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乌海由来不简单 乌海缘起走笔 许培龙 时至2015年，乌海市依然是一个人口不足56万的城市，在全国浩大的地级城市群中，她还像一个小妹妹。可是，当我的视线从眼前这座小城延伸到辽阔的祖国大地，当我的思绪掠过与她朝夕相处近60年的漫长岁月时，我惊喜地发现，在她的高山阔水间闪烁着令我将永远为之讴歌的耀眼光彩。 神奇的环境，神秘的历史 乌海位于内蒙古西部，地处黄河上游，是宁蒙陕甘经济区的结合部和沿黄经济带的中心区域，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城市。 乌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川风貌构筑起一道迷人、雄浑的北疆风景线。她昂立于华北与西北、内蒙与宁夏的交界处。在她17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奇峰、秀水、戈壁、丘陵、大漠、湿地、喀斯特溶洞等多种地貌为一体，黄河奔流，群山逶迤，沙漠如垠，原野开阔，神秘的大自然把巨大的富矿都深深地埋藏在了山中和地下。据20世纪80年代的一份地况普查资料显示，乌海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多达40多处。 乌海素以“乌金之海”著称，桌子山和乌达两大煤田的地质总储量为奶多亿吨，含煤面积占400多平方公里。其中，优质焦煤占内蒙古已探明储量的75%，乌海地区属国家重要的焦煤基地。 除煤以外，乌海还有铁、铅、锌、石墨、芒硝、白云母、耐火黏土、石英砂岩、电石灰岩、高岭土等20余种大储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品位高、易开采、工业利用价值高。乌海地区矿产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达4278亿元。 也许正是这种地面苍凉、地下富有的强烈反差以及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为乌海市矿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和工业“食粮”，才雄奇地预示了乌海从荒原上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和创业的艰辛，也向人们昭示出她必将创造出一个美好、灿烂的明天。 历史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么，乌海的历史呢？建市40年来的发展史历历在目；近60年的开发史，还清晰地留在这片土地上。而这片土地更遥远的过去呢？追溯起来竟然是那般的模糊、零散，就像旷野里的风把几千年的历史撕裂成碎片后又撒落在边边角角，我们只能从残存的古迹中，辨认先人的足迹，追寻历史的进程。 残留在乌海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遗迹和充盈着普世含义的桌子山太阳神岩画，都在清楚地告诉我们，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人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留在凤凰岭上的秦长城遗迹、新地汉代古城遗迹及黄河岸边明代烽火台、康熙第三次亲征葛尔丹时放舟黄河北上途径乌海地区的史实、马宝店遗址诉说的故事、马鸿斌部在乌达地区西南端八里庙进剿高士秀部、八路军耿飈部率军在乌达地区北部追歼国民党贺兰军残部……又向人们演绎着这里曾是金戈铁马、狼烟滚滚、商旅往来不绝之地；还有桌子山中那一座座古寺遗踪，我们虽然无法见到当初佛门香火极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的情景，但是还能知道它们曾经有过的名字：千里山庙、迪雅庙、满巴拉僧庙。这些古迹，对于我们这座年轻的工业城市来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它使城市的历史有了源头可寻，它使城市的文化有了积淀。 史料记载，乌达煤田的开采较早，顾家沟、梁家沟、陈家沟、教子沟等“九沟一梁”，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就有了个人小煤窑的手工开采，将煤炭用骆驼或牛车运至黄河西岸，装船顺河北上售往河套地区。由此，把持煤窑开采的窑主们获得丰厚的利润。 然而，对于乌海人来说，更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永久珍藏的是乌海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史。 风采不凡的工业新城 乌海地区从荒芜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历程深深地打动着我。她胎动于共和国的如火朝霞里，起步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如雷鼓声中，崛起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时。她是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开拓者、创业者、建设者用青春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在一片荒漠上塑起的传世雕作，一座时代的丰碑。 如今，三山环抱、一水中流的乌海新城已显露风采，她所呈现出的丰姿卓态，足以让每一个亲历过她历史性变化的建设者骄傲和自豪。经过建市以来40年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乌海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能源、化工、冶金工业为主体，十个全覆盖的城郊型农业和第三产业相配合的经济体系；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的立体交通格局基本构成。她的经济发展速度曾数年在自治区名列前茅。处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乌海，以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她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被国务院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区，被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工矿城市建设试点市，被自治区确定为高载能：DIk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市。 也许，正是乌海已经取得的辉煌，才赢得了各大新闻媒体对她的关注和热情赞誉：“一座朝霞般的城市”、“镶嵌在黄河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书法之城”“沙漠绿洲”“葡萄之乡”等等。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形成的118平方千米的舒缓水面及环湖区域，横贯乌海市南北，涵盖乌兰布和沙漠、乌兰淖尔湖、乌海湖、胡杨岛等生态旅游风景区，又为乌海增添了靓丽的风采。 乌海正积极借助这些亮点，在媒体的传播下，由塞北走向全国。 