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元代的乌海地区

翟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38年，西夏建国。1227年，蒙古灭西夏。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368年，元代结束中原的统治，从西夏到元末共历300多年。这一时期的乌海地区先后处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族建立的元代统治之下，其总体特征有三：一是地处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成为黄河流域非常重要的“通道走廊”，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军事行动、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与民族融合都极为频繁；二是乌海地区被西夏和元代纳入军事建置和行政区划之中，从而对其实施有效管辖；三是乌海地区地域狭小，囿于文献史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的双重匮乏，直接相关的资料极少，只能从西夏、元代总体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进一步进行具体推测和分析，方能初步勾勒当时乌海地区的历史轮廓。

一、西夏时期的乌海地区

西夏王朝统治者的先祖是游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唐末五代时期，今天的乌海基本上地处党项活动区域。从行政隶属上来说，乌海仍然属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下辖的灵州（朔方节度使）辖区边缘地带[1]。但是，这一时期的党项族势力越来越壮大，逐渐不受控制，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西夏正式建立是在1038年，但如果从党项拓跋思恭受唐朝册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的881年开始算起，直到1227年西夏灭亡，以拓跋部为首的党项政权存在了三个半世纪之久。而乌海地区则作为西夏政权的下辖区，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党项的统辖之下。但是对于党项来说，乌海地区并非其统治的中心地区，而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西夏的统治中心是今宁夏平原，从广义的地理区间来说，乌海地区属于宁夏平原的边缘地带，因此相对来说这一地区当时的人口应当比较少。但由于乌海地区位于黄河沿岸，且西夏、元代的气候环境较现在湿润许多，乌兰布和沙漠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扩展波及面很广，因此理论上来说，在有水有植被的黄河沿岸是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的。

西夏立国的经济和地理优势显著。经济上来说，南部地区有宁夏平原、河西走廊，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可开展农耕；北部地区河套平原宜农宜牧，西北地区黑水流域（今额济纳地区）可进行畜牧，乌海地区正好地处这两大生产方式分布区的交界地带。从地理上来说，乌海地处黄河之滨，水源充足，地形有山有平原，恰好是西夏政权管控范围之内的南、北分水岭。西夏的统治中心——宁夏平原有黄河和贺兰山两处自然天险，历来有“襟山带河”有利地势的说法，如果从广义的地理范围来看，乌海地区就是这“襟山带河”的北段。所以这一地区虽然文献记载非常缺乏，但是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在西夏时期这是一处非常关键的区域，值得注意。

[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82～88页。

西夏立国以后，东征西讨，逐渐强盛起来，其版图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西夏自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周边的强敌，西有吐蕃，东有契丹，南有北宋，用重兵防御边疆是其立国之本。因此，西夏“倚贺兰山为固，料兵设险：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西平，五万人驻贺兰山。左厢宥州路，以五万人备、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以三万人备西蕃、回纥；自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至罗洛、天都、惟精山等处，以五万人备环、庆、镇戎军；自河北至午腊山，以七万人备契丹”[2]。可见，西夏在其统治中心的周边地区设置了一系列军政建制，并配置了大量的军队，用以防御。乌海地区在当时恰好地处西夏的北部边缘地带，自然也是其重要的军事防御区。

西夏在地方实行监军司制度，监军司是兼具军事和地方行政性质的建置，共设置有十二处，在北部有三，分别是黑山威福军司、白马强镇军司、黑水镇燕军司。黑水镇燕军司在今天的额济纳旗，治所为今黑城遗址。黑山威福军司治所经过考古调查和研究，认为在高油坊古城（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古城村），也是西夏时期的斡罗孩城[3]、元代的兀剌海城。黑山威福军司的管辖区域，“北依阴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东至哈素海一庙沟一线，西至狼山西端，主要包括今天的后套平原、小佘太川、明安川、三湖河平原、包头平原等地。西夏占领后套平原以东一带”[4]。可见，黑山威福军司的管辖范围以今天河套平原为主要区域。白马强镇军司，又称为娄博贝监军司。经过考古调查研究，认为治所位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沙日布拉格嘎查西北14千米处的查干克日木古城[5]。这里位于阿拉善左旗的最东端，是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端边缘，吉兰泰盐场附近，距离黄河渡口巴彦木仁苏木等地很近，黄河东岸就是乌海地区。一般来说，军司的治所应当是其所管辖范畴的中心地带，那么距离其治所很近的呈南一北流向的黄河两岸应当也是白马强镇军司的管辖范围，很可能是核心地区，这一点从乌海所处交通要道的位置也可推知。有关白马强镇军司的史实，见有记载的一条是，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丙戌，“环庆路经略司奏：‘有塔坦国人马于（去年）八月内出来，打劫了西界贺兰山后面楼博贝监军司界住坐人口孳畜。’”[6]这一事件所指如下：“塔坦闻（梁）乙逋兵入河东，率所部袭贺兰山，入罗博监军司所，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孽畜万计。乙逋回兵援之，至达尔结罗，塔坦兵已退。”“楼博贝”一词，《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均记载为“罗博监军司所”，“罗博”为西夏语“白马”之意，故监军司也称为白马监军司。《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称“贺兰驻兵五万”，指的应当是这一监军司[2]。而楼博贝监军司治所位于贺兰山北，其所管辖的范围应当就是呈东北一西南向横亘在黄河沿岸的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尤其是贺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1]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3]张文平：《西夏北部边防军司城寨探考》，《草原文物》2019年2期。

