因此，盐在历代都是由官府直接掌控，并且有盐专卖制度。大约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盐专卖制度几乎伴随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盐的专卖古称“禁榷”，这里的“禁”就是禁止，“榷”的意思是独木桥，“禁榷”合起来就是自己独占，决不允许他人涉及经营。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有许多物品实行过专卖，而其中盐是实行专卖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造成经济影响最大的品种。

吉兰泰盐湖

与乌达地区比邻的西面，就有我国西部最大的内陆盐湖—吉兰泰盐湖。

吉兰泰盐湖，曾经也叫唐温池、达布苏、吉兰泰淖尔、陶力淖尔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开始使用吉兰泰淖尔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吉兰泰盐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境内，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西南边缘，坐落于乌兰布和沙漠西南边缘的贺兰山与巴彦乌拉山之间的冲洪积扇之上，地理坐标东经105°42’，北纬39°45’，为椭圆形盆地。四周被戈壁草原、沙丘所环抱。

吉兰泰盐湖，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先秦时期已采盐食用，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吉兰泰地处沙漠深处，千百年来，盐的外运都要靠“沙漠之舟”——骆驼，骆驼也就成为阿拉善地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直到1980年以后才逐渐被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代替。现在的骆驼已经成为阿拉善人心目中的一种文化精神象征，以及旅游观光的一道靓丽风景。

“阿拉善”这个词来源于古代突厥语，是“贺兰山”的另一种音译，意思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兽“駮”。《山海经》中曾经提过：“中曲之山……有兽焉，其壮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御兵。”似乎类似西方传说中的独角兽。贺兰山名源于匈奴族贺兰部在此住牧，阿拉善因贺兰山而得名。阿拉善地区是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阿拉善地区境内有大小盐湖53个，主要是吉兰泰、雅布赖等，湖盐探明储量达1.62亿吨。吉兰泰盐湖是阿拉善地区最大的天然盐湖。“吉兰泰”系蒙古语，意为六十。盐湖盐层覆盖面积60平方公里，整个湖呈椭圆形，盐层平均厚度3—5米，最厚处将近6米。这里出产的食盐俗称“吉盐”，以颗粒大、杂质少、味道浓等特点著称。

大约在秦、汉之际，阿拉善地区就开始用骆驼向外运输盐，因此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古盐道，古“驼队”成为我国古代文明传播和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文明之旅。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盐池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朝廷在全国23个郡设置37名盐官，进行食盐专卖管理。其中，北地郡戈居县盐官掌管吉兰泰及附近盐湖食盐专卖事务。唐朝时吉兰泰盐湖称为“温池”。《旧唐书•食货志》载大中四年（850年）三月因收复河陇，勒令度支收管，温池盐仍差遣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分巡院官勾当。”

据《阿拉善左旗志》记载乾隆元年（1736年），阿宝开采吉兰泰盐湖。清王朝规定，年征收税银6.3万两，提成8000两给阿拉善旗，5.5万两上缴国库（吉兰泰盐池当时年产盐2000余万市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清王朝准许将阿拉善旗哈拉律陶力盐销往绥远、包头、萨拉齐、太原、郑州等40多个州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奏准阿拉善地方在黄河證口渡口年造船500只，每船载重40石（每石700斤），年可船运盐品7000吨。吉盐在磴口装船顺流而下，运抵西北最大的商埠包头，由此再水运或陆运，销往晋绥各地。

吉兰泰盐湖地处沙漠腹地，如此大的产销量，运输全靠骆驼驮运，最多时聚集于盐湖的役驼达十几万峰。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驼，性羞。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古人把善于行走的骆驼称之为“明驼”。骆驼身体强壮，体力充沛，有着超群的载重能力——驼拉车可达一吨，驮运175公斤的时候可以每天行程达到35公里。由人骑乘可以每天达到50公里以上，十天左右不吃不喝，骆驼照样可以负重而行。阿拉善双峰驼因它的抗逆性强，适合荒漠草原生存的特点而享誉国内外，享有“戈壁之舟”的佳誉，由此阿拉善又被称为“骆驼之乡”。据文献记载：成年雄性阿拉善骆驼体重可达600—750公斤。体长达到3.5米，高2.5米。步行时速约4公里，每天可行走25公里左右，可耐60度高温，又能抗拒西北地区的严寒。它的胸部、前膝肘端和后膝的皮肤较厚，形成7块耐磨、隔热、保暖的角质垫，以便在沙地上跪卧休息。

阿拉善双峰骆驼

吉兰泰盐湖驼道按方向共有四条：

第一条为东盐道，是连接中原的主要盐道，它横穿乌兰布和沙漠到磴口黄河渡口，水运或者换驼，远行千里至包头、绥远，最终走向陕西、山西、河南。

第二条为南道，是沿着乌兰布和沙漠西缘至定远营古城，翻越贺兰山到银川、灵武，或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至中卫、甘肃诸地。

第三条为西道，向西进入腾格里沙漠，经和屯池盐湖、豪斯布尔都至甘肃民勤县，主要

民国时期运盐驼队

用于农、牧区之间的生活用品贸易。

第四条为北道，从北经银根、图克木等地至今蒙古、俄罗斯，是旧时一条国际通道。

乌达区在吉兰泰盐湖驼道的第一条东盐道上的辅道，吉兰泰盐是北方广大地区食盐的主要供应地。在汉代以前，运往河套、九原、绥远以及山西、陕西的盐，经过乌兰布和沙漠腹地至黄河古磴口（巴音牧仁）、河拐子码头，乌达地区都是必经之地。

乌达地区在古代就是东连接鄂尔多斯草原、南接黄河前套宁夏平原、北邻后套河地区的枢纽。乌达地区的河拐子码头，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吉兰泰盐湖至乌达河拐子渡口、磴口（巴音牧仁）渡口，是最为便捷的一条盐道，然后将货物装船改河运外运。在这条驼铃悠扬不断的古盐道上，形成了一幅永久不断的沙漠之舟与黄河漕运的完美画卷。

