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蒙关系视野下的明代乌海

于默颖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乌海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西南部，北、东与鄂尔多斯市为邻，西与阿拉善盟接壤，西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交界。乌海市地处黄河上游几字湾域内，黄河由南向北纵流而过，地形呈南北狭长状，境内贺兰山北端余脉桌子山、甘德尔山、五虎山自东而西呈南北走向平行分布，形成“三山两谷一河”的基本地形地貌特征，黄河东西接连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草原，南北则连通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从而形成人文地理上的狭长形十字通道，地理位置重要。就区域经济地理而言，乌海是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结合部，同时也是“宁蒙陕甘”经济区的结合部和沿黄经济带中心区域组成部分。

历史上，乌海处于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带，有时处于中原王朝的治下，有时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地。明代，乌海在地理上属于“河套”之地，明前期由宁夏镇辖治，明在此修建了长城墩台；明中后期，乌海地区成为蒙古右翼的游牧地。在明蒙并峙的局势下，乌海既是明朝与蒙古的交界地带，也成为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通道之一。

一、明蒙并峙形成与明蒙关系演变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军北伐，闰七月，明军进克通州，元惠宗妥欢贴睦尔于二十八日率宫室百官北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明军攻克大都，大元王朝灭亡。此时元廷依然拥有相当力量，因而元惠宗不甘心失败，仍试图恢复对中原及全国的统治；而明朝则欲彻底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统一全国。这样，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战。从洪武元年至三年（1370年），经过太原之战、开平之战、沈儿峪之战、应昌之战等一系列大的战役，明军陆续平定山西、陕西、宁夏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元廷统治者被迫回到漠北。北退后的元廷政权也被称为北元政权。洪武五年（1372年）岭北之役失败后，明朝暂时停止了对蒙古汗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转而实施剪翼策略，陆续平定西北、东北及云南地区的元朝地方势力。其中，洪武五年，冯胜率军西征，兵至瓜、沙，平定了甘肃地方，十一月明置甘肃卫（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庄浪卫（治今甘肃永登）。洪武十三年（1380年），西平侯沐英出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至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擒元将脱火赤。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军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一举击溃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脱古思帖木儿汗在逃往哈剌和林途中被阿里不哥后人也速迭儿弑杀，北元汗廷遭到毁灭性打击，蒙古由此陷人混乱纷争之中。至洪武末年，历经近30年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经营，明朝终于占领和控制了今东起呼伦贝尔。西至阿拉善的内蒙古大部分地区。

明蒙之间连绵的战争使得漠南草原上烟尘滚滚，很少再有蒙古部落人畜生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平都指挥使周兴远巡塞外，师至鄂嫩河，沿乌勒扎河到达呼伦湖一带，沿途只遇敌一次，擒五百余人，表明漠南地区已极少有蒙古部落驻牧，人烟非常稀少。魏焕称：“二十五年，王师追讨，北虏远遁，不敢近边住牧者十年。”[1]这样，明朝虽经一再向蒙古举兵，但并不能征服蒙古，最终只好承认这个北方强大少数民族势力的独立存在。退往北方的蒙古虽曾力图重新人主中原，但很快就不得不认可新王朝的稳固统治。明朝与蒙古两个政权形成南北对峙并存的政治格局。“北元一明朝的南北对峙，从脱古思帖木儿败亡之后成为定局。”[2]明蒙并峙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南北朝。

永乐初，蒙古已分裂为两大部三大政治实体，即东蒙古（明人称为鞑靼）、西蒙古（明人称为瓦剌）、兀良哈三卫。基于对蒙古“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3]的认识，明成祖采取了扶弱抑强、分而御之、加强对蒙古羁縻控驭的政策。他利用东、西蒙古激烈争夺草原霸权的矛盾斗争，通过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征服等手段，扶持争霸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打击占优势的一方（主要是打击大汗所在的鞑靼部，扶持漠西瓦剌部），使双方维持均势，“人自为雄，各相为战”[4]，在争霸斗争中相互消耗，以此加剧蒙古的分化，加强明朝对蒙古的控驭羁縻。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积极招抚分化蒙古各部，设兀良哈三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册封瓦剌顺宁、贤义、安乐三王及鞑靼和宁王；经济上分别与蒙古各部开展朝贡互市贸易；军事上对蒙古进行大规模军事征服，所谓“五出三犁”，并调整明朝北边防御体系。明蒙关系进入和平交往与战争冲突并存的新阶段。