[4]张文平：《西夏北部边防军司城寨探考》，《草原文物》2019年2期。

[5]张文平：《西夏北部边防军司城寨探考》，《草原文物》2019年2期。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条，中华书局，1993年。

在贺兰山南的克夷门，西夏设置有右厢朝顺军司，目前克夷门地望尚难确定，因此关于乌海地区是否全部归属白马强镇军司管辖，还是有一部分归属右厢朝顺军司管辖，亦难确定。但是从这两处军司的设置来看，白马强镇军司设置于贺兰山北，右厢朝顺军司设置于贺兰山南。这种山南、山北分别防守的军事布局，应当是西夏统治者刻意为之[3]。《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中，将右厢朝顺监军司标注在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市）以北，故此也有学者认为，右厢朝顺军司应设治于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市）。实际上，在西夏立国的二百余年漫长时间中，监军司先后有过增置、改置，辖区范围受战争影响而盈缩不定，军事建置多有变迁，很可能右厢朝顺军司也有过变动。右厢朝顺军司曾改名“西院”，《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记载的西夏十七个监军司中就有“西院”。西夏的军事防御布局中，“左”与“东”相符，“右”与“西”相合，故左厢在中兴府东边，右厢在西边。至于监军司前后变迁与位置的史实，多与乌海地区关系不大，故不再赞述。

西夏军事发达，这一点在文物考古遗存中也能够得到证明。今乌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定数量的西夏时期的军事武器文物，如铁镞[4]、瓷蒺藜[5]等，均出土或征集于乌海地区。学术界对西夏时期的武器多有总结，其主要的兵器中就包含铁蒺藜、火蒺藜等。其中火蒺藜是一种用作攻城的火器，其质地当为粗瓷质，制作成本较低，便于引爆。《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中“有砲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砲于橐驼鞍，纵石如拳”[6]。从描述的使用方式来看，这应当就是攻城使用的抛石装置，火蒺藜很可能是所抛之炮弹，即“纵石如拳”中的“石”。党项人善于骑射，北宋人称西夏“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7]。而西夏地区也出产良弓，则箭矢必不可少，作为箭头的铁镞也必为常用之物，故在乌海地区能够有西夏时期的铁镞遗留，当属情理之中。此外，由于西夏境内大部分为黄河流域，渡河交通是行军作战、商旅往来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专为渡河使用的浑脱、革、囊就成了必需品，尤其是在战争中，其是西夏水兵的渡河战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士兵的装备，史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掊、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镬、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1]这些渡河工具使用的时间非常长久，直到后来的明朝与蒙古对峙时期，蒙古士兵仍然使用浑脱渡河南下。明人李开先有一首诗《塞上曲》：“黄河万里障边隅，黯卤年来谋计殊。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2]诗中描述的就是这种渡河工具。浑脱的具体做法，大致是使用牛羊皮制成袋子，并将袋子连接成筏子，轻而坚固，浮而不沉。

[1]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注》卷二十九，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21页。

[3]陈柄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5期；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19页。

