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古城周边汉墓相关问题试析

胡春柏1姜自强2武俊生3谢晶3张凯3

（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2.通辽市博物馆3.乌海博物馆）一、新地古城的研究现状

距乌海市区北约15千米的王元地村有一座汉代古城，西邻黄河，东距凤凰岭秦长城约12千米，当地俗称“兰城子”。张郁先生早年调查认为“古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307米，南北长294米，南墙设门，方向为175°”[1]。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新地汉墓时对古城进行了复查，认为古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50米，并指出从“新地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墓葬的随葬品分析，其在汉代应属于朔方郡辖地”[2]。由于当时该古城所在地属于新地村，故考古工作者名之为“新地古城”，一直沿用至今。李逸友先生依据新地M1的屈肢葬式和随葬陶釜等秦文化特征，推断新地古城是秦始皇临河所筑三（四）十四县城之一[3]。后马利清在援引李先生该文时，说新地古城属于北地郡，但未做具体阐述。张文平先生在考证眩雷塞的论文中将该古城推定为西汉西河郡广田县[4]。由于新地古城地处于西汉朔方、北地、西河三郡之交，在无相关文字材料出土的情况下，其具体归属于哪个郡尚难定论，以上诸说多是揣测，缺乏足够的立论依据。

二、秦汉两代新地古城所在区域的行政变迁

乌海市依傍南流黄河，地处秦汉河南地的最西端。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迁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又据《汉书•匈奴列传》：“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按此记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占据河套地区以后，乌海地区始纳入秦王朝管辖，但是短短十余年后秦亡，中原内乱，匈奴又渡过黄河与中原界于故塞（秦昭襄王长城，即今宁夏固原至陕西榆林一线），直至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以河南战役的胜利重新占据了河套地区。故秦汉之时新地古城周边区域由中原王朝管辖的时间只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夺取河南之地后至秦亡的十几年间，以及西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后。至于新地古城的废弃时间，目前还没有充分的发掘材料来讨论，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可能与东汉时期光武帝省并郡县，南匈奴内附后朔方、北地等边郡民归于本土或者是西羌屡叛进攻西部北地诸边郡等历史事件有关。

[1]张郁：《巴彦高勒市兰城子汉代古城》，《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2]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95页。

[3]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1期。

[4]张文平：《西汉眩雷塞小考》，《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三、新地古城周边墓葬形制分类

乌海地区的汉墓发掘工作开展较少，迄今为止两次正式的考古发掘都是围绕着新地古城周边墓葬群展开的。一次是1989年配合五一农场修建砖窑在新地古城北侧抢救性发掘了12座汉代墓葬[1]。另一次是2020年在配合包银高铁乌海段的建设中发掘了新地古城东侧的三坝墓葬群，清理汉代墓葬7座[2]。这两处墓葬群与新地古城的直线距离都不足1千米，应该就是埋葬新地古城居民的墓地。

新地古城周边的这19座汉墓按照墓葬形制可分为以下7类。

竖穴土坑墓：仅1座，即新地M6。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两侧壁留生土二层台，长方形棺，随葬的壶、罐、釜等陶器置于棺外头侧。其口大底小的墓葬形制、陶器置于死者头前，包括瓮（大罐）、壶、釜的日用陶器组合都与福路塔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存在颇多的一致性。据此判断M6的年代下限在西汉早期。当然也有区别，如釜带有銎式把，壶并不是当时最流行的盘口壶。

竖穴偏洞室墓：5座。包括新地M1、新地M8〜新地M10、新地M12。建造方法是先挖一个近长方形的竖穴，竖穴挖到一定深度时，再从一侧壁掏挖长方形弧顶的洞室。埋葬时将人骨和随品置于洞室内，洞口多以竖立的圆木或木板封挡。与甘宁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偏洞室墓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殉牲，且人骨置于棺内。

竖穴直洞室墓：3座。包括新地M2、新地M7、新地M11。建造方法是先挖一个近长方形的竖穴，竖穴挖到一定深度时，再从穴壁的一端向前掏挖长方形弧顶的洞室。埋葬时将人骨和随品置于洞室内，洞口以竖立的圆木封挡。此类墓都是单人葬，而且随葬桦树皮器的墓恰恰都是竖穴直洞室墓。