宣德之后，明朝“不复有出塞之师”，蒙古势力逐渐恢复。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以明朝削减赏物等为借口，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大败，英宗本人也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亦称“己巳之变”。一年后，明蒙达成和议，也先送还英宗，双方朝贡贸易恢复。也先死后，蒙古再度陷入混乱，明蒙边境冲突频繁，双方交往渐少，至弘治年间，明蒙朝贡互市往来完全中断。此后数十年间，明蒙之间边境冲突和战争不断，直到隆庆末年。这一时期，蒙古逐渐人据河套地区，最初仅是零星活动，后来则变为长期驻牧，嘉靖年间河套成为漠南蒙古右翼鄂尔多斯部的游牧地。

[1]魏焕：《九边考》卷一《番夷（总）[通]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224页。

[2]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81页。

[3]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8页。

[4]魏焕：《九边考》卷二《辽东镇》，《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236页。

隆庆四年（1570年），漠南蒙古右翼领袖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孙把汉那吉因家事纷争投降明朝。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明朝与蒙古经过和谈，最终达成封贡互市协议，实现了明蒙关系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明朝册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授予右翼蒙古贵族不同的官职，并在宣府以西的七镇开设马市，与右翼蒙古诸部进行互市贸易。明蒙关系进入以和平友好往来为主的历史新时期。此后，虽然双方仍有小范围和局部的冲突，但明朝与右翼蒙古的封贡互市关系一直维系到明末。

二、蒙古入套与明代乌海地区的政治地理变迁

乌海地区在明代基本应属于明人所谓的“河套”，黄河以西部分大体应属明人所谓的“贺兰山后”范围。因而明代乌海政治地理的变迁与明代“河套”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明代河套的地理范围要远远大于今天的河套，包括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的乌加河、黄河之间地区（今之河套）及乌海的大部分。本文所用“河套”一词均指明代河套。明前期，乌海地区由宁夏辖治；明中后期，随着蒙古人据河套，乌海地区成为右翼蒙古的游牧地。

（一）蒙古重新入据河套

《武备志》引《职方考》曰：“河套即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东至偏头，西至宁夏，三面阻河，南邻边，东西几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东为东胜。己巳之变，东胜失守，火筛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人据其中。嘉靖间，有吉囊者分地河套，当关中，最饶，分三部兵，所称袄儿都司是也。”[1]元代鄂尔多斯地区的行政、军事、经济、交通中心是察罕脑儿，这里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封地。元武宗时在此设立宣慰司都元帅府，元末又设行枢密院[2]。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汤和“从大将军败扩廓于定西，遂定宁夏，逐北至察罕脑儿，擒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余万”[3]，宁夏归人明朝版图。同年二月，明朝大同指挥金朝兴攻克东胜州，鄂尔多斯地区纳入明朝治下。次年，明朝废州置东胜卫，同时，还因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设置了失宝赤、五花城、干鲁忽奴、燕只、瓮吉剌等五个羁縻千户所，羁縻其众，隶东胜卫[4]，这五个千户所皆在今鄂尔多斯东北部地区[5]。这是明初在河套东缘地区的设治机构。东胜卫所戍守地区仅在河套东北一隅及黄河以北今呼和浩特地区一带，河套北部、西北部则均恃黄河为天堑，弃而不守。

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一役脱古思帖木儿汗被杀，草原大乱，蒙古势力撤离漠南，之后，明成祖“五出三犁”，深入漠北作战，数十年中漠南几乎无人驻牧。河套地区虽仅恃黄河为屏蔽，然亦再无蒙古牧民活动之记载。而明朝在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又将包括东胜、丰州、云内等在内的沿边州县百姓迁徙内地，所以包括今天乌海地区在内的河套成为“空虚之地”，草木深茂，鲜有人迹。

[1]茅元仪：《武备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538页。

[2]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271～289页。

[3]《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

[4]《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丙申，卷五六九月己丑，卷六〇四年正月壬寅，卷六五五月丙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以下《明实录》版本同此，不再标注。

[5]〔日〕和田清，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12、13页。

宣德末年，随着瓦剌的兴起，蒙古部落渐次南下。宣德九年（1434年）东蒙古首领阿鲁台为脱脱不花汗所袭，妻、子被杀，孳畜被掠殆尽，独与其子失涅干等避居“母纳山、察罕脑剌等处”，即今黄河河曲北岸的乌拉山一带，收聚散众，积蓄力量，欲图重整旗鼓，但不久为瓦剌脱欢袭杀。而其拥立的阿台汗则活动于宁夏、甘肃边外亦集乃地区，亦即今天的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旗一带，最后为脱脱不花汗所杀。正统初期，也先统一蒙古各部，“东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自蒙古赤斤、哈密皆已受其约束”[1]，从天山南北到东海之滨，广大草原、森林地带，包括东胜、丰州、大同、宣府边外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尽归瓦剌势力统治之下。