[4]乌海博物馆藏西夏时期的铁镞计有6枚，一般长6〜14、宽1～3厘米，高一般不足1厘米，资料为乌海博物馆郝玉龙先生提供。

[5]乌海博物馆藏2004年征集所得I枚，定名为“褐釉瓷雷”，长18.7、宽18.5、高13.4厘米，部分有残缺，资料为乌海博物馆郝玉龙先生提供。

[6]《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中华书局，1985年，14028页。

[7]《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中华书局，1985年，9773页。

西夏时期，乌海地区属于西夏统治中心区的北部，距离中兴府相对较近，这一带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推测应当稍好于其他边远地区。文献曾记载，在贺兰山西北有一座“摊粮城”。西夏延嗣宁国元年（辽重熙八年，1049年）七月，辽兴宗兵分三路亲征西夏。第二年（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二月始，辽夏双方战事继续进行。直至“六月，契丹破摊粮城”[3]。文献对此城做了简要考订：“城在贺兰山西北，国中储粮处，契丹兵攻破之，尽发廪积而还。”[4]可见，辽军攻破了西夏在贺兰山北的重要储粮基地，并将其储粮全部取走。当年十月，李元昊之妻没藏氏就遣使向辽朝请和，可见这次辽朝的进攻对西夏的打击应当是很严重的，也足以显示摊粮城粮储的重要性。关于摊粮城的记载，还有如下内容：

王沿知渭州日，尝与百姓范仁美持沿书入西界，反间野利、遇乞兄弟。事觉，仁美被杀，遂配居摊粮城。及契丹西伐，获遂以归。[5]

上文记载的“遂”，是北宋驻守渭州的边臣张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宋辽金时期•西夏部分”也将“摊粮城”标注在贺兰山西北，今阿拉善左旗东边，其史料根据当源于《西夏书事》的这条记载[6]。摊粮城的位置，应当在今天贺兰山北麓的吉兰泰盐池附近，可见当时这一带应当是水草丰美、生产粮食并且易于储存的地方，这里已经是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端边缘，与今天的乌海隔黄河相望。由于西夏从立国到灭亡，始终都处于周边强大政权的对峙、围攻之下，因此西夏最重视边防建设，在周边与宋辽等交界沿边地区设置了许多粮仓，以此保障边防军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许多监军司掌握着一定的军粮，在边防地区设有“边中粮食库”，根据粮库规模任命官员：“五千斛以内二司吏，五千斛以上至一万斛一案头二司吏，一万斛以上至三万斛一案头三司吏，三万斛以上至六万斛一案头四司吏，六万斛以上至十万斛一案头五司吏，十万斛以上一律一案头六司吏。”[7]

[1]《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中华书局，1985年，14028页。

[2]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正》卷十九，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221页。

[4]吴广成撰，袭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正》卷十九，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221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皇祐二年四月丁丑”条。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部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36、37页。

[7]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七《库局分转派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532页。

摊粮城是当时西夏设置在边防地区的一处较大的粮仓，这一带还是白马强镇军司的管辖地，且摊粮城的位置与白马强镇监军司治所相距不远，因此可以推断摊粮城归属白马强镇监军司管辖，而且摊粮城所储存的粮食和物资，如果要能够供应贺兰山一带的边防，就需要在包括今天乌海地区范围之内的黄河两岸屯田开垦，征收大量粮食和物资。也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内蒙古后套乃至阿拉善地区是西夏重要的边防重地，驻守重兵，而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地区并不产粮食，因此摊粮城应为供应西夏西北军需粮草的重要后勤基地，文献只交代了摊粮城大致方位，至今未发现这方面的考古信息，具体位置不详。”[1]

在20世纪70年代，乌海地区曾经发现一处西夏墓地，墓地中有一通参知政事碑，为我们提供了目前乌海地区唯一一份与西夏历史有直接关联的文字史料证据。这处墓地位于乌海市海南区黑龙贵煤矿附近（现墓葬所在地划归鄂托克旗管辖），位于桌子山南端西麓台地上，当时地表残留的遗存有“小石狮三（原当为二对），石羊一对，石马一对（多缺首倒卧），文臣石像三（断残，缺一上身一下身），武将石像三（断残，缺一上身），巨大兽形碑座被近人炸毁成前后两半，侧卧一残碑，另有葵花纹柱础一，石柱一，碑座近旁散落有龙身纹碑额残块”[2]。其中最具文献价值的是带有文字的残碑一通，残碑仅存中段，上下均缺。陈国灿先生对这块碑文进行了详细考释，根据内容可知这是一通记功碑，立于墓葬地表，原有碑座，推测立碑时间是在天盛七年（1155年）七月三日。碑文中有“归葬于三山之原”之语，这座墓葬位置在桌子山南端的西麓台地上，在西夏时期，这一地带是否与所谓“三山之原”有关？三山之原，或可解释为三座山交界的平缓地带，那么这一处地点所指的三山至少包括贺兰山、桌子山，此外或许还有乌海湖以西以南的五虎山等。当然，从广义的地理区间来说，桌子山、五虎山等乌海黄河两岸的山脉，都可属于贺兰山北段的余脉，而黄河乌海段则是贺兰山余脉之中的一条南一北向的宽阔峡谷，在桌子山西麓的平缓台地上，则可以将其称作“原”。