斜坡墓道直洞室木椁墓：3座。包括新地M3、新地M5、三坝M7。新地M5的建造方法是斜坡墓道挖至一定深度时，再向前掏挖一个长方形弧顶洞室，墓底横铺一层圆木，两侧壁各竖立一排圆木，椁顶以木板横铺，而且椁盖板上可见少量石块。棺置于椁室内侧。人骨置于棺内，随葬陶器置于棺外椁内。新地M3、新地M5从留存下来的随葬品看，其共性是都有盘口壶，而且盘口壶都有假圈足。此类墓葬当是竖穴直洞室墓受到斜坡墓道竖穴木椁墓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墓葬形制。斜坡墓道直洞室墓是对竖穴直洞室墓的发展，洞室中以砖砌筑或者有木椁者亦是洞室墓随时代发展的产物。

[1]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79～196页。

[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材料，目前尚未发表。

斜坡墓道竖穴木椁墓：5座。包括新城M4、三坝M2、三坝M4～三坝M6，建造方法是椁的两侧壁和内壁都以方木或木板叠砌，在两侧壁顶部横铺圆木或木板作为椁顶板，椁顶板上覆盖有一定厚度的木炭层，个别墓葬积炭层上还有白灰和木炭的混合层。椁内或置单棺或置双棺，随葬陶器置于墓室靠近墓门的一侧。

斜坡墓道竖穴砖室墓：仅1座，即三坝M1。长方形单室墓，墓壁以长方形砖错缝叠砌，墓顶以梯形砖起券，墓口以三排横向的长方形砖封堵。两具混乱的人骨和部分棺板见于墓室内侧，随葬品置于墓室近墓门的两侧。由于墓葬早期盗扰，加之后来生产灌溉用水长期注人并浸泡墓室，棺的情况已难辨识。该墓墓底砖的铺法是最简单的，就是以长方形砖纵向并排平铺。

斜坡墓道砖壁木顶墓：仅1座，即三坝M3。墓室的两侧壁和内壁均以长方形砖横向叠砌，两侧壁上横向平铺木板，墓门以长方形砖封堵，墓底以长方形砖横向错缝平铺。墓室内侧靠东壁摆放一木棺，人骨及铜钱见于棺内，铜器、陶器等随葬品置于棺的西侧。

四、墓葬形制与邻近地区的比较

乌海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处黄河上游、鄂尔多斯高原西缘，东、北、东南三面皆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为邻，西南接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连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向北经过鄂托克旗即进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黄河自南向北流经乌海市全境，其与宁夏和阿拉善盟大部分以北流黄河为界。

新地古城发现的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室墓、竖穴直洞室墓、斜坡墓道直洞室木椁墓都不见于巴彦淖尔地区，斜坡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在《内蒙古中南部汉墓》一书中的巴彦淖尔地区也只发现了1座，而巴彦淖尔地区流行的是砖壁木椁墓、小砖墓和大砖墓。洞室墓在新地古城周边已发掘的墓葬中占比将近60%，这种源于甘宁等西部地区的葬俗不见于巴彦淖尔地区。

竖穴偏洞室墓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是关中地区杨官寨庙底沟文化墓地，春秋战国时期此类墓葬广泛分布于新疆、甘宁和内蒙古中南部，至西汉时期数量大大减少。有学者认为新地古城周边的竖穴偏洞室墓是受到了倒墩子墓地的影响，同时又指出倒墩子墓地是保留了沙井文化葬俗，又受到了杨郎文化、匈奴文化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倒墩子墓地的竖穴偏洞室墓主人与杨郎马庄人群都属于戎族，是亡人匈奴的戎人遗存[2]。倒墩子匈奴墓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潘玲先生认为倒墩子墓地与外贝加尔西汉匈奴墓地存在较多共性[3]，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地是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安置的投降的浑邪王等部的墓地[1]。而林沄先生认为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浑邪王、休屠王两部是匈奴本体，还是非匈奴本体而并人匈奴部落联盟的[2]。

[1]曹建恩、孙金松：《中国北方东周西汉时期偏洞室墓遗存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27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