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被杀后，东西蒙古的短暂统一宣告结束，瓦剌西撤，东蒙古则进入群雄逐鹿的混战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无人耕牧、生态状况极佳、有黄河屏蔽、相对安宁的河套地区，成为各支势力争夺的理想牧地。天顺初年，东蒙古强酋孛来、毛里孩、阿罗出等先后进入河套，并频频抢掠明朝延、宁、甘、固诸镇。当时他们的活动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即冬春在河套抄掠延、庆、宁地区，规模常常达数千骑、上万骑，甚至两万骑，如天顺二年春，天顺二年冬、三年春，天顺三年冬、四年春，天顺四年冬；而夏秋则在甘肃或宣大边外活动。“初虏居沙漠山，以黄河为限，冰冻而入，冰解而去，边人止防秋冬，春夏以余力垦田。”[2]成化时期，满都鲁汗、

癿加思兰等蒙古部落进入河套活动，他们不仅冬春踏冰出入河套，而且夏秋间亦常常乘革囊（也称浑脱、馄饨等）飞渡黄河，往来河套，“是时，虏益能扎筏及皮袋浮水，声东寇西，使汉不可测”[3]。达延汗即位初期也出入河套，一般是秋冬南迁河套住牧，开春则渡河北上克鲁伦河一带过夏，往来途中还常住牧宣大边外的威宁海子等地。弘治年间，河套成为蒙古的基本根据地之一。达延汗分封，河套是右翼济农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巴尔斯博罗特的分地，嘉靖以后为巴尔斯博罗特长子吉囊及其后裔的游牧地。

成、弘年间开始，贺兰山后也开始有蒙古部落居住。达延汗分封后，这里也成为鄂尔多斯万户领地。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吉能率部随阿勒坦汗西征青海，其侄宾兔台吉奉命留驻大小松山。松山紧邻宁夏中卫。此后右翼蒙古频繁西出河套，由贺兰山后至大小松山，再由此前往甘肃和青海地区。

萧大亨《北虏风俗》记载，鄂尔多斯万户（袄儿都司）“在陕西延宁河套一带边外住牧。东至黄甫与山西岢岚相邻，西连宁夏、甘、肃三镇”[4]。茅元仪《武备志》中引《兵略》详细记载了

[1]《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三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

[2]谈迁：《国榷》成化二年五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3]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40页。

[4]萧大亨：《北虏风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253页。

宁夏边外的蒙古部落，摘引如下。

《兵略》曰：宁夏镇两河边外住牧夷人：

河东边外夷人俱在清水营厂互市。

跨马梁、清沙湖是河套营名，与榆林、清平、定边相对，离花马池边五百余里。住牧酋首：

切尽黄台吉并妻妣妓，故，系已故薅台吉男、妇，部落约三千有余……

黄台吉弟琴赛台吉。

贴赖即铁雷，系黄妇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

满克素阿不害，即火落赤，系黄妇侄男，部落约二千有余……

把兔，系黄妇长孙，部落约一千五百有余。

敖忽洞、五座山是营名，与兴武、清水营相对，离边三五百里不等。住牧酋首：着力兔台吉，故，部落约二千五百有余……

打正台吉，即宰僧，故，系着力兔弟，部落约二千五百有余……

河西边外夷：

黄河岸老虎山是营名，离平虏边八百余里，住牧夷人俱在平虏厂互市。酋首：

丑气把都儿，部落约一千五百有余...

苦素阿不害，即威静着力兔，系丑气三弟，部落约一千五百有余……

屋逆贵，系丑气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弟兄五人……

打儿沙，系丑气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

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是营名，离边一三百里不等。住牧酋首：

炒兔黄台吉，系河东酋首着力兔二男，部落约五百有余，在清水营厂互市。

宾兔，故，部落约一千有余……

炒哭儿，即歹成，系丑气二弟，部落约一千有余……

喇叭，即银定弟土门大儿，系歹成侄子，是叛夷，部落约六七百，每遇生事，向诸酋首借兵。

平虏起，贺兰山后止，与洪、广、镇北相对，住牧流移达子卜傥等，系河东套酋中我儿部落，约三百有余，无赏。

玉泉营边外赤木口、大沙窠，住牧流移达子湃言儿等，系河东套酋吉囊部落，约三百有余，无赏。

广武边外东连玉泉营，西接中卫，名水头、马跑泉、红山水、苍儿井等处，住牧流移达子纳阿太等，系河东套酋黄妇部落，约二百有余，有清水营厂互市。[1]

