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馆藏文物看辽时期的“胡”文化

武俊生孟睿

在乌海博物馆的典藏品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有关胡人形象或与“胡文化”有关联的不少文物。虽然说它们来自历年来的征集与收藏，但其精美的造型艺术、时代印迹、地域特点乃至文化内涵却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中原历史典籍中的胡人，多指来自北方、西北乃至西方，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甚至种族等均有别于中原农耕民族的所谓“异域”民族。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以来的匈奴等在历史典籍中也常常被冠以“胡”的称谓。张骞通西域以后，西方与中原的联系大为增强，“胡”的范围亦相应有所扩大，西域及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等诸民族都被泛称为“胡人”。而且，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胡地”的物产、“胡人”的习俗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带到了中原，导致了“胡文化”因素在中原日益显现并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洗礼和唐王朝的吸纳、整合，更使得“胡文化”逐渐消融在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的文化滋养。本文结合近年来在区内外发现的同时期相关文物，并结合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对狭义的“胡人”文化及其所承载的一些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做一简要考证，以就正于广大有识之士。

在乌海博物馆的藏品中，有数件时属辽代的文物精品，其中两件胡人驯狮砖、石雕非常独特。而飞天形象的浮雕造像虽然属于佛教的范畴，但因其与西域的密切联系，也略做分析。上述作品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文物所具有的独特“胡”文化内涵和高超的雕塑艺术颇引人注目。从上述文物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上分析，反映出辽时期草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和所受到的影响。就两件胡人驯狮题材的石质、陶质文物而言，其所表现的内容大体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引狮、舞狮两种表现方式，圆雕（图版）、浮雕（图版）两种艺术形式而巳。圆雕者为一戴着圆顶分瓣小帽的胡人，手握缰绳牵制着身后一只头颅硕大、卷发眦目的雄狮；浮雕者为一头戴尖顶帽子、浓髯阔目的胡人，手舞足蹈地与身前一只甩头摇尾、张口露齿的小狮子在对舞。两件作品极富张力的造型、灵动夸张的姿态，为我们塑造出一幅极具艺术动感的胡人驯狮、

舞狮画面。胡人驯狮纹砖雕也见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奉陵邑释迦佛舍利塔上的胡人引狮纹装饰砖雕由此可见，可能具有相同的用途。胡人引狮形圆雕石刻，也有可能是用于建筑上或柱头的装饰物。而两件矩形飞天形象的浮雕构件，表现的都是修目高鼻、丰颌小口、手托乘花的曲口盘、横身做飞升状的飞天形象，也极具艺术表现力。如饰于脚部和肘部的祥云，随风飘舞的衣袍及飘带，流畅的曲线、升腾的祥云，为我们展现出散花天女的曼妙身姿和轻灵动感。从两件浮雕的内容及形状等方面考虑，这些表现佛教飞天形象的石雕可能来自经幢底部或佛教寺庙的装饰贴面。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诸佛塔遗址发现的同类题材的飞天造型2可做类比。从上述文物来看，胡人与胡人驯狮的题材主要反映了唐以来受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而飞天造型的石雕虽然属于源自南亚的佛教内容，但此两件飞天构件无疑是受到西域——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所致。而这一切又都反映辽代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试分析如下：

从史料记载上我们可以得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不仅深受包容着中亚、西亚文化因素的唐文化影响，其建国后与西方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我们知道，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善于经商的波斯、粟特人就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并为中原带来了浓郁的“胡文化”。到了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大量善于经商的中亚、西亚商人东来大唐从事商品贸易。尤其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建立及势力的不断壮大，大量的中亚民族被迫迁居中土。而在契丹、奚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东北及北方草原地区，也有不少的粟特移民在此从事其擅长的贸易活动。《旧唐书•宋庆礼传》记载：“开元五年，奚、契丹款塞归附。……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并招辑胡商，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3描绘出彼时这里繁荣的商业景象。这一切都印证出自唐代开始，在契丹等北方民族活动的区域内，有不少西方商人在此活动、经商。而如众所知的是，辽文化是深受唐文化影响的北方草原地域的文化，这就为辽王朝建立后对胡文化的广泛接受奠定了人文基础。

1于海燕等：《赤峰古代佛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2唐彩兰：《辽上京文物集萃》，远方出版社，2005年7月。

巴林右旗辽庆州奉陵邑释迦佛舍利塔上的胡人引狮纹装饰砖雕

迦陵频迦石造像辽代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南塔巴林左旗博物馆藏

除受到唐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外，辽王朝的建立及其对外军事扩张，在客观上也大大促进了与西方诸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史料记载，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曾大举向西北扩张。《辽史.太祖纪》载：（太祖）“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杖、器服九十余万……”天赞三年（924年），又西征吐浑、党项、阻卜（鞑靼）诸部。除军事扩张以外，还有通过征服而导致“通贡”等形式的交往。如天赞初年，波斯、大食等国都先后朝贡于辽。次年，甘州回鹘（今甘肃西部）乌主可汗遣使“贡谢”。到了辽代中期，辽与西方的政治往来和贸易关系也出现在史料记载中。《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七年（989年）二月，阿萨兰、辖烈（回鹘）、于阗等，遣使来贡。次年，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遣使纳贡于辽。开泰三年（1014年）四月，“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四年二月，“于阗国来贡”，等等。由此可见，此时期辽与西域诸部族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契丹国志》亦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里合皮、褐里丝、帕里呵、门得丝，以上皆细毛织成，契丹回