曾几何时，乌达地区是阿拉善的属地，阿拉善的居民至今仍然沿着古老的盐道北去河套、包头、山西、河北。伴随着古老的渐渐远去回响的驼铃声，乌达人延续驼乡的精神和驼乡的文化,继续书写着美好的新生活。

《阿拉善左旗志》记载清末民初，阿拉善各大盐池开始大量采捞生产，食盐外运成为阿拉善与内地贸易量最大的物资。各大商号以自运或者雇运的长途运输为主。运往包头方面的驼运以当地特产苁蓉、甘草为主；走天津的驼运则以皮毛、发菜为大宗；赴天水、汉中等地多驮运食盐。回程则驮载布匹、食糖、烟、茶等生活用品。驼户一般每年只进行一次长途驮运，也有少数跑两趟者。”

阿拉善与内地物资贸易量也十分巨大。当时，每年需从宁夏、绥远、甘肃等地运进粮食4万石（合6000吨）。按每驼驮量300斤计，仅此一项每年需4万个驮运峰次。此外，还需输进大量烟酒糖茶和地方特产。据史料记载，每年进酒量20万斤、茶叶30万斤、烟1万斤。而每年输出的驼、羊毛近80万斤，苁蓉50万斤，牛羊皮3万余张。仅民国二十八、二十九年（1939、1940年），年食盐外运量就达50万担（合2.5万吨）。仍按每驼驮量300斤计，就需要16.7万个驮运峰次。是为民国时期阿拉善盐运业的鼎盛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乌达区三道坎至吉兰泰新盐道被称为“三吉驼路”，由吉兰泰盐湖经本井到三道坎（全长125公里）分南北两道。

北道自吉兰泰盐池始，东南行40里至哈勒敖包；80里至沙尔陶勒盖（此段沙大无水，为北道最难行地带东行25里至苏吉，由此转东南行35里至达拉布盖（此段水草丰茂，是全程最好的地段）；自此向偏东北行45里抵达三道坎。北道全程5站，计225里。

南道由吉兰泰盐池起程，向东南行45里至阿达图；50里至本井；由本井转东行40里至奇里盖（巴音布拉格再转东北行70里至达拉布盖，与北路会合。南道共5站，计250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吉驼路”运盐

南道长于北道，但水草条件优于北道。以上两道往返一趟均需10天。1958年通车的三吉公路基本是沿南道走向测筑。所以南道实际就是三吉公路的前身。1967年，乌吉（乌达一吉兰泰）铁路通车后，吉盐外运全部改为铁路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拉善各盐池开发逐步加快，驼运业随之更加兴旺。各级人民政府为有效组织盐品外运，1953年成立阿拉善旗驼运站。1955年改为巴彦淖尔盟群众运输业务所，统一安排专司驼运，结束了长期自由驼运的历史。

包兰铁路和三吉公路通车后，阿拉善地区两个最大的盐池实现汽车运输。始将吉盐驮至三道坎装车外运。1958年后，吉盐外运多改由汽车承担，驼运只为照顾牧民多年养成的运盐习惯，每年驮运3000—4000吨。与公路相比，因驼运价格高，经销单位不愿接收，驮运逐渐停止。

在20世纪80年代，阿拉善的牧民还拉着骆驼路过乌达地区，但是数量已经极少了。在乌达地区乌兰木头常常有蒙古族牧民的骆驼群，即使是在今天也能看到巴音牧仁牧民的骆驼，在乌兰木头黄河岸边饮水休憩。1990年以后，阿拉善盐运全部实现火车或汽车运输，这条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沙漠驼路逐渐为历史风沙所湮没。

古盐道驿站遗址

运盐铁路

吉兰泰盐场及员工捞盐作业

乌达地区与辛亥革命宁夏、三边地区领导人高士秀

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1876年生于宁夏府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幼年时家境贫寒。青年时期参加了当地帮会哥老会，喜欢习武，善骑马射箭，崇尚行侠仗义，扶危济贫，深得会众敬佩，誉为“府城英豪”。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哥老会众拥戴高士秀为“贺兰山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称“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反清组织。在宁夏各山堂中，最为活跃，声势亦最大。

1911年6月参加“同盟会”。同年11月14日，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宁夏府城东岳庙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于1911年11月15日晚上举行起义。推举刘先质为宁夏民军起义总指挥，高士秀为副总指挥。按照部署，革命党人刘先质、刘华堂、刘复泰等组织宁夏起义军起义，主攻宁夏府城。由于缺乏经验，消息泄露，清军守军已有准备，起义军初战失利，被迫退至宁夏府城北八里桥一带。

与此同时，高士秀、高登云等率领的灵州哥老会以及组织的灵州民军，也于11月17日在灵州起义，当日即顺利攻占灵州守备衙门。19日，起义军宣布成立灵州革命军政府，高登云被推举为大元帅。高士秀率部于20日傍晚攻取横城（今银川东黄河东岸地区），打开了通往宁夏府城的门户。另一路由刘华堂率领的义军，在高士秀灵州起义胜利的鼓舞下，于1911年11月19日晚攻人宁夏府城。宁夏道台孙廷寿和知府庆隆各自逃匿民间。宁夏府城起义宣告成功。

哥老会旧址

根据银川地方志编辑部资料记载：宁夏起义，甘肃全省震动。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从攻陕前线的清军中，抽调“精锐军”（俗称“西军”）马安良部的帮统马麒率领马、步六营，直扑宁夏“剿办”起义民军。1911年12月中旬，马麒率领“西军”抵宁夏广武，与宁夏镇台张绍先所部及地主豪绅民团会合，兵分两路进击。东路由马麒部的李自正带领步、骑两千余兵力，直扑灵州城和横城等地；西路军由马麒亲自率领，沿黄河进逼宁夏府城。1911年12月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会合后，包围了宁夏府城。原清军管带牟宪章和营官王成银等率部叛变，打开城门投降清军，宁夏府城被攻陷。刘华堂等民军首领率部突围出城，向平罗转移，后撤往石嘴山、乌达地区。因去向问题民军发生内讧，力量大为削弱。驻守横城和灵州的高士秀、高登云部，也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突围而出，撤往陕西三边地区。宁夏府城的革命起义最终在清朝顽固势力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1912年起义军又积极拥护孙中山“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多次联络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各族反袁民军力量，转战于陕北各地，为光复宁夏而斗争。

