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市二道坎明代烽火台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乌海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乌海境内明长城分布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北流黄河东岸，南接宁夏陶乐段，起自新渠村（农场一队），止于大桥村，沿平坦的河谷由南向北穿行。沿线及附近共发现明代烽火台4座，由东南向西北依次为红墩、东红、大桥、二道坎烽火台。二道坎烽火台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二道坎村东北700米处，坐落于黄河东岸的二级台地边缘，西距黄河约1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39°2518.47”，东经106°45’30.50”，海拔1180米（图一）。这4座明代烽火台中，靠南的3座基本位于明代所修长城沿线，唯独二道坎烽火台位于明长城北端向北约20千米处，附近分布有一段秦代长城（凤凰岭秦长城）。

图一二道坎烽火台地形图

2019年5月，为配合乌海市二道坎烽火台保护加固工程，了解烽火台的结构和修筑方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乌海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对烽火台台基、台顶、台芯及围墙进行了局部试掘，共布1米宽的探沟7条，总发掘面积约42平方米。现将本次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一、二道坎烽火台现状

二道坎烽火台整体略呈覆斗形，台芯以浅褐色土夯筑而成，外壁用石块垒砌加固，顶部边缘有土坯垒砌的垛墙。烽火台东壁面保存相对较好，其余三面皆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尤其以西半部分最为严重，坊塌堆积呈斜坡状，已至蔓延西围墙附近。从坍塌处看能够看到石砌加固层斜倚在夯土台芯上，自下而上向内收分，石砌加固层厚2.5〜3米，石块之间以褐色黏土黏合。烽火台顶部的南垛墙和东垛墙保存较好，由烽火台台基表面至垛墙顶部通高13米。垛墙土坯垒砌，土坯长37、宽20、厚7厘米左右。台顶东半部分较平整，西半部分巳坍塌，台顶中北部残存一处突出于顶面的夯土台面，功用不详。烽火台四壁向外15米处皆有围墙，将烽火台围在院落中央，围墙边长55米，坍塌堆积宽约5、残高约0.5米。北、东围墙向外10米处有一道与围墙平行的排水沟，宽约5、深0.3〜0.5米。挖建排水沟时，将沟内的土堆积在沟边，水沟内侧至今仍可见宽3、残高0.1～0.3米的土垄。院墙和排水沟周围有一些自然冲沟，对院墙和排水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图二；彩版九、彩版一〇）。

图二二道坎烽火台平面图

二、探沟发掘及遗物出土情况

1.探沟发掘情况

此次发掘共布探沟7条（编号TGI〜TG7），烽火台台体四侧各1条，台顶东部1条，台顶中北部夯土高台西侧坍塌堆积处1条，西围墙中部1条。

TG1位于台体东壁中部外侧，东西向布置，长5米。探沟北壁的地层堆积可分为3层：第1层，以黄沙土为主，夹杂许多红黏土及石块，为台体坍塌堆积，土质较疏松，厚0.1～0.8米。出土遗物有少量酱釉及茶绿釉瓷片。第2层，浅褐色沙土层，土质较疏松，厚0.1～0.6米。未发现遗物。第3层，细黄沙土，土质略硬，为垫土层，厚0.12米左右，台基建于此层之上。第3层之下为生土层。台基用5层石头垒砌，石头边缘较平整，高约1米（图三）。

图三TG1北壁剖面图

TG2位于台体南壁中部外侧，南北向布置，长5米。探沟东壁的地层堆积可分为4层。其中第1～3层为坍塌堆积，第4层为灰土堆积。第1层，黄褐色沙土层，夹杂少量小石块，厚0.1～0.2米。第2层，褐色黏土夹杂少量大石块，土质较硬，厚0～0.5米。第3层，黄褐色沙土掺杂褐色黏土，夹杂较多大石块，厚0.25米左右。第4层，褐色土与木炭屑的混合层，褐色土与木炭碎屑皆呈水平层状分布，厚0.15米左右，南北范围3.5米，包含少量酱釉、茶绿釉瓷片。第4层之下为生土层。台基用5层石头垒砌，石头边缘较平整，高约1米（图四）。