3刘昫：《旧唐书•宋庆礼传》卷一八五下，列传一三五下，中华书局，1975年。

鹘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由此可见，辽与中亚、西亚以及西域诸国官方间的往来是比较频繁的，贸易数量也是较为可观的。

需要说明的是，自唐代开始，对于西域的概念较之汉代又有所扩大，包括今阿富汗在内的许多中亚国家都被纳入“西域”的范畴。辽代因循了唐代这一概念。所以，辽与西域，与回鹘、大食、波斯等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皆可看作是其与“西方”的贸易。在辽宋对峙的时期里，辽还加强对西域、新疆的统治，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地区都在辽朝直接统治之下，并在此设立有大王、节度使等官职，专司对中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和管理。新疆曾发掘出土了契丹文官印2，在高昌等地的一些壁画上也可见髡发的契丹人形象，这些都是辽与西域密切交往的见证。此外，辽王朝还在上京西南设置了同文驿馆，用于“接待”诸国信使。还在上京南的汉城设置有“回鹘营”，专供回鹘商人居住、贸易。这一切，无可置疑为辽代社会中“胡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而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认识辽时期的“胡文化”现象提供了许多的实物材料，虽然这样的资料不便一一列举，但从一些直观的现象中就足以说明胡文化在辽代社会中的广泛存在。例如前述的辽庆州奉陵邑释迦佛舍利塔上的狮子舞、砖雕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胡人驯狮琥珀饰件等。我们知道，狮子这种在秦汉时期即传入中土的最常见的西方动物题材，到了唐代得以被广泛运用。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出土的唐代鎏金银盘3等，不仅见证着唐代西方文化因素影响的北上，也反映出狮子类题材在隋唐时期的广泛存在。而在辽代文物中，胡人驯狮的艺术题材也是比较多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辽代的驯狮舞蹈基本与唐代的相同，且驯狮者皆为胡人，反映了驯狮文化的渊源。此外，除狮子舞中的胡人外，胡人的形象还见于不同质地的带饰以及铜镜等器物上，如著名的胡腾舞、胡旋舞等。

1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3内蒙古文化厅：《内蒙古珍宝》，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所谓的胡腾舞或胡旋舞是来源于中亚粟特地区的民族舞蹈，唐诗中常有对其舞姿的描述，如“环形急蹴皆应节，

反手叉腰如却月”等。所谓的“胡腾”

或“胡旋”舞，其基本舞姿和所用的乐器大多为手舞曳地长飘带的胡人，振臂顿足作旋转状，在吹奏弹拨乐器的伴奏下，独舞或对舞于一块被称为“拓壁舞筵”的圆形的毡毯上。这样的舞蹈形象也见于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上。到了辽代，这种西域舞蹈依然流行于辽地。考古发现的诸多质地的带饰上，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胡人乐舞的形态。据《辽史•乐志》记载，契丹音乐中的外族乐即包括渤海、高丽、回鹘、突厥等民族音乐在内的“诸国乐”。而回鹘与突厥与中亚粟特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也与辽王朝来往频繁，其中尤以回鹘为甚，史料中的许多记载均可佐证。辽代表现胡腾舞或胡旋舞的文物，以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出土的玉带、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金带饰最为著名。乌海市征集到一副错金银铁马镫，其上以鎏金错银的技法饰出盘腿而坐的人物，肩部环绕飘带，此类形象在表现胡腾舞的文物上多有出现。而史料中也记载会同三年五月，辽太宗耶律德光“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4的场面，反映出西域乐舞在辽地的盛行。

我们知道，辽朝是一个崇信佛教的时代，尤其从辽代中期开始更为严重，有辽

4脱脱：《辽史•太宗本纪》卷四，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74年。

胡人驯狮琥珀佩饰辽代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基出土内蒙古考古所藏

乐舞纹玉带饰辽代赤峰市敖汉旗敖汉旗博物馆藏

“因释而亡”之说。虽然说辽地佛教多为中原流行的“汉地佛教”，但辽与西域的密切往来导致了西方诸多文化因素的流行，飞天等西域佛教因素即为一例。在西域佛教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飞天及供养人的形象，辽代诸多佛教塔寺中也可见到这些文化因素。此外，辽与西域、与回鹘的密切联系，也导致了西域文化因素对辽代文化的影响。如辽地的“乞寒、二月初八佛诞日的“游佛节2”等，都有西域文化的影子，更不必说西域佛教对辽代佛教信徒的影响了。

除上述带有胡人形象的辽代文物以外，考古发现的许多具有西方文化特色的文物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状况。如阿拉伯世界的破璃器、波罗的海沿岸出产的琥珀原料及其制品、带有阿拉伯文字的铜盆3等等，都反映出辽时期“胡人”现象的滥觞。而这些交往正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并经西域高昌、回鹘等地域来到北方，这与辽和中亚、西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是分不开的。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辽时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这一者得益于唐文化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二者也是辽与西方频繁的接触使然，第三更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一贯秉承的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可能更为直接和重要。乌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几件“胡”文化题材的艺术品，为我们了解辽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往提供了实证，更为我们欣赏辽时期多元文化的魅力提供了难得的视觉资料。

1 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源于回鹘论”，载《北方民族文化新论》，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

2 巴景侃：《辽代乐舞》第73页，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7月。

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