1917年3月，甘肃静宁巫医吴六吉（另有文献说为吴生彦）在陕北行医。有人说，吴六吉到河套垦荒时认识了一位姓余的道士。这位道士故弄玄虚，说吴六吉的耳朵大，有当皇帝的相貌。还说他的耳朵和刘皇叔相似。在余道人的鼓动下，吴六吉就开始做他的皇帝梦了。他被哥老会会首高士秀说服，改“吴六吉”名“达尔六吉”（《阿拉善左旗志》记载称“大耳六吉”），冒称清室后裔，自封为“皇帝”，还组织了御林军。高士秀自称御林军将军，利用“达尔六吉”假皇帝的诏令，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大败晋军之后率数千人进占磴口（现巴音牧仁），分三路再次攻打宁夏。

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派其侄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职，率骑、步、炮三个支队进剿。马鸿宾先设计诱出并捕杀了高士秀派出的间谍，断了高士秀的耳目，继而出击磴口，率骑兵、炮兵前往石嘴山督战，前推战线至石嘴山。以炮兵部队固守，步兵大部队后续跟进。暗地派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王府，要求派蒙古骑兵由阿拉善开往贺兰山与五虎山通道，从西进入乌尔图沟进行堵截。高士秀闻听后方危急，想撤退时黄河解冻，河水陡涨，冲尽岸冰，未来得及妥当布置，突然腹背受敌，辎重拖累，损失惨重。马鸿宾率军紧追不舍，将高士秀逼人贺兰山后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北乌达地区。

高士秀原打算由乌达河拐子渡口，强行东渡黄河，入鄂尔多斯转陕西再图发展。但是，磴口方向的追兵堵住了他北退的道路;定远营（现阿拉善左旗）的蒙古骑兵也从贺兰山北麓克夷门向东进军；石嘴子方向马家军也攻势强劲，造成三面围攻之势，高士秀几乎被逼到了绝境。万般无奈，高士秀只得自烧辎重，率轻骑突围退入五虎山以西山区，想利用群山纵横交错的沟壑保存实力，伺机寻找时机，以图再战。

3月21日晨在三转子（今乌达区北河拐子、马堡店、五虎山等地）发生激烈战斗。这时，起义军部队巳经伤亡很大，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阵势，迫不得已，高士秀带领残余部队突往八里庙（又称巴拉庙，位于五虎山西南与阿拉善乌斯太结合部，即今乌达区乌尔图沟青年桥南）。

宁夏马家军前后呼应，又包围了八里庙，多次发起强攻，但在高士秀指挥下，顽强抵抗，马家军一时也没能拿下八里庙阵地。由于人员在不断锐减，眼见八里庙守不住，高士秀当即决定放弃八里庙，组织全部力量向东乌拉图沟（今乌达区巴音赛南乌尔图沟）方向突围。但是，乌拉图沟两面悬崖陡峭，士兵无处躲藏，沟内的树木也被炮弹炸断。高士秀一面组织人用断树围成路障，阻止马家军的骑兵突人。一面利用山石做掩体进行抵抗。同时，派遣年轻的士兵爬上山崖，用石头封住敌人进攻的道路，使马家军和蒙古骑兵不能前行，暂时缓解了压力。这时，定远营蒙古骑兵、马家军的指挥人员命令大部队停止进攻，在沟东、西两侧堵住道路封锁出口，不时地派少部分军队进行佯攻，消耗高士秀部队的弹药，牢牢地控制了战斗的主动局面，使高士秀的人马身陷绝境。高士秀面对如此境地也是一筹莫展，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孤注一掷重点突围的方法，以求重生。几天下来，杀光了所有的战马用以充饥。山涧中的水源（现在乌巴公路附近）被定远营蒙古骑兵切断，饮水也成了大问题。高士秀派出的多批对外求救联络人员，不是被抓，就是被乱枪射杀了，情况万分危急。

乌尔图沟沟口

3月下旬，马家军开始喊话，诱降和瓦解高士秀部队。同时，送去少量的羊肉、水，以瓦解蛊惑高士秀部队的军心。高士秀部队的不少人开始犹豫，士气陷入低谷。高士秀、于凌云和其他主要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利用马家军送肉、水的机会，进行突围。高士秀军队抱着必死的决心拼命外冲，双方在乌尔图沟展开了惨烈的战斗，多次展开白刃战。

由于弹尽粮绝高部于凌云向马家军投降，终于导致全军覆灭，高部重要将领张辅及“假皇帝”达尔六吉等200余人被俘，高士秀趁夜率少数人马更换衣服侥幸脱逃。

死里逃生的高士秀，先躲到三道坎一户原来哥老会人员家中，又将随自己冲出来的人，分散藏匿在乌达地区小煤窑。马家军对马堡店、三道坎等河拐子地区以及各个小煤窑进行了地毯式梳理，最终也没有抓到高士秀。但是，高士秀16岁的马弁哈红喜在教子沟被捕。哈红喜大义凛然，拒不招供高士秀的行踪，马家军当即砍下他的头，将他的头颅悬挂在河拐子渡口的高杆上示众，并暗中埋伏下重兵，想诱使高士秀抢夺哈红喜尸首，将他一举歼灭，以绝后患。刚开始高士秀怒发冲冠，决意要夺回哈红喜尸体，但是他冷静后识破了马家军的诡计，只能忍痛偷渡黄河。在哥老会会员的接应下，他进人鄂尔多斯满巴拉僧庙（现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治伤。两个月后，高士秀伤基本痊愈，陆续召集失散的人员19人，转移到陕西，做进一步打算。

马家军将高士秀部队的200余被俘人员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判处“假皇帝”达尔六吉、张辅、苏学章、姚占奎等首要人员19人死刑，次要人员30余名判处有期徒刑，眷属20余人遣回原籍，从犯100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