通过解读残碑信息可知，此墓的主人是西夏党项人，曾任容州团练使，还可能担任过观察使或观察使下之某职位[3]，而其最高职位是“参知政事”，位高权重，在西夏属于上层官僚贵族。这位显赫的高官去世之后，归葬在这一带，说明这里很可能是其“族帐故里”之地。可见，西夏时期的乌海地区与党项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为其故里，则一定有军兵驻守，还会有百姓屯田并生活于此。这份资料弥足珍贵，填补了乌海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空白。

二、元征西夏时期的乌海

蒙古进攻西夏并将其灭亡，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后六次进攻西夏，分别在1205年进攻河西瓜、沙诸州，1207年攻克兀剌海城，1209年进攻黑水城、兀剌海城并展开克夷门之战、围困中兴府，1217～1218年围困中兴府，1224年进攻河西沙州、银州，1226～1227年最后一次进攻并灭亡西夏。其中，1209年的第三次进攻西夏，文献记载如下：

[1]杨蕤：《〈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1期。

[2]陈国灿：《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3]陈国灿：《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四年己巳春，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

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

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1]

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入河西，获西夏将高令公，克兀剌海城。[2]

其他相关文献如《史集》等记载的内容大体相当，从这次进攻路线可知，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应当是从黑水城（今额济纳旗）向东进攻兀剌海城，克城之后通过“兀剌海城西关口”转而向西南沿黄河南下，经过磴口、乌海一带黄河沿岸的狭长通道，进入西夏中兴府的北大门——克夷门，在克夷门一带与西夏将领嵬名令公激战，将其俘获，于是继续进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可见，在这次的战争中，乌海地区成为一处重要的军事通道，为蒙古军南下打开了大门。

成吉思汗十三年戊寅（1218年）第四次进攻西夏：

是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王李遵顼出走西凉。[3]

这次进攻也将西夏都城包围，而且皇帝李遵项也被迫逃走，虽然没有记录进攻路线，但从西夏皇帝“出走西凉”可以推测，如果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是从河西走廊向东进发，则西夏皇帝不可能又迎着蒙古军队逃跑，因此蒙古军队很可能是从漠北南下越过沙漠戈壁来到河套西北角，即阴山（或狼山）以南黄河西北角，沿着磴口向南的黄河沿岸，经过今天的乌海地区，越过石嘴山口进入宁夏平原，从而围攻中兴府，这是最便捷的一条路线，也符合文献记载。而且，在此之前的几次进攻西夏过程中，蒙古军队曾经攻占过兀剌海城等地，阴山以南的河套一带应该已经为蒙古所控制，至少经过蒙古军的连番打击以后，西夏势力已经很微弱，相对容易行军和进攻。

蒙古最后一次进攻西夏：

（西夏乾定三年，1226年）十一月，蒙古取灵州，克兀纳剌城，故太子德任死之。见遣大将嵬名令公以十万众救灵州，蒙古兵渡河邀击，夏兵败走，领军佐里等战殁，遂取灵州。

进克兀纳剌城，德任被执，不屈死之。有子惟忠，方七岁，求从死，蒙古将异而执之。[4]

同事见于《西夏书事》记载：

嘉定二年、夏应天四年……三月，蒙古兵入河西，大都督府主高逸死之。

[1]《元史》卷一《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14页。

[2]《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1452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舆地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元史》卷一《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20页。

[4]吴广成撰，袭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金叛人李藻、田广明等劝蒙古伐金。蒙古主恐夏国议其后，先举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关口入河西。安全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督兵五万御之，大败。逸被获，不屈死。

夏四月，兀剌海城降。

蒙古兵围城，丰州人谢睦欢劝守将出降，太傅西璧氏率兵巷战，被俘。

秋七月，破克夷门。

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曩霄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闻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复率兵五万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1]

从上述史料可见，这次进兵西夏也是从漠北进入漠南，至兀剌海城南下进攻。岑仲勉先生对西夏进兵路线进行了分析，颇为有理：

使蒙兵果从肃、甘诸州而来，未薄夏王城已前，固应有所残废，今顾无之。惟一逾狼山山脉，则宁夏已犹户庭，其道甚捷，夏非劲敌，太祖善用兵者，宁取迂曲之长道耶？[2]

