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地区文物考古的几个问题

张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0年10月17日至18日，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考察了乌海市的桌子山岩画、秦长城、明长城及二道坎烽火台等文物古迹，19日大家对这些文物古迹的性质做了探讨，取得了不小的收获。

乌海市所在的桌子山属于贺兰山北部余脉，这一地带的山势较为低缓，北流黄河由南向北在此切割而过，从而形成了鄂尔多斯高原西北地区的唯一高地。

目前，乌海市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海勃湾遗址。海勃湾遗址位于海勃湾区东山北社区岳佳焦化厂东侧，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估算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开挖探沟显示文化层厚约30厘米。本次考察未去该遗址现场，而是在乌海博物馆观摩了采集的陶片、石器等遗物。陶片可见黑带彩陶钵、红带彩陶钵等，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物。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约6000~5300年），也有称作庙底沟文化的观点。庙底沟类型时期，仰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河套地区发现了大量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乌海地区属于该文化类型分布的西北界。

在海勃湾遗址人类活动消失之后的相当长的新石器时代时段里，乌海地区的人类活动一片空白，直至青铜时代狩猎人群出现。几乎在整个青铜时代，北亚大陆上最活跃的是狩猎人群，他们活动的南界大致在阴山一贺兰山东西一线。这些狩猎人群的遗存主要是石构墓、岩画两类。桌子山作为贺兰山余脉，成为阴山一贺兰山岩画带之中唯一深入黄河内侧的一处岩画区。阴山一贺兰山岩画表达的主要内容与祖先崇拜、狩猎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有关。某些岩画图案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体现了刻画符号的一致性，如一种貌似已驯化的北山羊，有的岩画研究者称其为“板凳羊”，已具文字雏形（彩版一；彩版二，1；彩版三）[1]。文字起源于图画，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相比较，阴山一贺兰山岩画发展显得滞后。阴山一贺兰山岩画的制作者是专门从事祭祀的巫觋，这与甲骨文、金文的写作者是一样的，后来的史官即源于巫觋。

桌子山岩画的内容很多，多见狩猎岩画，也有人面像岩画，其中召烧沟岩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阴山一贺兰山岩画带中所见人面像最为集中的一处岩画群（彩版二，2）。召烧沟岩画夸张的人面像造型与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人面造型多有相似之处。召烧沟岩画人面像体现了一种祖先崇拜，类似于后世的北方游牧民族乌桓祭祀“先大人有健名者”[1]。从召烧沟岩画可以看出，青铜时代的乌海，一度是一个狩猎部落的活动中心，而召烧沟岩画则为这个部落的“宗庙”所在。召烧沟岩画的确切年代，目前尚无法推定，只能说大致在商至西周这个大的时段。商朝甲骨文中的羌、周朝金文中的戎，可能指的就是这些北方地区的狩猎人群。

[1] “板凳羊”的说法，由中国岩画学会乌嘎先生告知笔者，相关岩画图案亦由乌嘎先生提供。

到东周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已经开始进入游牧阶段的西戎，是创作贺兰山岩画、桌子山岩画的狩猎人群的后裔。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秦人不断攻伐西戎，规模最大的是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霸西戎，征服了西北地区很多西戎部族，但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秦王朝的势力才进入今天的乌海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从贺兰山东麓过黄河延伸至桌子山地区，将整个桌子山包围了起来，属于北地郡的最北端[2]。但秦朝并未占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在桌子山秦长城东侧、北侧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仍然活动有游牧的楼烦白羊王部族，该部族与秦朝是一种臣服的羁縻关系。

秦朝占领桌子山地区，掌控了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制高点，在监视活动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羁縻部族的同时，也能够防御北流黄河以西的匈奴人。后来修筑于乌海地区的明长城与秦长城发挥的是同样作用。秦朝国祚短暂，目前可见桌子山秦长城墙体低矮（彩版四，1）,尚未形成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但这也正反映了时代单纯的秦长城遗迹的真实形态。从桌子山秦长城，我们联想到地表遗迹甚是高大雄伟的分布于阴山山脉北坡的所谓“秦长城”，后者实质上并非秦长城，而是西汉王朝自汉武帝以来经过百余年经营的汉长城（彩版四，2）。

汉武帝开疆拓土，大约在元封三年（前108年）之后，移民屯垦至乌海地区，设立一县，归属西河郡管领，即今天所见新地古城。如果说桌子山秦长城是乌海地区最早归属大一统王朝管理的标志，那么新地古城就是大一统王朝最早在乌海地区设县治理的标志。今天的乌海市虽然以丰富的煤炭资源立市，成为内蒙古自治区12盟市之一，但自古以来这一区域就有着较强的独立性。西汉西河郡辖36县，管辖区域横跨南流黄河东西两岸、北流黄河东西两岸，县治复杂，新地古城当时的县名尚难以考证。距离新地古城较近的西河郡属县东北方向有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敖楞布拉格古城、霍洛柴登古城，前者为广田县，后者为增山县兼北部都尉治所。从增山县经广田县向西北过北流黄河，可至位于狼山西端的眩雷塞（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兰布拉格障城），这是西汉时期西河郡北部都尉管辖的重要塞道。新地古城位于这条塞道南侧，所以必定为西河郡属县，而不可能是以前有人认为的朔方郡沃野县（图一）。汉代朔方郡沃野县，治城已考证为今巴彦淳尔市临河区黄羊木头镇月凶高古城[3]。