[2]韩小忙：《略论宁夏境内发现的土洞墓》，《考古》1994年11期。

[3]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35～138页。

直洞室墓是鄂尔多斯地区最常见的一种汉代墓葬形制，鄂托克前旗三段地[3]和鄂托克旗凤凰山墓地发掘的汉墓都是带有狭长的斜坡墓道的直洞室墓，另外杭锦旗乌兰陶勒盖[5]、查干陶勒盖[6]、准格尔旗敖包圪台[7]、宁夏盐池张家场[8]等汉代墓地中，斜坡墓道直洞室墓也都占很大比重。准格尔旗鲁家坡也发现了一座带斜坡墓道的直洞室墓[9]，河套以北的包头召湾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直洞室墓[10]，南流黄河以东也有零星的发现，如察右前旗呼和乌素M5。总体来说，直洞室墓是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汉墓的区域共性。

从几字形黄河南北两侧的鄂尔多斯高原与巴彦淖尔地区汉墓的形制差异，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和巴彦淖尔地区的汉代居民来源不同，而乌海新地古城和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居民的民族成分可能存在较多共性。新地古城的斜坡墓道竖穴木椁墓、斜坡墓道竖穴砖室墓、斜坡墓道砖壁木顶墓代表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其墓主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汉地的移民，而偏洞室墓、直洞室墓这两种有别于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葬俗，体现了墓主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墓主人的民族认同。关于凤凰山M1的族属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张海斌先生依据凤凰山Ml壁画人物的发式、帽饰等特征判断其是羌人的遗存[11]，也有学者主张是南匈奴的遗存[12]。考虑到直洞室墓并非匈奴人的传统葬俗，而是流行于甘青地区，甘青地区又是西羌故地，加之自西汉以来，汉朝政府迁徙西羌安置于安定、北地、金城、陇西等郡，东汉时期，羌人内徙地区深入到上郡、西河，甚至三辅地区和河东[13]，直洞室墓的分布与安置羌人的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推测其是羌人遗存的可能更为可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盐池县张家场古城是昀衍县[14]，咆衍是戎人的一支，但是马孟龙以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昀衍县之名，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论断，并考证张家场古城是上郡龟兹县[1]。可以说张家场古城的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张家场墓地族属的判断。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宁夏考古组、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3期。

[2]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

[3]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38～160页。

[4]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61～178页。

[5]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6]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杭锦旗文物保护管理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杭锦旗查干陶勒盖墓群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8年6期。

[7]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伊金霍洛旗敖包圪台汉墓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6年2期。

[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9期。

[9]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76～178页。

[10]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15～252页。

[11]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12]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2期。

[13]王伟：《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1期。

[14]许成、陈永中：《昀衍县故址考》，《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2期。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新疆以外的竖穴偏洞室墓的人骨具有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2]；而直洞室墓的人骨研究结果相对复杂，凤凰山墓地、查干陶勒盖墓地的人骨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东亚蒙古人种颅面部形态特征[3]，敖包圪台可测量的2例出自斜坡墓道直洞室男女合葬墓的女性颅骨皆带有北亚蒙古人种的阔颅倾向，且其中1例还伴有低颅特征[4]。不过敖包圪台这两座墓葬也许反映的是男性墓主的丧葬习俗也未可知。

五、新地古城周边汉墓的分期与年代

新地墓地12座墓葬的分期与年代原发掘报告中已有论述[5]，蒋璐博士对新地汉墓的分期基本上采用了原报告的分期方案[6]。本文拟对新地古城周边的新地汉墓和三坝汉墓两批发掘材料一起进行分期和年代探讨。

第1期：包括新地M1、新地M6。新地M6的早期特征如前所述，新地Ml的随葬品组合与之相类。不晚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墓葬形制上流行口大底小的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室墓，以木棺为葬具，都是单人葬，随葬陶器组合是罐、壶、釜等日用陶器，有部分屈肢葬。除新地Ml、新地M6以外，乌海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的绳纹灰陶釜、陶蒜头壶等都具有典型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时代特征，据说这些陶器都是从新地古城周边墓葬中零星出土的。