[1]茅元仪：《武备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539〜541页。

从上述史料可见，包括今天乌海地区的宁夏边外黄河东、西两岸广阔地带，分布着大小不等的众多蒙古部落，他们主要是右翼蒙古鄂尔多斯万户部落。《兵略》记载的是万历时期的情况。事实上，早在嘉靖中，鄂尔多斯部落巳开始驻牧贺兰山后，“先是，能大父吉囊逢黄河冰解，入套则患在张掖、酒泉，出则患在云中、（山）[上]谷。顷，虏党益盛，套不能容，分据东西庄、宁山后，并擅其地，塞上颇心畏之”[1]。右翼蒙古部落分驻黄河两岸，乌海及邻近地区均有蒙古部落活动，“自是之后，俺答移踞河套，窥我延绥，吉囊徙居山后，窥我宁夏，并在石嘴、暖泉，列黄河两岸，相乡而陈”[2]。

漠南右翼蒙古诸部进入河套及贺兰山后地区，“射猎以为生，水草以为居，无仇敌之扰，有寇窃之利”[3]，不时扰掠明边，给明朝陕西三边特别是延绥、宁夏边防造成巨大威胁。许论《九边图论》称：“弘治以前，虏住套不常，间有连岁不人者。我边每岁于河冻时决其出入，入则戒严，出则解严，盖冰泮后则不复能出入矣。今虏浑脱飞渡，数万立济，经年住套，安为巢穴，逋逃教诱，尽知我内地虚实，此可与往日论哉？而花马池一带，适其利涉之境，游骑出没，无日无之，宜乎延、宁、固、靖终岁不得少息也。”霍冀《九边图说》亦载：“自虏人套以来，边患始剧，其在夏秋则用浑脱浮渡以扰我边，严冬之时则踏冰卒人，乘我不备，甚至取道贺兰山后，往来庄、凉，恬无忌惮。今之宁夏是岂可以往昔例论哉。”[5]

（二）明代乌海政治地理演变

明前期，乌海地区由宁夏卫（后为宁夏镇）辖治。许论《九边图论》称：“宁夏亦朔方地也，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汉唐旧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为生。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据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6]魏焕《九边考》记载：“宁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仅百里，东西二百余里。南北朝晋时，赫连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继迁、赵元昊相继居夏，累世据朔方之险，为中国患甚矣。今三边既为中国所有，而宁夏居中，适当喉襟之地。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之，徙其民于陕西。九年复设宁夏等伍卫于上郡，东南距河，西北抵贺兰山，盖四塞之地。内有汉、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称富庶，亦陕之乐土也。所隶贺兰山后，虏贼出没无时，而花马池盐川东西三百里，地势平漫，兴武营、灵州一带又套贼侵犯腹里必由之路。”[7]霍冀《九边图说》亦称：“宁夏古朔方河西地也，

[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四《吉能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352页。

[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39页。

[3]《明宪宗实录》成化六年十二月癸酉。

[4]许论：《九边图论》，《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17页。

[5]霍冀：《九边图说》，《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49页。

[6]许论：《九边图论》，《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17页。

[7]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286页。

东起盐场，西尽中卫，东南距河为险，北倚贺兰为固，在昔称四塞焉。”[1]茅元仪《武备志》则载：“《职方考》曰：宁夏古朔方地。东南距河，西北倚贺兰山，故称沃壤。国初虏遁漠北，患在河西，频年据套内，患在河东，由平虏至花马池三百余里尤甚。虏一人则西可以窥宁、固，南可以窥庆阳，故后设后卫，每岁督抚移驻防秋。中卫僻处西隅，数苦山后之虏。”[2]

宁夏称“四塞之地”，可谓是明代陕西三边四镇中的喉襟之地[3]。元为宁夏路，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取宁夏，改置宁夏府，洪武五年废府，徙其民于陕西。洪武九年（1376年）始设宁夏卫，之后又陆续增宁夏前卫、宁夏左屯、右屯卫，皆治今宁夏银川市；置宁夏中卫，治今宁夏中卫市；置灵州守御千户所，治今宁夏灵武县；又增设后卫于花马池，由陕西三边总督驻守。诸卫隶陕西都司，驻守宁夏，并控御宁夏以北及贺兰山外包括今天乌海在内的内蒙古西部地区。