从狼山一带向南行至黄河，有两条路线：一是沿狼山北的草原道路西行，再折而西南行；二是沿狼山南麓西南行。两条道在今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西端会合，西行至贺兰山西麓南下，这两条道都是清代从武威至包头驼路的东段[3]。至磴口一带，若再“进至”西夏首都中兴府，那就只有顺黄河而南下，经过乌海，穿过石嘴子，进入宁夏平原，这是必经之地。

从“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一语能够看出，克夷门所在地当是乌海市区以南至宁夏石嘴山以北这一带。学者对此多有考证，但目前尚未形成定论[4]。学界观点有“狼山高阙说”“贺兰山三关口说”“贺兰山大水口说”“石嘴山市石嘴山区东北说”“乌海市乌达说”等[5]。根据学术界多年研究论证，“狼山高阙说”早已被证明不可信，兀剌海城在后套平原，克兀剌海城以后，继续进至克夷门，则克夷门的位置不可能在兀剌海城以北的狼山一带。“乌海市乌达说”观点为刘利华《克夷门考》所提出，其说从“克夷门”汉字解释人手，缺乏更多史料依据。“贺兰山三关口”“大水口”等观点亦缺乏详细论证，均不足凭。

[1]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四O，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534页。

[3]李万禄：《瀚海长途——包武路》，《阿拉善盟公路交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内部刊印资料；转引自鲍桐：《兀刺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征西夏军事地理析》，《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6期。

[4]近年成果主要有：刘利华：《克夷门考》，《西夏研究》2014年1期；甄自明、郝雪琴：《西夏克夷门、右厢朝顺监军司驻地新考——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夏石城、长城的发现与研究》，《西夏学》2017年1期；杨浣、段玉泉：《克夷门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5期。除此以外，岑仲勉、吴天墀、王颋、鲁人勇、许成、汤开建等学者在论述西夏相关历史问题时，都对克夷门地望做过详略不等的探讨。

[5]杨浣、段玉泉：《克夷门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5期。

在《西夏地形图》上绘制有“克危山”[1]，杨浣先生通过汉字古音和西夏文比勘，认为“克危”与“克夷”乃一音之转，亦与“贺兰”“乞伏”勘同，他认为：“乞伏山、克危山、省嵬山、贺兰山等都是不同时期、不同部族对贺兰山北端抵河之处的称呼而已，为一大山而有数段之名也。”因此，克夷门的所在地应当是在宁夏与乌海交界的石嘴子，即“今石嘴山市惠农区东北黄河大桥以北1.5公里处的黄河西岸，长约1公里，河东即为内蒙古乌海市境的卓子山余脉”[2]。但“克夷门”究竟是一座城还是一处关口，目前尚无法得知。

三、元代的乌海地区

（一）行政建制的变迁与管辖

元代，乌海地区隶属于宁夏府路，最初隶属于西夏中兴行省（简称西夏宁夏行省），后归并于甘肃行省。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梳理了甘肃行省和宁夏行省置罢变迁的过程，总的来说，在中统和至元年间，甘肃行省和宁夏行省虽屡次置罢，但始终作为两个地区性中心来进行管辖，直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九月，宁夏行省并入甘肃行省，这一地区的地方行政建制才稳定下来，管辖中心也稳定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而宁夏地区不再作为管辖中心，成为甘肃行省下辖的宁夏府路。可见，在西夏灭亡以后，今宁夏平原及周边地区丧失了作为一个地区性政权中心地位，从政治上来说已不再是核心地区。但是作为大一统格局之下的元朝，宁夏地区在交通地理和区域性经济方面，仍然占有非常关键性的地位，既是交通要道，又是经济核心区。

关于宁夏府路，《元史•地理志》“宁夏府路”条记载如下：

宁夏府路，下。唐属灵州。宋初废为镇，领蕃部。自唐末有拓跋思恭者镇夏州，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宋天禧间，传至其孙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后升兴庆府，又改中兴府。元至元二十五年，置宁夏路总管府。至元八年，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元贞元年，革宁夏路行中书省，并其事于甘肃行省。领州三。本路枣园、纳怜站等处屯田一千八百顷。[3]