TG3位于烽火台东北角北侧，南北向布置，长5米。探沟西壁的地层堆积分为3层。第1层，坍塌堆积，黄褐色沙土层，土质疏松，厚0.1〜0.2米。第2层，坍塌堆积，黄褐色沙土夹杂大量褐色黏土及少量石块，厚0.1〜0.8米。第3层，细黄沙土层，为垫土层，厚0.3米左右，台基建于此层之上。第3层之下为生土层。台基边缘已严重坍塌（彩版一一）。

TG4位于烽火台西南角西侧，东西向布置，长9米。探沟内的堆积全部为坍塌堆积，以沙土、石块为主，夹杂少量土坯、袵木，东部最厚处约3.35米。探沟东端发现烽火台台基，高约1米，下半部分保存较好，石头边缘较整齐。台基的台体边缘以石块垒砌而成，由于坍塌较为严重，壁面不甚规整。探沟底部为硬土踩踏面，与台基底部为同一水平面。考虑到安全问题，硬土踩踏面未向下发掘，厚度及其下地层情况不详（图五）。

图四TG2东壁剖面图

图五TG4北壁剖面图

TG5位于烽火台顶部偏东的位置，为十字探沟，南北向探沟长8米，东西向探沟长3.5米。表土层为雨水冲刷土坯形成的淤泥沉积层，局部夹杂红烧土及炭屑，厚0.1米左右，其下为原台顶踩踏面。南北向探沟的南端已到达土坯垛墙的墙基，沟内发现两个圆形浅坑（彩版一二）。K1位置靠北，坑口椭圆形，直壁，平底，长轴1.15、短轴0.85、深0.35米，坑内填满黑褐色木炭焦土，出土了少量酱釉、茶绿釉瓷片（图六）。K2位置靠南，北距K1约1.1米。坑口圆形，斜壁，平底，口径0.6、底径0.3、深0.6米。坑内填满黄色沙土，出土了少量碎瓷片（图七）。

TG6位于台顶中北部夯土高台西侧坍塌堆积处，东西向布置，长3米。从探沟东壁看，台芯夯筑而成，夯土层厚约0.3米。每层夯土又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厚约5厘米的褐色黏土，下层为厚约0.25米的褐色土与砾石混合层（彩版一三）。

TG7位于西围墙中间，东西向布置，长7米。以探沟北壁堆积为例，共分两层：第1层，淤土层，黄褐色，土质疏松细腻，厚0.1、东西宽2米左右。第2层，坍塌堆积，黄褐色沙土，夹杂大量碎石颗粒，土质疏松，厚0～0.5、东西宽6.5米。第2层下为西围墙残存夯土层，褐色黏土夯筑，东西宽4、残高0.2米，夯层厚0.1米左右。夯土下为生土层（图八）。

图六K1平、剖面图

图七K2平、剖面图

图八TG7北壁剖面图

整体上看，烽火台周围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但因发掘面积有限，探沟相互距离较远，我们只能大致梳理出每个探沟内地层堆积形成的过程，而无法判断所有探沟地层堆积的整体形成情况及相互关系。TG1第1层、TG2第1～3层、TG3第1、2层皆为明代之后的讲塌堆积层，TG2的第1～3层和TG3第1、2层又进一步揭示了坍塌堆积由早到晚的形成关系，即两探沟第1层的形成时间最晚。TG1的第2层和TG2的第4层可能为明代堆积层，主要由雨水冲刷台体的淤土堆积、风沙堆积以及戍守人员的生产生活遗存堆积混合而成。TG3的台基边缘破坏较为严重，与TG1第2层、TG2第4层同时期的地层堆积也可能被毁殆尽。TG1的第3层和TG3的第3层为台基下方的垫土层，但TG2没有发现该层，反映出建造台基前并未大面积垫土，而是以平整为目的对相对低洼的区域进行了局部铺垫。

2.遗物出土情况

本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全部为酱釉和茶绿釉瓷片，瓷片的胎土较粗，胎壁较厚，为器形较大的缸