宁夏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宁夏长城，西起靖虏卫（今甘肃靖远县），人宁夏中卫境，东北沿贺兰山至赤木口，这段长城成为宁夏与今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分界。成化中，明在宁夏东境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北起黄沙嘴，东南至花马池连接延绥长城，这一段则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与宁夏的分界。今天乌海地区仍存有明代长城墩台遗迹。

在宁夏镇所设卫所等军政机构中，邻近乌海地区的是平虏守御千户所，平虏所下辖防御要地有老虎山、蒲草沟、镇远关、黑山营等，《读史方與纪要》记载了它们的大体地理位置。平虏所，“在镇北六十里，东至黄河十五里，西至贺兰山六十里”。老虎山，“在所东北百八十里黄河岸上。《九边考》：‘自老虎山而西为长流水、蒲草泉等险……’”蒲草沟，“在所西北二百里。弘治十一年，制臣王越讨贺兰山后叛部，分兵击贼于花果园、蒲草沟，贼从沙窝遁去……花果园，《纪事》云：‘在所北二百里。’”镇远关，“所北六十里，为宁夏之冲要。嘉靖中总制王琼筑花马池新边，弃关不守，自是山后之寇益恣，议者引为琼咎。《九边考》：‘平虏当北面之冲，而镇远关实为外险。旧自镇远关以至火沙沟皆有台堡相接，以断北寇西行之路，外险既失，平虏虽有扼塞可凭，而终虞单薄矣。’”黑山营，“所北八十里。永乐元年建，与镇远关相应援，嘉靖九年废。议者谓河西营堡，惟平虏城三面受敌，河冻时套寇踏冰人犯，非墩墙所能御也。冰泮后寇每用浑脱浮渡，扰我耕牧，则弃黑山营镇远关而守平虏，殆非长算矣。”[4]

明中后期，与蒙古诸部入套相对应，明朝宁夏镇长城防线被迫逐渐收缩，与乌海地区相邻的镇远关、黑山营等均被废弃。嘉靖十六年兵科都给事中朱隆禧等言：“祖宗之时河套固中国地也，自余子俊修筑边墙不以黄河为界，而河套为虏所据；宁夏与山后诸夷为邻，贺兰山其界也，自王琼弃镇远关创为新边，而贺兰山为虏所据，遂使延、宁二镇受患至今。……我退一步，虏侵一步……”[5]许论《九边图论》称：“又洪武以来，虏出入河套，往来甘、凉，皆自贺兰山后取

[1]霍冀：《九边图说》《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49页。

[2]茅元仪：《武备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539页。

[3]关于宁夏镇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薜正昌：《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

4期。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陕西十一》，中华书局，2005年，2954页。

[5]《明世宗实录》卷二〇三嘉靖十六年八月庚申。

道。自总兵杭雄败后，遂以山前为通衢，赵英、周尚文御之皆败。……或曰，旧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闻，易于遏绝，今皆废矣。或又曰，赤木、黄峡等口，旧皆叠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御虏也。……镇城南北仅百里，东西止二百余里耳。王琼废镇远关而城平虏，弃地盖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虏患愈近而民利益窘，盖谋者一至是乎？”[1]魏焕《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边内田地荒芜。十五年，总制刘修复外边防守，黄河东与外边对岸处修筑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东过河以人宁夏之路。宁夏西倚贺兰山天险为固，山口一十二处，宽狭不等，共止量长一十五里。旧每口各有关墙三道，今尽圯废不修，以致大虏时人抢掠。”[2]可见，从成化到嘉靖年间，明朝长城防线一再收缩。宁夏镇东北部紧邻乌海地区的镇远关是重要关口，嘉靖十九年，巡抚宁夏都御史杨守礼曾上疏奏请恢复镇远关：“镇远关与黑山营皆我祖宗金汤之地，废弃岁久，诚为可惜。曩奉朝议欲经略平虏千户所以恢复之，而工力浩大，遽难轻举。若打硙口在镇远关之内，为通贼要冲，以次修筑则卒以障山后之贼，而镇远亦可渐图。其临山堡土地不毛，不可防守，必改筑墩台庶为有益。上从之。”[3]但之后未见实施和取得成效的记载，可能修复举措并未落实。