可见，宁夏府路最早设置于至元二十五年。查《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丙寅改南京路为汴梁路，北京路为武平路，西京路为大同路，东京路为辽阳路，中兴路为宁夏府路”[1]。这条史料所记载的是一次大规模更改路级建制名称的事件，从所更改的路名称可知，原有名称均为辽、金和西夏的政治中心，其中南京路、北京路、西京路和东京路都是辽金五京体制下的路级建制，而“中兴路”的前身是西夏首都中兴府，蒙古攻灭西夏以后，在此设置宁夏行省，作为西北地区的地方管辖中心。至元二十五年的这次更改，是一次将原有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元朝大一统格局之下进行地方化调整的举措。

[1]张鉴著，龚世俊、王伟伟点校：《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下“西夏堡寨附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32页。

[2]杨浣、段玉泉：《克夷门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5期。

[3]《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1451页。

《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年）九月“庚辰，罢宁夏路行中书省，以其事并入甘肃行省”[2]。可知，这一年元朝政府废除宁夏路行中书省，设置宁夏府路，隶属于甘肃行省，宁夏府路的设置是与宁夏行省正式并人甘肃行省同步的，标志着这一地区彻底被纳入甘肃行省这个更大的辖区之下。正如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所分析的那样：“甘肃行省和西夏中兴行省（宁夏行省）屡置屡废的过程，不仅可以反映出元朝在地方最高统治模式上的探索与矛盾，也能体现元朝对该地区统治中心的确定有一个反复摸索的过程。”[3]宁夏地区在元朝前中期的反复调整和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作为地方政权——西夏统治中心的地位，由此在进入元朝统治以后，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西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转而被设置于甘州（张掖市）的甘肃行省所替代。李治安先生认为，宁夏平原的政治中心地位被甘州所取代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军事因素。但如果以自然经济环境和原有的前代基础来说，宁夏平原仍然是绝佳的西北地区经济和交通中心。

宁夏府路的辖区基本上以原宁夏平原为核心，辖区为呈东北一西南走向的一块狭长区域，黄河主干流从中间流过。宁夏府路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宁夏府路在唐代的时候隶属于灵州，基本上始终处于党项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元至元二十五年，设置宁夏路总管府。元朝在宁夏府路设置有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管军万户府屯田、宁夏营田司屯田、宁夏路放良官屯田等[4]，但这些屯田具体在何处设置，因史料阙载而不详，设置在宁夏平原一带的屯田应当是比较多的，而今天的乌海地区属于宁夏府路的北部地带，黄河的西岸有大规模的沙漠，应当不会成为当时的重点屯田地区。

宁夏府路下辖三州，分别为灵州、鸣沙州和应理州。灵州州治在今灵武市，鸣沙州州治在今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鸣沙镇，应理州州治在中卫市。从三州位置来看，今乌海地区当在灵州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一地区总体来说人口稀少，甘肃行省辖区内的路和州均不辖属县[5]。因此，作为宁夏府路最北部的今乌海地区一带，在元代没有州以下的行政建制。

元代时期，磴口以北的河套平原一带，归属于兀剌海路，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内蒙古历史地图集》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基本确定兀剌海路的大致范围。由此可以推知，宁夏府路与兀剌海路的分界当在乌海和磴口一带黄河所流经的狭长地带。

[1]《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309页。

[2]《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396页。

[3]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84页。

[4]《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2569页。

[5]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84页。

（二）安西王的封地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地在京兆（今西安），“统河西、吐蕃、四川等处”[1]。忙哥剌选择了察罕脑儿（白海）作为驻夏之地，包括今鄂尔多斯一带，则乌海地区也当归属于忙哥剌安西王的封地范围。第二年（至元十年，1273年），忙哥剌的儿子阿难答率领十几万蒙古部众，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使得甘肃、宁夏、陕西这一地区的文化整体呈现伊斯兰化，这可能成为今天宁夏回族聚居区的肇始。忙哥剌、阿难答父子信奉伊斯兰教，这和当时西夏时期已有伊斯兰教在这一带传播有很大关系，元朝初年，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带迅速流行。安西王忙哥剌和阿难答父子在这一带镇戍时，其属下就有大批穆斯林[2]。《史集》记载，阿难答统治时期，西夏地区“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3]。阿难答及其部众所生活的范围，除了甘肃、宁夏，还有陕北、鄂尔多斯一带，今乌审旗无定河南岸的三岔城遗址，被认为是察罕脑儿行宫所在地[4]。