《阿拉善左旗志》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哥老会首领高士秀率独立队分3路攻打定远营，在宁夏军和阿拉善旗兵的联合攻击下，独立队队员大多被俘获，次年5月，假皇帝‘达尔六吉’等19人被处死。”

《石嘴山市志》也有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3月，甘肃静宁巫医吴生彦改名‘达尔六吉’，

诡称为皇室宗亲，在后套聚众称帝，由磴口进攻平罗城，被马鸿宾部击败，达尔六吉被处死。”

《阿拉善左旗志》《石嘴山市志》在记录局士秀事件的时间上有一定出人，但是记录事件的过程和内容基本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灵州城墙

灵州民军失败后，高士秀率部退驻陕北三边一带，长期在陕、绥、宁边境从事反对北洋军阀与宁夏诸马的斗争。1924年冬，到北京与辛亥革命军领导秘密会晤，支持冯玉祥五原誓师，被任命为国民军中将骑兵师长，参加于右任领导的北伐救陕战争。

抗日战争前后，他在榆林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正义行动。

1938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任命高士秀为中将总参议。高士秀为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

1941年冬高士秀在榆林病逝，时年66岁。葬于榆林城南金刚寺后。葬礼由当时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主持。墓碑曰：“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骑兵师长高士秀将军之墓。”高士秀将军一生戎马生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备受人们的崇敬。

乌达地区与四马驱孙

“四马驱孙”，是指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军队进攻宁夏，想一举吞并西北。占据西北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部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于是共同联合驱孙。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马家军相互攻伐，两败俱伤，为自己全面掌控西北做铺垫。“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经过4个月激战，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了清东陵。他们掘开了慈禧的墓葬，洗劫墓葬中的绝大多数陪葬品，引起了全国的震动，特别是已经被冯玉祥赶出皇宫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听到这个事件后，悲痛欲绝，随后联合满族的遗老遗少上告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严惩孙殿英。但最后孙殿英并没有被治罪，而是得了个可耻的名字——“东陵大盗”。经过多年的打拼，孙殿英已经成为当时众多军阀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了。

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于1933年6月27日，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发给10万元开拔费，令其到“青海西部柴达木地区”去屯垦。为此，南京政府行政院还特意通过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组织条例草案》。孙殿英欣然接受了命令，率领所部四十一军，开往青海。

战斗中的马家军

在当时，国民政府只能控制陕甘两省部分地区，青海、新疆、宁夏都是事实上的由“马家军”掌管的独立王国。据史料记载：马鸿逵时任宁夏省主席兼第15路军总指挥，与其堂兄第35师师长马鸿宾据有宁夏，人称“宁马”；马麟时任青海省主席，与其侄新编第9师师长马步芳、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青海省政府委员等职的马步青盘踞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人称“青马”。

西北“四马”是指占据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以及占据青海的“青马”，即马步芳、马步青，号称“西北马家军”。

其实，蒋介石调孙殿英“西北屯垦”用意很深，名义上是调孙殿英去开发西北，落实开发西北的政策，实质是看冯玉祥在察哈尔北部号召抗日的势力过于强大，孙殿英曾是冯玉祥的猛将，必须将其分离，达到削弱的目的。再者，“青马”马步芳、马步青部也不是省油灯，决不容许孙殿英染指青海，肯定会有一场龙虎斗，待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蒋介石就可以轻易出兵消灭掉。

孙殿英也有自己的算盘，他的部队一直受制于人，没有固定的地盘，这回正好是天赐良机，如果攻下西北，自己就可以雄霸一方。于是他率部来到了绥远，驻扎在包头，寻机而动。

当时绥远是阎锡山的地盘，孙殿英在包头驻兵，阎锡山坐立不安，他深知孙殿英的为人，马上主动给孙殿英部送来了迫击炮弹5千发，手榴弹3万颗，子弹50万发。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吹捧孙殿英是抗日英雄，文武双全，鼓励他一举平定西北，愿意为孙部西进提供粮饷弹药，并答应关键时刻做孙殿英的后援。得到阎锡山鼓励和许诺的孙殿英自然很高兴，他想自己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又有阎锡山为后盾，似乎感觉自己就是“西北王”了。当即表示只要黄河一封冻，马上渡河西进。

1933年7月中旬开始孙殿英率四十一军西进，先后到达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陕坝一带，在包头设总司令部。孙殿英极其狡诈，他按兵不动观察着各方面对待这次军事行动的态度，也想更多地筹集军费，因此，不主动出兵，等待时机。

得知孙殿英要进军西北，长期把守统治宁夏、甘肃、青海的“四马”坐不住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暂时放弃了内部之间的矛盾，很快组成了“四马联盟”，共同抵御孙殿英。

抗战时期的马家军

“四马”也清楚蒋介石的用意，更了解孙殿英这伙恶狼进兵的主要目的根本不是所谓的“西北屯垦”，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夺马氏几代人苦心经营的西北地盘，“四马”怎能让孙殿英得手呢。

孙殿英屯兵驻扎五原、临河、陕坝后，一面加紧布置军队，一面大搞舆论宣传，企图分化“四马”，印制了大量的《告西北同胞书》和《告西北将士书》两种小册子和传单，派便衣人员潜入宁夏地区到处散发。

自1933年底，孙殿英军队集结部署完毕，准备工作进行顺利，只待黄河封冻，即可进军宁夏。

孙殿英不时地派遣少数侦察兵进入三盛公（今磴口）、磴口（今巴音牧仁）、乌达地区，搜集情报。安排小股部队隐蔽埋伏在三盛公、磴口、乌达地区的各个渡口和交通要道，做好了攻击前的准备。

此时的“四马”也没有闲着。青海省主席马麟一面授权侄子马步芳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备战;一面让马步青在凉州作好防卫布置，并抽派有力部队，协助马步芳拒击孙殿英。派马绍武等3人为代表，赴南京国民党中央呼吁；派人到宁夏联络马鸿逵、马鸿宾，联合驱孙。另外，马步芳组织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以及全省各界代表，电请蒋介石阻止孙殿英入青。同时，还组织全省各界群众举行拒孙大会，游行示威，扩大声势。