宁夏弃守北部的长城墩台及贺兰山隘口，乌海地区乃至与之相邻的今宁夏平罗县以北沿边一带，成为明朝边外之地，蒙古部落往来活动于此。

三、明代乌海在明蒙关系中的通道作用

明代乌海位处明朝与蒙古的交界带上，也在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从地理位置来看，乌海南北两侧分别是开阔的宁夏平原与今河套平原，地形随河分布、南北狭长的乌海则是今河套平原进入宁夏的通道。而此段黄河也较窄，便于渡河东西而行，今天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黄河东岸仍有一处村落被称为渡口村，应是历史上的黄河古渡口。所以，乌海地区成为明蒙冲突交往和蒙古西行进入甘肃、青海地区的重要通道。

（一）乌海地区是宁夏明军出境和蒙古出入河套的通道之一

乌海及其周边地区是宁夏明军出境作战通道之一。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西平侯沐英出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至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第四次率大军北征蒙古，十月初，明前锋陈懋出宁夏，绕黄河至阴山下。其时由漠北移牧漠南宿嵬山口（今内蒙古包头附近）的阿鲁台重要副手也先土干势穷降明。成祖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随即宣布班师。

[1]许论：《九边图论》，《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17、18页。

[2]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288页。

[3]《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三嘉靖十九年十一月癸丑。

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陕西三边总制王越率军出境，袭击驻牧在贺兰山后的蒙古部落。“先是，敕谕总制越云，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累次寇边，皆自彼而入。使其住居年久，熟知地方，或诱弓丨北虏大众，或招来野乜克力等夷，为患不小。尔须运谋追剿，毋令滋蔓。越自宁夏遣将，分路发兵，延绥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朱瑾领兵二千出南路，宁夏镇守太监张僴、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领兵二千出中路，副总兵都指挥使张安、监枪右监丞郝善领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张安、郝善分为二哨，北哨行五十余里，至花果园遇贼，击之，斩十三级；南哨至蒲草沟，贼望见畜产遍野，弃不顾，急从沙窝遁去。七人不及走，斩之。其一人衣甲居幕甚整，意其酋也。……贼西遁，乃还宁夏城。”[1]花果园、蒲草沟即前述宁夏平虏千户所守御的部分要地，此时巳有蒙古部落人众活动于此。

明中后期，蒙古逐渐人据河套，宁夏边防收缩，乌海地区成为蒙古诸部出入河套抄掠明边的重要道路。嘉靖九年（1530年）兵部尚书李承励在奏疏中称：“宁夏一镇，前以黄河为据，后枕贺兰之险，自镇远关以至大沙沟，旧有台堡相接，以断北虏西行之路，昔人所谓断匈奴右臂者此也。数十年来，边军贫困，镇巡姑息，皆以修边为讳，遂致墩台废弃，耳目闭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诸营遂议内徙矣。屯堡徙则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种，自此镇城遂为虏通行途矣。”[2]

嘉靖七年（1528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虏六七千骑自宁夏东北镇远关南踏冰过黄河，循贺兰山南行。总兵杭雄等领兵击之，兵少，败绩，官军死者九十一人，雄等结营固守得免。贼遂由贺兰山南赤木口出境。套虏过河，由宁夏境内自贺兰过庄凉者始此。”[3]镇远关紧邻乌海。这一战事就是前述许论《九边图论》中所谓的“杭雄之败”。

嘉靖九年（1530年），右翼鄂尔多斯部人掠，“三月，由庄浪北镇羌堡入西海，与亦不剌结姻，复由镇羌回至贺兰山外住牧。……五月二十六日，阿尔秃厮过宁夏，时领众二万，并所娶亦不剌女驼马牛羊万余。总兵赵瑛出兵，阻水下营，遇贼大营过，内轻骑数十趋水饮马，琪督军拒之，自晨至酉，贼不得水，移营北行。又翌日，贼后哨千余沿山北行，赵瑛尾其后击之……六月初二日，贼由镇远关渡河，石嘴墩人套。”[4]蒙古部众仍然从镇远关渡过黄河，进入河套。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二月，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吉囊率四万骑踏冰出套，潜伏贺兰山后，欲西掠甘凉地区。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称：“按舆图，河套在东，贺兰山在西，天隔以黄河，不可渡。十数年而来，虏乃用牛羊皮为浑脱，虽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虏得人山后，而长流水、青山墩。虏亦东北走，然西行则必奔芦塘、松山、土豹岭，以犯兰、靖、庄、凉间，殆亡虚日。”[5]为了渡

[1]《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九弘治十一年七月己酉。

[2]《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七嘉靖九年九月戊申。

[3]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288页。

[4]张雨：《边政考》卷五《三夷纪事》，《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188、189页。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38页。