在至元十年到十八年之间，宁夏、甘肃一带的行省行政建制被取消[5]，取而代之的是安西王相府。前已述及，忽必烈于至元九年封忙哥剌为安西王，设置王相府，其管辖范围大致是“键河之位，秦固内地。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6]。另外，安西王的职权相当广泛，从中可以看出这已经与行省、路府州县的职权基本无异：“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用。”[7]可见在这一时期，安西王对甘肃、宁夏一带的管辖和影响是十分大的，而乌海地区作为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自然也是安西王下辖封地。

（三）沿黄交通、税收与社会经济

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命水利专家郭守敬考察黄河水利，准备开通黄河漕运。第二年（1265年），郭守敬在宁夏地区的考察中说道：“向自中兴还，特命舟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为修理。”[8]《元史》也有派遣“善水者”考察黄河的记载，至元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选善水者一人，沿黄河计水程达东胜可通漕运，驰驿以闻”[9]。可见，这次至元元年到二年的黄河考察，主要地段集中在宁夏黄河顺流经过乌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至东胜（今托克托县东胜卫古城）的河段。至元四年（1267年）“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1]。可知，这十处水驿位于宁夏至东胜的黄河沿岸，则今天乌海地区被包括在内，至少证明乌海地区在元代黄河漕运中发挥着水驿的作用。关于这一段水驿的设置情况，《经世大典》有详载，兹录如下：

[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忽必烈可汗诸子列传》，《元史二种》影印本。

[2]陈广恩：《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西夏元史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3页。

[3]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379页。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17、18页，“陕西行省”图中，将“察罕脑儿站”绘制在此处。

[5]《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148、149页，“罢中兴等处行中书省。”

[6]姚燧：《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7]姚燧：《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8]苏大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中华书局，1996年，186页。

[9]《元史》卷五《世祖二》，中华书局，1976年，101页。

（至元四年，1267年）四月中书省遣忙古鋳、锁赤等赍奉御宝圣旨，谕阿出凤哥、东胜达鲁花赤等官及八令迭儿、朵鲁不鲟纳怜站民：仰从应理，下至东胜，站十所。用水手二百四十人，驿船六十艘。宜令应付者。

五月二十一日，中书省据西夏中兴等处宣抚司呈：东胜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从权以东胜见在船二十一艘散给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拟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其余物料计该价钞四十余定，及工匠粮食，合无令转运司应办。

又忙古觯回称：只打忽等处旧有船三十六艘，合令修整。

七月一日，中书省奏：准新造船三十艘，修整旧船三十六艘，一切物料、口粮、铁木之工，官为应付。据水手二百四十名内，拟令各投下差拨一百六十二名，中兴府民户内差拨六名，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内，差拨七十二名。每站给牛一十只、祗应羊一百口，起置馆舍衾褥，标拨种养之地。札付制府及西夏中兴等路宣抚司施行讫。[2]

有学者对包括中兴府至东胜的十水驿在内的整个黄河水站（茶速秃一燕乙里）的大致位置进行了考证，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阙漏，认为“北出宁夏直到梧桐站（或塔塔里屯田）之间，理论上还应该存在一个水站以利接济，惜于文献无征，目前尚不可考”[3]。所谓梧桐站（或塔塔里屯田），作者考订位置在今乌加河和阴山南麓，这一带是古黄河道，水站必定建于黄河岸边。因此，在乌海及周边黄河沿岸，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水驿，用以接济和联络，但因史料阙载，未能确定。

关于沿黄河一带的税粮征收，元朝有所规定：“中统二年，远仓之粮，命止于沿河近仓输纳，每石带收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户赴河仓输纳者，每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八年，又定西夏中兴路、西宁州、兀剌海三处之税，其数与前僧道同。”[4]其中所谓“轻赍”，指的是元明以来，税粮、漕粮、马草等折收银两的部分，叫“轻赍银”。

统治宁、甘地区的党项族建立西夏国后，更聚汉、吐蕃、契丹、女真、回鹘、鞑靼诸族之力，以陕西榆林、宁夏银川、甘肃河西走廊为文化中心，接受中原政权给予的“空缺之地”，种植大麦、小麦、水稻、荜豆等作物。西夏至元代，这一带的农作物当大体无甚变化。由宁夏向东，进入阴山以南的河套、土默川、乌兰察布三大平原，也都适合发展农业。与宁夏河套地区隔河相望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因地貌、土壤、气候等均基本相似，其种植品种亦应与宁夏河套地区基本一致，以麦为主。

[1]《元史》卷六《世祖三》，中华书局，1976年，115页。

[2]《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赤二》，7196页。

[3]周松：《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011年2期。

[4]《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中华书局，1976年，2358页。

四、“乌海走廊”与桌子山岩画

本文在梳理西夏、元代乌海地区的史实时，对乌海地区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一是乌海的交通位置，二是乌海桌子山岩画。