马鸿逵、马麒分别致电节制甘、宁、青军务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表示反对。马鸿逵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和蒋介石关系要好。马鸿逵也利用一切关系和机会说服蒋介石。蒋介石见甘、宁、青三省军政大员一致反对孙部西进，衡量再三，于1933年底宣布撤销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职务，让他“暂住原地，再待后命”。

同时，蒋介石令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命令马鸿宾、马步芳出兵宁夏，配合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对孙殿英予以堵击，并就地歼灭。

缓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立即组织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诸部为左翼军，以甘肃地方部队邓宝珊部等为右翼军，以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师为总预备队，共同抗击孙殿英的联军,做好了抗击孙殿英的准备。

孙殿英箭巳在弦上，此时他认为时机难得，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为说辞，孤注一掷地于1933年12月11日，由绥西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宁夏，于1934年1月12日夜1时，即沿黄河两岸，袭击占领了磴口（三盛公、巴音牧仁）。

马鸿逵、马鸿宾急电令石嘴子（今石嘴山）防守部队，堵阻孙军前进。两军对垒于石嘴子与磴口之间的乌达地区，乌达地区成为两方争夺的主要战场。马鸿逵用在北防御线一带的兵力约有一万人。派守主要据点的磴口、石嘴子1个骑兵团，平罗1个步兵旅、1个炮兵营，李刚堡1个团，其重点防御在石嘴子。

孙殿英占领了磴口后，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到乌达地区，多次对石嘴子发起强攻。石嘴子东临黄河，西北是贺兰山，地势狭长险要，有利于军事防御。再加上马方防守严密，作战勇猛，始终没能突破。此时已经是隆冬，大雪封山，坚冰结河。

为夺取西北，孙殿英进行了4个多月的准备，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直接从乌达向石嘴子正面强攻马鸿逵部阵地，吸引马鸿逵主力；另一路从黄河最平缓的乌达河拐子渡口河面上铺上蒿草、红柳枝（乌达地区盛产此柳树），建成“冰桥”，趁夜东渡（现乌海市海勃湾地区），强行军40余公里，绕到石嘴子渡口（海南石嘴山渡口）东，采用同样的办法西渡黄河，向石嘴子马家军防线侧击。

这一两面夹击的战术果然有效，迫使马鸿逵部放弃石嘴子险隘，纷纷溃退，孙军即乘胜向南追击，暂时放弃了内部之间的矛盾，迅速包围了平罗。平罗在宁夏城（今银川）之北，距宁夏城有60公里，城虽小但是很坚固。马鸿逵、马鸿宾早已经做了广泛的宣传，让清真寺的大小阿訇，向回民群众进行宣传：孙殿英到处杀人掠民，盗挖乾隆、慈禧的陵寝，将大批宝物偷卖给洋人，今天率兵西来，不但要霸占我们的城镇，而且要杀回灭教，平罗一旦失守，大家必被孙军祸害。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民众空前团结，军队和老百姓融为一体，战斗力超强，平罗始终未失守，孙殿英只能望城兴叹，其作战计划受到一定的影响。

孙殿英见攻打平罗十分困难，便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留3个团的兵力继续包围平罗，自己率大军迂回进军宁夏城（银川）。马鸿逵大为惊慌，立刻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最终采纳了马鸿宾的主张，即“以全力坚守宁夏，既可稳定军心，也可反守为攻”。于是马鸿逵、马鸿宾调动部队拼死还击，双方出现了短暂的胶着状态。

抗战时期孙殿英部队

经过王宏堡之战、宁夏城北塔之战等多场战斗，孙殿英始终没有打下宁夏城（银川）。孙殿英屡攻受挫，只好深沟高垒，固守阵地。计划来年春天，总攻宁夏城。

1934年1月下旬，孙军约有两师之众，由刘月亭指挥，向宁夏西北郊区一带的防御线进攻。

由于宁夏城处在被包围的形势下，马步芳电调第二旅马继融部和独立骑兵第二团马忠义及1个炮兵营迅速增援。马麟也派长子马步荣率青海省政府手枪团同时出发，并致电马鸿逵孙殿英目无中央，抗命西犯，吾兄率先加讨，屡挫凶锋。弟令儿辈负弩前驱，援兵接踵，旌旗相望，仰仗虎威，必奏全胜。”

此时的蒋介石，为了对孙殿英部施加压力，一方面命何应钦停发四十一军的饷项给养，一方面电令庞炳勋、胡毓坤等劝告孙殿英解甲归田。孙殿英又不甘心无功而返，仍然令所部战斗到底。

蒋介石以孙殿英“一再抗命，阻绝劝告”为由，命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所兼各职。令驻防天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派兵赴宁夏助战。“四马拒孙”总兵力约6万余人，而孙殿英也有6万余人的兵力，双方旗鼓相当。孙殿英前后攻城一月有余，始终未能攻下银川城。孙殿英见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1934年3月19日被迫下令退兵。

马步芳急令手下抢在马鸿逵前面追击，在石嘴山、乌达地区截住孙殿英军的后卫，俘获6000余人，缴获步枪6000余支、马枪200余支、高射机枪2挺、大炮6门、炮弹5000余发。马步芳只给马鸿逵送去1挺高射机枪，其余枪炮弹药都作为自己的战利品。阎锡山晋军派出的骑兵接应孙殿英，进抵磴口、乌达、石嘴子一带，溃退的孙军约2万人才得以渡过黄河，在掩护下退到绥远。晋军顺手牵羊地抢走了孙殿英在石嘴子所存藏的大批军械和其他物资，约2万孙军人马都被阎锡山所收编了。

孙殿英一败走，马鸿逵立即用种种借口停发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给养，逼马步芳和马步青退出宁夏。

至此，历时4个月激战的“四马拒孙”战争，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

孙殿英到了山西太原，被阎锡山软禁于郊外的风景名胜地——晋祠。

1947年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人民解放军生擒，被押到战犯收留所。当年秋天，孙殿英病重死去。