河，蒙古甚至抢夺明朝的船只，“宁夏孤悬河外，兵将皆驻灵州，常有贼过河夺舡，乞增兵渡口守之”[1]。

由上述史事可见，蒙古诸部出入河套抄掠明边，往往会经过乌海及其周边地区，甚至一些冲突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二）乌海地区是蒙古、回回等族与明朝互市的通道之一

明前期，宁夏即设有随来随市的不定期马市。明成祖即位后不久，敕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在宁夏设立马市：“回回有来市马者听，须立官市于城外，定其价，官与收买，为长久之法，仍严出境之禁。”[2]永乐四年（1406年），分别在陕西、甘肃设立苑马寺，“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3]，交苑马寺收养。永乐六年（1408年）成祖敕甘肃总兵何福：“凡回回、鞑靼来鬻马者，若三五百匹，止令鬻于甘州、凉州；如及千匹，则听于黄河迤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勿令过河。”[4]所卖马匹明朝官方买完后，其余许与军民贸易。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发生，明朝被迫答应右翼蒙古首领阿勒坦汗的互市要求，在宣、大、延、宁开设马市进行贸易。嘉靖三十年（1551年）四月，大同镇羌堡开马市，与土默特部互市，随后宣府开马市于新开口堡，与喀喇沁部互市。这年秋冬，延、宁开马市与鄂尔多斯部交易，凡易马五千余匹，“狼台吉等约束部落，终市无哗。涉秋及冬，三边绝警”[5]。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实现后，明朝与右翼蒙古的互市贸易全面展开，明朝陆续在宣、大、山西三镇及陕西延、宁、甘、固四镇沿边地区开设马市市场。其中，宁夏在清水营旧厂设马市，与鄂尔多斯吉能部互市[6]，后来，宁夏又增设中卫、平虏两个市场。

蒙古部落前往宁夏马市市场进行互市贸易时，有的也会经过乌海及周边地区。

（三）乌海地区是右翼经贺兰山后进入甘肃和青海地区的通道之一

乌海地区是右翼经贺兰山后进入甘肃和青海地区的通道之一。嘉靖十五年四月中，虏酋吉囊率众十万屯牧贺兰山后，已而分遣其众人寇凉州[7]。嘉靖二十年，“先是，去冬虏酋吉囊部落数万骑踏冰渡河，住牧贺兰山后。至今春，犯镇朔堡”[8]。嘉靖三十五年冬，“套虏数万踏冰西渡，

由宁夏山后直抵凉庄”[9]。所谓“宁夏山后”即贺兰山后。

[1]《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九弘治十四年九月甲申。

[2]《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壬申。

[3]《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壬戌。

[4]《明太宗实录》卷七七永乐六年三月壬戌。

[5]《明世宗实录》卷三八〇嘉靖三十年十二月甲寅朔。

[6]《明穆宗实录》卷六〇隆庆五年八月癸卯，卷六一九月癸未。

[7]《明世宗实录》卷一九〇嘉靖十五年八月丙午。

[8]《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七嘉靖二十年三月壬寅。

[9]《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七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丁丑。

俺答封贡后，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多次西行，前往甘肃和青海。万历五年（1577年），阿勒坦汗西行，“而延宁套虏亦鹜利而西，甘肃多事矣”[1]。万历六年五月，阿勒坦汗到达扁都口，“顷之，俺答自甘州外边，使夷使兀蓝汉还丰州川，治贡事”[2]。阿勒坦汗西行中间从丰州川到宁夏中卫的路线，史料记载不太详细，但返程时路线大体明确。万历八年阿勒坦汗东还，“五月，俺答自甘州外边使使者还丰州……七月，俺答返巢。……八月，俺答发自石羊石、虎川脑，至寺儿峡，居四五日，复走木不藏休舍。而我塞上卒则恐虏自甘州，迤南则入兰、靖，迤北则由松山人宁夏中卫及赤木口，稍北则由贺兰山后入延绥。……而俺答冉冉从大同河、宽沟儿人镇羌境矣。已，从镇羌东阁门出，走东北草地，所至幸静息，无它肠。而御史赵楫、郜光先具以状闻。其十一月，俺答还至大板升，燕恰台吉”[3]。镇羌当为甘肃镇庄浪卫镇羌堡。阿勒坦汗“从镇羌东阁门出，走东北草地”，之后“至贺兰山，然后走赤木口，请市马”[4]，可见应是走贺兰山外，经过阿拉善草原、乌海地区及河套平原返回丰州川。阿勒坦汗西行道路原是鄂尔多斯部西征瓦剌和亦不剌曾走的道路，后来成为右翼诸部西行进入甘肃和青海活动常走的道路。“先是，俺答来也，由凉州之宁远、永昌而西，及其还归，则由庄浪之镇羌而东。……当是时，庄浪则备镇羌堡，黑松则备铁柜儿，凉州则备泗水堡，永昌则备水泉及宁远，甘州则备石峡口。此数道，曩套虏得假之以仓侔而来……已，俺答复假之。于是往来诸虏酋称引以为例。”[5]