（一）“乌海走廊”

笔者在探讨西夏、元代乌海地区的历史时，想到乌海这一狭长地区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扮演了一个“通道走廊”的角色，如蒙古征西夏、西夏的边疆防御、元朝时期的驿道交通和行政建制等，都显著地展示出乌海地区在人文地理视野下的“通道走廊”的角色。

乌海所处的狭长地带，从大的地理单元来说恰好处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黄河刚好将这两大地理单元分割开来，这一区域是农耕与游牧的交错地带。从地理位置来看，乌海地处宁夏平原向北至河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区向北，开始进入狭长的黄河谷地，向南则进入了开阔的宁夏川广阔的平原地带，这个狭窄的口子就是石嘴子。在惠农区黄河东岸，现仍有一处村落被称为渡口村，并有黄河大桥横跨两岸，黄河东岸的陆地是一处突出的尖角，伸向黄河中。从此处向南地势豁然开阔，黄河两岸是平缓的冲积平原，并在呈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贺兰山脚下铺开。从渡口村向北则有一段100多千米的狭长地段，而乌海就位处其中。直至磴口，黄河流经地区又变得开阔，至此进入了河套平原。与南边的宁夏川和北边的河套平原相比，乌海所处黄河狭长地带的地理形势相对特殊，可以说是自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是典型的“川”字形地区，东边是南北走向的桌子山，西边是乌兰布和沙漠，中间是自南向北径流的黄河。乌兰布和沙漠虽然是成片分布，但是在黄河西岸，沙漠的边缘与黄河河道截然分开，沙漠的边缘就是黄河的西岸，这个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两个结果，一是黄河阻隔了沙漠向东蔓延，二是沙漠为黄河中下游“贡献”了大量泥沙。由此可知，乌海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这也产生了今天乌海的文旅口号“来沙漠看海”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

当然从行政区划上来说，这一狭长地带并不仅仅包括乌海市，而且向北有黄河西岸的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淖尔磴口县，黄河东岸的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和杭锦旗。但是，从这一狭长走廊的主体来看，仍然是以今天乌海行政区划范围之内的地域为主。通过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规律来认识，我们可以暂时将乌海所处的这一狭长地带称为“乌海通道走廊”，或简称“乌海走廊”。这个概念借用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地理经常使用的术语，就像甘肃的河西走廊。一个有山有水又有沙漠，且呈现“川”字形南北走向的地带，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许多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石崖山”与桌子山岩画

关于桌子山，学界多引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但不同的《水经注》版本，记载稍有差异。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水经注》卷三记载：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1]

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水经注》卷三记载：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2]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水经注释》卷三记载：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兽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3]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四“省嵬山”条记载：

（省嵬山）在平罗县东北，《旧志》在宁夏卫东北一百四十里有省嵬口，为防御要地。按《水经注》，河水适石崖山西，崖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盖即省嵬山也。[4]

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方舆考证》卷四〇“黄河”条记载：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兽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河水东北迳三封县故城东。按，三封，《汉志》：朔方郡下第一县也，在套外，而石崖山则在套内，或即省嵬山欤？[5]

[1]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2]《水经注》卷三，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

[3]《水经注释》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四“省嵬山”条，四部丛刊续编景旧抄本。

[5]《方舆考证》卷四〇“黄河”条，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

通观《水经注》不同版本及其后出引用《水经注》的文献可知，石崖山上的“岩画”形状有三个名词，分别是“虎马”“战马”“兽马”，由于关于此“石崖山”之事的记述内容大体相似，且根据“战”和“兽”二字古字形相近，分析当为不同版本不同时期记录和传抄错讹所致。以《水经注》为核心的文献链条，均记载了黄河水向东北流，经过“石崖山”的西边，去往“北地”，这一记载将位置锁定在了乌海地区。《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将“石崖山”标注在了今天桌子山处，一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记载所描述的位置大体在此，二是根据实地考察，在这一带只在桌子山发现的大量岩画，与文献所记载的“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相符。因此，今天乌海的桌子山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石崖山”“画石山”，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有学者对西夏的重要城址省嵬城和省嵬山进行过考订，认为省嵬山就是“今宁夏石嘴山市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方的贺兰山——桌子山山地”[1]。从广义的地理区间来说，此说可取。

[1]杨浣、付强强：《省嵬城与省嵬山》，《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