在这次“四马驱孙”的战役中，乌达地区饱受兵灾之苦，无数家庭流离失所，草场荒废，老百姓失去了生命，战争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

乌达地区与绥西战役

绥西战役，是指1940年1月至2月，绥西抗战中国民党军第8战区部队在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西部地区与日军驻蒙古的部队，以及伪蒙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作战中的一场，这一系列作战统称为“绥西作战”，也叫“缓西会战”，其中包括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等。最终将日军赶出了西北，成功地守住了西北的北大门。

绥西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至1940年，其间有两场大规模战争。第二阶段从1940年至1942年，主要是防守阶段，直至赶走日伪的残余部队，最终收复绥西，维护了河套后套黄河以南地区的安全。

在整个宁夏军民参加的抗战中，乌达地区军民发挥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5乌达地区地处宁夏北部大门军事重镇石嘴山与河套地区接壤的咽喉要道。早在1921年，时任宁夏镇守使兼新军司令、兼管内蒙古三旗军事的马鸿宾深谋远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乌达地区的重要位置，经过数月实地勘察，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宁夏东北地区详细的防御计划。认为：石嘴山、河拐子（乌达）、磴口（巴音牧仁，原归乌达）是宁夏北部的第一道防线。此地区东面为鄂尔多斯，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这里是西渡黄河的最佳位置。中原进兵，必从山西或河北进入绥远，由包头人河套地区。但是，再由河套进入宁夏，只有两条路线，即一条是沿黄河东岸南进转西行，过黄河渡口（现在的石嘴山渡口）入宁夏。另一条是由河套

临河地区沿黄河西岸，进入磴口、河拐子，直接进入石嘴山。此地区的西侧为贺兰山与五虎山的交叉口的乌尔图沟，是阿拉善进入河套地区的唯一通道，控制了这个地区就可控制阿拉善尤其是盐道北运的出口，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1921年，马鸿宾在河拐子、巴音牧仁、南粮台地，各修建营盘一座。今天的乌达地区北部的河拐子（马堡店）筑有营盘10余间。很可惜，据《乌达区志》记载：1962年3月7日黄河开河流凌，水位暴涨7—8米，河水倒流，淹毁了马堡店等地的389间房屋，淹死3人，牲畜7头，淹没耕地31.79公顷，受灾人数达1287人。那10余间营盘也在这次水灾中消失了。但是，“营盘”在绥西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人们忘却和忽视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马鸿宾部被编为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所辖仍为原部队三十五师和一个独立第三十五旅，以马腾蛟为师长，马献文为旅长。1940年，又改以马惇靖（马鸿宾第三子）为三十五师师长。编制定后，奉命前往绥西抵御日军，由马腾蛟率一部分军队开往前方。马鸿宾与马鸿逵原本是叔伯兄弟。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与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是同胞兄弟。马鸿宾是马福禄的长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马福禄带领回军在北京正阳门与日军作战，被日军用枪打中，子弹从口至后脑击穿阵亡，他的部队便由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统带。因此，马氏兄弟极其痛恨日本人，他们和日本侵略者既有家仇又有国恨。这次出兵绥西抗战，马鸿宾已经立下拼死的决心，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包头，日本多次派出间谍、说客，阴谋策反马鸿逵、马鸿宾，但是都遭到拒绝。日本人的阴谋破产后，便准备对绥西、宁夏大举进攻，在大量增兵包头的同时，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险局面，马鸿宾亲自组织，将1921年在河拐子、巴音牧仁、南粮台地原来的各营盘进行加固扩展，修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来犯日军。在宁夏地区，马鸿逵、马鸿宾也开始了全省抗日动员，号召宁夏广大民众支持抗日，一时间广大民众群情激奋、热烈响应，慷慨解囊，慰劳抗战将士，振奋抗战精神。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寇人侵的国难当头，放下了民族间的矛盾，表现出来了空前的团结和凝聚力。

马家军八十一军

根据当时《宁夏民国日报》记载：宁夏在抗战期间开展的数次较大规模的捐款购机、抗战献金、征募寒衣、慰劳绥西前线抗战将士、书报与文化劳军等活动，合计先后征募和捐款约数百万元，以及其他物品，从而为全民动员，宣传和支持抗日战争，振奋抗战士气，支援抗战前线，救济遇难同胞，增强抗战力量，充实国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仅以1939年和1940年为例，宁夏省政府就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官办、民众后援组织。1939年，宁夏全省共征募寒衣捐款70529.1元，老羊皮背心350件，布鞋236双，手套、袜子各60双。上述捐款及物品，奉命就近悉数拨交第十七集团军抗战将士之用。1940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分配宁夏承担征募寒衣捐款10万元，宁夏全省共征募寒衣捐款109219.67元。其中，全省党政军警各界捐募44900余元，全省商界捐募.16600余元，全省各界民众捐募30800余元，其他殷商富户捐款12000余元。上述捐款，除各项公用物品及邮电费等开支886.37元外，余款108333.3元，于11月15日悉数交由中央银行宁夏省分行电汇重庆，解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收讫，转赠抗战前方，以资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救济难胞。此外，1942年1月8日，宁夏省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派秘书高兆甲等携带慰劳物品，抵达磴口。1月10日前往磴口第五十二兵站医院，慰劳绥西抗战前线负伤将士及患病官兵。

1940年3月16日，在石嘴山第四十九兵站医院住疗伤愈的100余名官兵将要开赴绥西抗战前线归队之际，石嘴山民众在街口陈设茶点酒菜，当地驻军、各机关团体、各界民众、各小学师生共2000余人，成群结队到场欢送。伤愈归队官兵代表进行讲话，他们表示感谢，并说我们只有重赴前线，继续杀敌，来回谢大家的盛意。”在军乐声和群众的欢呼、口号声中，100多名伤愈归队官兵兴高采烈地重返绥西抗战前线。

1937年开始，乌达地区成为宁夏抗战军队的中转站，马鸿宾三儿子马惇靖参谋长在此设置了临时指挥部，几乎所有向北开进的宁夏军队都在此集结经过。1926年修建的包宁

公路更是车水马龙，各类军车、马队川流不息，步兵整建制地打此经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承担输送伤员、粮草、药品、弹药等后勤保障工作。