第2期：以新地M7、新地M8、新地M10、新地M12为代表，竖穴偏洞室墓继续流行，新出现了竖穴直洞室墓，以单人葬为主，新出现了双人合葬。随葬品仍以日用陶器为主，但突破了瓮、壶、釜的基本组合，变成了以高领罐为主，且陶器上保留绳纹较多，模型明器只有陶灶，且陶灶与铜釜共出。新地M10所出变形草叶纹镜、柿蒂形器盖，既有半两钱、又有五铢钱，五铢钱中既有交叉两笔较直的，也有屈曲的，又加之该墓是合葬墓，都表明其时代不早于汉宣帝，从人骨的整齐程度看，该墓未经盗扰，其随葬品组合并不是仓、灶、井、熏炉等模型明器，这也说明该墓的年代可能不会晚到流行随葬整套模型明器的年代。由此推断该墓为西汉中期，不到西汉晚期。M10虽是合葬墓，但两人头脚相对，并不是成熟的合葬墓的人骨摆放形式。外侧人骨左侧所携铁剑、右侧人骨头前铜镜（置于棺外）、右腿上的完整动物骨骼都显示着与其他墓主的不同之处。而且这个合葬墓与后来的合葬墓的双棺不同，为两人共用一棺。

[1]马孟龙：《昀衍抑或龟兹——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古城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4期。

[2]韩康信：《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264页；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51-56，75、76页。

[3]原海兵、赵欣，《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2期；阿娜尔、朱泓：《鄂尔多斯查干陶勒盖墓地人骨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5期。

[4]胡春柏、齐溶青、李强等：《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敖包圪台汉代墓地人骨研究》，《草原文物》2016年2期。

[5]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79～196页。

[6]蒋璐：《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35页。

第3期：以新地M3为代表，流行斜坡墓道直洞室木椁墓，单人葬，模型明器只有灶，马蹄形，筒状烟囱，近烟囱的釜挂黄釉，灶面无任何装饰，随葬交笔屈曲的磨边五铢，上下两横不长出竖笔，这种五铢一般认为是西汉晚期成帝、哀帝之世开始出现的，是盗取货币的反映。因此这一期的年代可定在西汉晚期。日用陶器主要是盘口壶，与西汉早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盘口壶多带有假圈足，有些壶的肩部仿照铜礼器附有铺首衔环，从总体看，壶的最大腹径居中。依盘口壶的形态演变趋势，可将新地M5（直洞室木椁墓、单人葬）归入这一期。

第4期：三坝M3为代表，包括三坝Ml、三坝M4、三坝M5、新地M4，流行斜坡墓道竖穴木椁墓、梯形砖券顶墓，另有少量的斜坡墓道竖穴砖壁木顶墓，其中三坝M3出土“大泉五十”铜钱，随葬仓、灶、井、博山炉等成套的模型明器，而且灶上模制出坎煮用具。盘口壶颈部变细，腹最大径偏下，显现出垂腹的特征。参考巴彦淖尔地区的梯形砖券顶墓也多与“大泉五十”等王莽时期铜钱共出，推断三坝Ml时代也是西汉末东汉初。可见这一时期已经流行仓、灶、井、灯、博山炉等成套的模型明器，而且稍晚阶段还将各种炊厨用具都模制于灶面。故这一期又可以分为早晚两段，即早段以三坝M4、三坝M5为代表，晚段以三坝Ml、三坝M3、新地M4为代表。

六、结语

新地古城周边墓葬形制的多样化体现了新地古城城内居民来源和构成的复杂性。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来看，乌海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巴彦淖尔地区要弱，其发达程度也不如巴彦淖尔。比如，没有砖壁木椁墓，仓、灶、井等模型明器整体来看其制造工艺也不如巴彦淖尔地区精细。井既没有井栏，也没有辘轳；盘口壶一类陶器都很少带有器盖，也没有礼器性质的鼎。乌海地区与鄂尔多斯地区同处于鄂尔多斯高原，就墓葬形制而言，与内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区相比，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较多。另外，新地古城周边汉墓、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墓都有早期被盗的情况，有些墓葬被盗时，人骨还未完全白骨化，推测盗墓时间与下葬时间间隔不长，两处墓葬早期被盗可能是源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新地古城周边已经发掘的19座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到东汉初期，由其墓葬随葬品的变化可以窥见这一时期丧葬业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