东汉时期，西河郡内迁，西河郡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境内的直接辖区向东退缩至战国秦长城内侧。此时活动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直至桌子山一带的，主要是归附东汉王朝的羌胡等游牧部落（彩版五）。

[1]《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2980页。

[2]具体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

[3]张郁：《汉朔方郡河外五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2期。

北魏时期，乌海地区归属薄骨律镇管辖。薄骨律镇设置于太延二年（436年），位于今宁夏北部，它的中心在今宁夏平原，但辖区包括了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大部与后套平原的西部一带，属于六镇最西的一镇[1]。这一时期，据《魏书》记载，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有木根山，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均曾临幸，有学者推测为今鄂尔多斯市与乌海市交界处的桌子山（彩版六，1）[2]。桌子山位置过于偏西，且山势较高，不宜驻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所在的苏默图阿尔寨山更似木根山，山顶可能建有魏帝行宫（彩版六，2）。

《水经注》提到了桌子山及山上的岩画，称桌子山为石崖山、画石山：“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3]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年），郦道元受命赴北疆将六镇改镇为州时，到过薄骨律镇，途经桌子山地区。这是对桌子山最早的明确史料记载，也是对桌子山岩画的最早记载。郦道元对这些岩画感到很陌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桌子山岩画的时代很早，远远超出了郦道元的认知范围。

包头市固阳县境内的阳山汉长城沿线，一些石砌长城墙体内侧的石块之上绘有岩画图案。岩画内容以动物图案为主，少量为人物图案，动物多数为北山羊，还有少量骆驼、马、鹿、蛇等，人物岩画中有骑者和双手叉腰的舞者形象。长城墙体之上的画幅分布较为散乱，高下错置，应该是先有岩画、后有长城，绘有岩画的岩石原分布于长城周边，建筑长城墙体时使用了这些石块。这就表明，这些岩画的年代至少在西汉以前。截至目前，尚未发现秦汉时期活动于北亚草原之上的匈奴人有制作岩画的习俗。

岩画的断代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难题。对阴山一贺兰山岩画的年代，有早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至元代等说法。从整个北亚地区在青铜时代流行岩画、鹿石等石刻艺术的角度来看，阴山一贺兰山岩画也应定位于这一时代范围之内，这些人群以从事狩猎业为主，在狩猎中掌握了骑马、射箭、大规模饲养家畜等能力，到东周时期普遍兴起了游牧化的浪潮。

[1]张文平：《北魏六镇三题》，《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2]莫久愚：《〈魏书〉木根山地望疏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4期。[3]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75页。

图一新地古城与霍洛柴登古城、敖愣布拉格古城、乌兰布拉格障城相对位置示意图

唐代，乌海地区归属治所设在宁夏平原的灵州管辖，与北魏的情形有相似之处。隋唐之后，乌海地区长期为西夏领土。1209年，蒙古军第三次征伐西夏，成吉思汗从汉代眩雷塞所在的乌兰布拉格峡谷进入后套平原后，先向东攻克兀剌海城（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古城），又顺着黄河向西南进军中兴府（在今宁夏银川）。在抵达中兴府之前，发生了克夷门之战，蒙古军大败西夏军队，俘获西夏大将嵬名令公。这里的克夷门，有学者考证为今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与北流黄河之间的南北向狭长通道[1]，是有一定道理的。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天，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到达宁夏后，又从宁夏北上后套平原，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从而进一步证实自古以来这便是一条连接后套平原与宁夏平原的重要通道。

以上是大致对乌海文物考古及相关历史的一些粗浅认识，并不够全面，讹误也在所难免。总的来看，可以说，今天的乌海地区，是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的西北边缘，到青铜时代一度成为一个狩猎部落的中心所在，这也是历史上乌海最为高光的时刻，召烧沟岩画是乌海市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潜质；到秦朝统一华夏之后，秦长城延伸至此，西汉时期更是设立西河郡属县管理这一地区，为当时鄂尔多斯高原最西北边缘的一个县治；历史上的乌海地区与贺兰山、宁夏平原、乌兰布和沙漠、后套平原、阴山、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均有着密切联系，水路、陆路交通便利。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北流黄河与桌子山山地共同构筑了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

本次专家考察，起初目的是为乌海市文化文物部门编制“十四五”规划寻找历史文化依据，在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各抒己见，在文化遗产的历史定位、文物保护、文化与旅游的融合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多真知灼见。参加本次考察的，有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还有文物保护专家，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了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乌海，这些学术成果将以论文集的形式结集出版，其内容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部“乌海通史”。从长期来看，本次考察的学术成果将进一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增强乌海人民的文化自信、为乌海市的文化建设工作切切实实地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1]刘利华：《克夷门考》，《西夏研究》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