另外，乌达地区也是接收宁夏各界支持抗战物资登记造册、再发往前线的集散地。

战争是残酷的，据抗战史料记载：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约三万人，配以汽车、装甲车、坦克，由黑田团长指挥，分两路从包头向绥西进犯。一路向乌布浪口、四意堂、乌拉脑包、乌镇一带的八十一军防区进犯；另一路在马七渡口向门炳岳的骑七师防地进攻。

日军到达八十一军三十五师阵地前，首先用大炮轰击驻扎在乌拉脑包的八十一军二〇六团和二〇五团阵地。日军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用坦克、装甲车、汽车，向八十一军阵地冲来。八十一军的官兵，按照马惇靖参谋长的命令，利用工事沉着固守，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当敌人进入八十一军士兵步枪有效射程以内，正在下车准备攻击之际，二〇六团一营官兵发起猛烈冲锋，一下子冲到敌人机动车辆跟前，与敌人展开肉搏，并用大刀砍敌人汽车的轮胎，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有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被打死在车上，下了车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抱头窜进汽车、装甲车逃跑了。这次战役史称“乌拉脑包战役”或“乌拉脑包大捷”。

在乌拉脑包战役中八十一军顽强抵抗，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给敌人以重创，有效阻止日伪军西进，粉碎日寇侵占宁夏和大西北的作战计划，并有力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这次战役中，八十一军损失兵员千余人，丢失不少轻重武器。

1939年12月，中国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与马鸿宾商议决定袭击日军重要据点包头，以牵制华北日军。傅作义以三十五军为主力，配以骑七师，长途奔袭，于12月19日夜，袭击日寇占领下的包头。12月20日，傅部三十一师孙兰峰部一举冲人包头城。日军猝遭袭击，死伤一千余人，城内辎重尽失。袭击成功后，于12月24日主动撤出包头，撤向绥西后套，诱敌深人，以利再战。

战斗中的抗日战士

1940年1月，日军在包头惨败后，大为恼火，自1940年1月开始，就从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地调集三万余军队，配以汽车千余辆，并有坦克、大炮、飞机及伪蒙军六个师，共约4万多人，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向绥西发动大举进攻。

绥西战役就此拉开序幕。马鸿宾八十一军的马腾蛟三十五师约3000名抗日官兵，冒严寒在乌镇、乌布浪口正面布防，阻击进犯河套之敌。

乌布浪口，在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境内南部，处于乌梁素太、德岭山乡和温更苏木交界地带，两山夹一口，位置十分重要。

1940年1月31日上午8时许，日军在四仪堂正北、乌布浪口正东的枣树林子大沙漠地带集结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满载日军的数百辆军车开始向四仪堂、乌布浪口阵地发动进攻。八十一军阵地按照马鸿宾的命令，挖有宽、深各3米的一道防御壕沟，从乌布浪口的山脚下一直挖到黄河北岸，长约10公里。壕沟前还有50米宽的陷坑地带。双方激战到天黑，伤亡惨重，难分胜负。

在四仪堂阵地上，马部三十五师官兵虽伤亡惨重，但仍固守阵地。日军久攻不下，竟用飞机利用顺风不断施放毒气，使马部战斗力大为削弱，情况越来越危急。马腾蛟马上派部队冒着炮火支援，乌布浪口与四仪堂两个阵地联合作战，继续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坚

乌布浪口抗日烈士陵园

守四仪堂的二〇五团与日军展开了剌刀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悲壮。日军集中力量突破四仪堂阵地，马部伤亡千余人，被迫后撤入沙漠地区。在流沙中继续与日军周旋，再度歼敌200余人。经过6天6夜的艰苦行军，部队顺利返回磴口驻地休整。

据战后统计，马部三十五师原有5000余人，在乌布浪口战斗中牺牲1000余人，伤2000余人，其中冻伤者就达700人。当地百姓自发地用极其隆重的安葬仪式，重新埋葬了千余名回、汉等族英烈们的忠骸，并立了石碑。

日军占领五原后，认为绥西中国军队巳没有战斗力，于是便以五原为中心，留一个日军联队及伪蒙军4个师共1.5万余兵力驻守河套，其余部队向东收缩。

傅作义决定组织战役，收复五原。1940年3月，他令其部三十五军为主力进攻五原，马部八十一军由绥西开往伊克昭盟北黄河南岸之达拉特旗一带，构筑工事，阻击包头增援日军。3月20日夜12时，傅部三十五军同时向五原、梅岭庙、新工中等地日寇据点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两天，中国军队终于收复临河、五原，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水川及日伪军数千人。这时包头日军闻讯渡过黄河，企图从南线包抄三十五军后路。但日军西进受到马部八十一军的阵地阻击。马部遭到日军30多门大炮的轰击，右翼阵地被摧毁，敌人向后包抄。为避免被包抄，马部被迫向北撤至沙窝地区，重新集结。

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沙漠地区敌人车辆行动困难的弱点，运动作战，经常组成突击队，夜间骚扰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宁。马鸿宾部以运动战与日军在沙漠中周旋数日后，在新民堡西南占据山头高地设伏，毙伤日军数百人。

日军遭此打击，被迫放弃南线增援计划，由昭君坟一带渡河北撤。八十一军立即向黄河以南之伪蒙骑兵发起进攻。经过月余大小十数次战斗，除柴登台由傅作义部攻克外，其余伪军据点均被马部扫除，伊克昭盟东北之大面滩地区全部收复。1943年，傅作义部接防绥西地区，马鸿宾率领艰苦抗战4年的宁夏回汉健儿撤回宁夏。

五原抗日烈士纪念碑

至此，绥西战役彻底结束。

绥西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唯一的战场，是西北人民对全国抗战的贡献和骄傲。一万多名宁夏回汉儿女奔赴绥西抗日战场，为保卫国家和民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数千人牺牲在战场上，葬身异乡。他们是代表宁夏人民为国家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乌达地区以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绥西抗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乌达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岁月