类日用粗瓷。烽火台顶部的TG5、K1、K2中出土了许多瓷片，其中4片为釉色各不相同的瓷缸口沿残片（彩版一四，1）。这些瓷缸破碎后，一部分留在了烽火台顶部，一部分被人为抛掷到了台体四周，TG2第2层出土的瓷片也为瓷缸残片，应是从烽火台顶部掉落下来的（彩版一四，2）。

三、初步认识

通过发掘可知，烽火台台基在营建时，先在低洼的地方铺垫黄沙土，形成水平面，然后在上面建筑台基。此次发掘没有对台基进行解剖，台基内部究竟是夯土结构，还是全部由石片铺筑，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进一步验证，发掘时仅见到台基边缘由板状石片错缝平铺垒砌，石片间以黏土砂浆黏合。台基呈覆斗形，底部边长24米左右，高约1米，共有5层铺石，由下而上呈13°向内收分。台体建于台基之上，以台基边缘向内30厘米为台体建造范围。台体内部为夯土台芯，台芯四周用石块垒砌形成厚2.5〜3米宽的加固层，夯土台芯及石筑加固层皆有水平排列的纴木，纴木间距1～1.5米。台体亦呈覆斗形，垂直高度为10米。台体顶部边缘以土坯砌筑垛墙，现存东垛墙及南垛墙东段的一部分。垛墙宽约2米，残高2米。由台基底面至垛墙顶面总高度为13米。烽火台东、南、北三面均没有发现踏道，台体西壁已坍塌，是否存在踏道已不得而知。烽火台四面都有围墙，西围墙的解剖情况显示，西围墙用褐色黏土夯筑而成，现存宽度为4米，残高0.2米，夯层厚0.1米。《明史•兵志三•边防》所记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初调遣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之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从二道坎烽火台围墙對塌堆积的范围和残存高度看，围墙坍塌之前并不是很高，远未达到与“墩平”的程度。带围墙的烽火台在明代宁夏镇及甘肃镇长城沿线中较常见，如乌海东红、红墩烽火台，鄂托克前旗特布德2号、3号烽火台，张掖高台县许家湾明代烽火台等，都发现了围墙痕迹。由于保护工程的工期紧张，此次发掘并未对围墙外面的排水渠进行解剖，排水渠的沟边有一条与水渠平行的土垄，我们认为是挖沟时在旁边堆土形成的，二道坎烽火台只有一重夯土围墙。

酱釉和茶绿釉缸在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较为流行，到了明代已成为普通百姓习见的日用品。二道坎烽火台出土的瓷片具有明代的风格特点，这也和烽火台在结构上所表现出的年代特征相吻合，瓷缸应是储藏“五月粮及柴薪药弩”的容器。现存于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的深沟儿墩碑之碑文记载了万历十年深沟儿墩的驻军、火器、器械、家具情况，其中器械有“软梯一架”，家具有“缸伍只、碗十个”[2]。二道坎烽火台顶部仅在有限的探沟区域内就出土了4件属于不同个体的瓷缸残片，与“缸伍只”的墩台配额基本吻合。发掘中没有发现踏道，不排除有使用“软梯”的可能性。

二道坎烽火台虽为明代烽火台，但其南距沿黄河分布的明长城约20千米，与其他紧沿该段明长城分布的烽火台相比，二道坎烽火台容易给人造成与明长城关联度不高的错觉。实际上，二道坎烽火台的这种分布特征恰恰说明其与众不同的功用，即在整段长城防御体系中发挥着前沿哨所的作用。据杨建林考证，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给朝廷的奏疏《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中提到了具有“瞭守”作用的“石嘴、暖泉二墩”，二道坎烽火台极有可能就是其中的暖泉墩[1]。杨文的分析细致人微，很有说服力，本文从之，此不赘述。

[1]（清）张廷玉等：《明史•兵三》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2236页。

[2]李怀顺：《明万历〈深沟儿墩碑〉考释》，《华夏考古》2005年2期。

执笔：曹鹏马婧单月英财喜谢晶

（曹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马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单月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财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谢晶，乌海博物馆）

[1]杨建林、武俊生：《内蒙古乌海明长城研究》，《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