万历十六年（1588年），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与三娘子决定率部西行，“十二月，扯力克果移壁多罗土蛮，治兵欲西行”[6]。万历十七年（1589年）五月自多罗土蛮拔营西行。“八月，扯力克与三娘子、一克黄台吉至宁夏外边……倾，扯力克以先年归路为来路，即拥众至平虏打磴口，赍夷使计龙、武天祥等一十五人、书及马一，诣备守使沙旸所，请假道于宁夏、庄浪。”[7]之后，据《万历武功录》记载，扯力克的西行路线如下：“其八月，自山后行，至把力大休舍，去边二百五十余里矣……是日，虏王宿蒲草泉，去贺兰山百五十余里，渐近矣。已，移帐黄硖口，而以一克黄台吉至乱井所，掘井汲水，乃发羸马弱卒诣镇番。于是，躬帅控弦之士待边，日讲市……

[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07页。

[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07页。

[3]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08页。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27页。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33页。

[6]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26页。

[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27页。

约如是，虏王犹未餍也，廼从蒲草泉，道赤木口，休舍长湖，复使武天祥求市中卫，愿得市马九百四十匹……其九月，讲抚赏，自初九至十六始定。于是开厂中卫……是时，东虏明暗台吉犹住牧平虏迤北……而以十九日入中卫市，市马凡五百五十匹及镇城马三十，果如俺答数……其二十八日，虏王出宁夏外边，自营盘水传发，旦日休舍松山醎……其明年正月，扯力克至甘州……其五月，扯力克拥众屯河西，不出口……其六月，顺义王携家室驰沙果川，休舍仰华寺。”[1]扯力克西行路线是从多罗土蛮出发，经乌海地区，至宁夏边外沿贺兰山后一带南下，至宁夏中卫边外休整，与明朝进行互市贸易，之后向西进入大小松山地区，由此向西进入甘州，最后到达青海湖畔。扯力克曾跟随其祖父阿勒坦汗西行，因此其西行路线可能也大体上是阿勒坦汗当年的西行路线。扯力克在甘青地区活动了一年多，在明朝的一再施压下，于万历十九年四月决定东返。九月，扯力克“引众从镇羌驿出口”[2]，十月回到丰州川驻地。

扯力克西行期间，鄂尔多斯部济农卜失兔也曾两次出入河套西行。“盖虏王西牧，原系卜酋要结共仇瓦剌。去年卜酋以祭祖回套，乃火酋勾引虏王，遂有河州之事矣。继而卜酋再来，乃遭大创，徘徊海上，进退无据。近二月各酋会事东归，舍遍都而欲由川底者，已明言其图抢瓦剌也。……且扯、卜二酋心桀口强，虽肆恶未忘，而妇女部落畏祸思归，实掣肘未便。今复遣使恳求由镇羌矣。”[3]万历十九年，卜失兔率鄂尔多斯部众随扯力克东返，“从镇羌驿出口，望套走。见塞上旌旗布列，乍隐乍见，凛凛自以为天兵不可犯也。于是，率诸酋赴红山、清水、中卫、平虏、扁都诸市”[4]。

由上述可见，右翼诸部包括顺义王阿勒坦汗、扯力克祖孙西行甘、青地区的路线，都经过乌海及其周边地区。

综上所述，明代乌海地区属明蒙交界地区，是游牧与农耕交错地带。乌海重要地理位置与其依河分布、南北狭长的地形特点，使得其成为一个十字通道，南北方向是今河套平原至宁夏的通道，东西方向黄河渡口则是鄂尔多斯高原进入阿拉善草原的通道，而由阿拉善沿贺兰山至中卫，再经松山进而可到达甘、青地区。由此，乌海地区也成为当时西北汉蒙回藏等多民族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孔道和前沿地区之一。今天，乌海在公路、铁路网中是蒙、宁、陕、甘联通的重要节点，也是“宁蒙陕甘”经济区的结合部。这是有历史的基础和积淀的。

[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28、129页。

[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36页。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〇四，郑洛《郑经略奏疏一•类报四镇虏情疏》，中华书局，1962年。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扯力克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