——万人上山大开发建设煤海新乌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发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

1958年是乌海地区发生划时代巨变的一年。包兰铁路建成并全线通车后，乌海的大规模开发建设随之拉开序幕。

中央要求全国煤炭建设大干快上。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贺兰山麓黄河西岸，一场轰轰烈烈的“万人上山”开发乌达煤矿的热潮正在掀起，从而揭开了乌海历史上闪光的一页。

早在1951年，宁夏省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乌达地区私人开办的河拐子煤矿，建立了地方国营乌达煤矿，将煤炭资源国有化，彻底结束了私人开采的历史，开启了国有企业生产原煤的先河。

1956年国务院决定设置巴彦淖尔盟，辖额济纳旗、磴口县、巴音浩特市和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隶属内蒙古自治区，盟府驻地巴音浩特，今乌达地区遂归属巴彦淖尔盟。

1958年，乌达煤矿筹备处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于乌达办公。1958年7月，包兰铁路建成通车。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了阿拉善旗乌达镇。

乌达，地处贺兰山北段，东临滚滚黃河，西、北两面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山川相拥，大漠雄浑，开发前是一片戈壁荒原。

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在乌达吹响，“万人上山”夺煤会战，支援包钢建设，掀开了乌达煤矿的创业史。

1958年“万人上山”大开发，注定要成为后来乌海市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来自开滦、大同、鸡西、抚顺、包头等地调来了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县市志愿者前来参加会战；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的师生以及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都参加到大会战的行列中来；就连诵经念佛的喇嘛也自愿成为夺煤会战的成员……

全国各地的农民与河套地区支援乌达建设的民兵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劳动场面。1958年底，乌达煤矿的工人由上年年底的200余人猛增到11000多人。

1958年乌达万人上山大开发

工具不够用，锹、镐、手推车等最简陋的生产工具齐上阵。

住房不够用，帐篷、地窖子也当房。在小煤窑旁选个避风斜坡的地方，沿水平向里挖上数米，在前面砌上石头，上面搭上檩条、笆子，用板皮钉个门就算有了房子。屋内没有床，盘炕又来不及，职工们就把麦草铺在地上休息。水喝不上，小驴车和唯一一辆汽车从10多公里的黄河边运。上万人的饮水困难可想而知。即使是寒冬腊月也还睡地窖、住帐篷，在这没有好房住、没有菜吃、缺少水喝的恶劣环境下，这些怀着对祖国无限期望的建设者们，凭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当年就开挖了一百多个小煤窑，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9年10月，地质队在距矿区5公里的牛犋沟（现在阿拉善乌斯太）内打了一口饮水井，砌筑了集中饮用水池，铺设管路把水送到各矿和各工人村，初步解决了生产和生活用水紧张的问题。

当时在工地上传诵着这样一首歌：

天是被，地当床，

辣椒咸菜就饭香。

烈日晒，暖洋洋，

早把煤炭装车上。

黄河水，滤成汤，

喝到肚里有力量。

寒风冽，斗冰霜，

柳枝荒草糊墙上。

千万人，聚一堂，

拿下任务受表彰。

戴红花，名上榜，

劳模会上美名扬。

民以食为天，据庆祝乌达矿业公司建局五十周年《光辉的历程》记载：乌达地处戈壁荒滩，建矿初期根本没有新鲜蔬菜，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副食是咸菜。有时连咸菜也吃不到，就干脆用盐水蘸着窝头吃。在艰苦条件下，职工们利用工休时间，成群结队到野外挖苦菜

拔沙葱。大家用野菜下饭，吃得津津有味。由于长时间吃不到新鲜蔬菜，必需的副食品也少得可怜，加上粮食定量不足，职工的体质明显下降，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但大家仍然以苦为乐，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1959年春，为了解决全局职工和家属的吃菜问题，他们风餐露宿，用铁锹、镐头和担筐，平掉了一个个沙丘。在茫茫戈壁上开垦出了第一块蔬菜地。1960年成立了农场，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农副业生产。随之各矿也相继成立了农业生产管理区，块块寸草不生的荒地沙滩被职工和家属开垦成了良田，种上各种蔬菜和庄稼。昔日沙丘遍布满目苍凉的荒滩，在创业者的辛勤耕耘下，终于初次绽现出了绿色。

据乌海史料记载：1958年初，由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调集各乡3400人组成“黄河水利远征军”，沿黄河东岸石嘴山渡口至三十里敖包一线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1960年乌达组织了6000人的“乌兰木头野战兵团”，在黄河西岸乌达滩、河拐子、乌兰木头一带兴修水利，开垦土地。建起了乌达和海勃湾国营蔬菜农场。乌达矿务局建起了自办农场，形成了地方和企业“两条腿走路”办农业的格局。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将6000多名知识青年分别组建成第一师八团和第四师二十四团沿黄河两岸屯田垦荒，从事农业生产，对乌海农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20世纪70、80年代乌达矿区煤矿工人

在“万人上山”夺煤会战中，广大干部职工战天斗地克服困难，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英雄气概，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

1958年10月2日，乌达煤矿筹备处举行首次表彰大会，评出1个先进单位、13个先进班组、159名先进个人……

经过三年大规模开发建设，一批批矿井、工厂陆续建成，一批批居民点相继建立，邮电、金融、商业、学校、卫生等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也都在这个曾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应运而生。

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乌达已非昔比。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用自己的双手开创出今天乌达这样美丽的画卷和幸福的生活呢？

我们问过好多亲身经历过“万人上山”的人们，所有回答几乎就两个字：信仰。

致我们的父母

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

有着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韧性，

担起了塞北荒原崛起的重量。

乌达这不毛之地，

是他们感天动地的战场。

他们对自己无所求，

却战严寒斗酷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

唤醒了沉睡的沙漠，

为他们的后代实现了梦想。

他们是一座丰碑，

敢同顽石较量。

用自己粗壮的双手建设出一片绿洲，

改变了黄河两岸的蓝图，

使戈壁换了模样。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建设者，经历过千辛万苦，

遇到翻身的时代，

创造出了六十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