有趣的行政区划及地名 乌海市是由原海勃湾市和乌达市两个隔河相望的矿区城市合并而成。由此，有趣的事情就产生了：首先是，乌海城中有条河——黄河，虽然合并前两个市分属于不同的盟（地区）管辖，可是，无论从地理位置、山川风貌，还是历史沿革、开发历程及城镇状况，两座城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终于走到一起是一种机缘和必然。 翻看史册，海勃湾和乌达不但地名起源很有来历，其历史沿革亦很久远。海勃湾，原名海若布刀亥，这是一个蒙藏语发音。海若布，意为“雄狮”；刀亥，蒙语，意为“湾”，连在一起便是“雄狮之湾”。 据说，一开始拟定上报地名时，是用了“海渤湾”三个字，在上级政府审定时，为避免在使用中和“渤海湾”相混淆，将“渤”字换成了“勃”字。 海勃湾地区在汉代曾设置沃野县，县城在今海勃湾区北新地古城，汉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将海勃湾地区作为官府管辖区域。 1949年8月，鄂托克旗和平解放。海勃湾地区属鄂托克旗第三区（阿尔巴斯）。1955年2月，海勃湾地区建立伊克昭盟桌子山矿区办事处，隶属伊盟。 1958年，横贯大西北的包兰铁路全线贯通，日夜滚动的车轮震醒了这片沉寂的荒原。随着地质勘探的展开，海勃湾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显露于世。1958年，国家着手大规模开采桌子山煤田，紧接着桌子山矿务局（后改名为海勃湾矿务局）成立。一批批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至此，万众一心，开发矿业，从桌子山到黄河岸边的广阔地域，到处响起了开山取宝的炮声，涌动着建设者的洪流。伴着这炮声、这洪流，1961年7月海勃湾正式建市，成为伊克昭盟管辖的县级矿区城市。“文革”时期，一批批年轻的兵团战士来到这里。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带动起了其他工业的兴起。到1975年，海勃湾已成为一个以煤炭生产为主，兼有冶金、化工、建材、军工等生产门类的工矿城市。 乌达的情况与海勃湾大同小异，仿佛是一对孪生姊妹。 乌达，蒙语，意为柳树，即有柳树生长的地方。这个地名足以印证她曾经的盎然生机和满目葱茏。同时，乌达一直是我国北方民族生息、劳动、繁衍的地方。 汉元狩年间，乌达地区为武威郡之北境地；隋属甘州，为西夏贺兰山防区；明时，为甘州、肃州二卫的边外地；清康熙年间，始设阿拉善和硕特旗，属阿拉善旗管辖。 1949年9月，阿拉善和硕特旗和平解放，乌达为该旗宗别立巴嘎的一部分。1958年11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阿拉善旗乌达镇。同样是由于包兰铁路的贯通，同样是源自国家投资大规模开发矿业，同样出现了万人上山的壮景，后来贺兰山煤田指挥部被改为乌达矿务局，在海勃湾市成立的同时，乌达市也正式建市，隶属巴彦淖尔盟。 1971年5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巴盟盟委副书记、乌达矿务局党委书记的石生荣提出乌达市、海勃湾市合并设立新市的建议。 1976年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乌海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直辖市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有了“乌海”这个崭新的地名。乌达、海勃湾两市合并，正式成立乌海市。市人民政府设在海勃湾。下辖乌达、海勃湾、拉僧庙3个县级办事处。 共和国最高决策机关的一个英明决定，不仅凝聚着共和国母亲的深情和厚爱，闪烁着党 的民族政策的光辉，也彻底改变了这片曾长期荒芜、寂寥土地的命运，一举托起了她灿烂的前程。 乌海，在全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是唯一的一座建国后通过开发矿业建起的地级工业城市。关于酝酿拟定乌海地名时，最初考虑到市政府所在地是海勃湾，拟从海勃湾、乌达各取一个字头，合成后就称为“海乌市”。这样，有趣的事儿又来了：当报告呈送到国务院时，病中的周总理了解到海勃湾、乌达都是以煤炭生户为主的工矿城市时，便提议新建城市的名字叫乌海市，并说：乌海，乌海，乌金之海嘛。之后，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达市和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的批复》。从此，我们这个城市就有了一个响亮、动听的名字：乌海市。在全国灿若星辰的地级市中，我们用上了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的地名，这无疑使我们感到了无上荣耀和自豪，让我们感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更加凝重和厚实，更富有迷人的色彩。 一枝一叶总关情 乌海市建市不久，便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人民共和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1979年12月，乌海市的3个办事处改设为区，同时，拉僧庙办事处更名为海南区。 在阳光普照、战鼓催春的时代，乌海这座薪新的城市，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累赘，她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民风朴实淳厚，民众心境包容豁达。她必然会迎来更多的机遇。事实上正是如此，建市40年，她便从一个放眼一派荒原的矿区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地区经济步步攀升，据乌海市统计局初步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全市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9亿元的目标。 乌海，这座从荒原中崛起的工业新城，在我的感受中越来越丰满、靓丽起来。如果说，乌海地区的开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丰碑，那么，她建市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便是改革开放的一部胜利乐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乌海缘起细流的，是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集体和千千万万的个人及一件件的大事小事，用文章无法写穷尽。可是，如果将乌海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把集体和个人比作枝叶，那么，一枝一叶总关情。 当人们在责任和义务的驱使下，把历史长河中的哪怕是一个浪花真切地用文字、影像告诉世人，定会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乌海、感知乌海，为人们亲近和热爱乌海做一些铺垫。 “一滴水中见太阳”，让我用自由诗《甘德尔山之春》来抒发我对乌海建设发展的情感吧！ 远古走来的贺兰山， 向北伸展臂膀， 将一条哈达拋向黄河东岸。 从此，黄河的臂弯里就有了， 蜿蜒起伏的甘德尔山。 等待春光无比漫长， 一个又一个世纪， 河水、流云、里风、雷电， 在日月轮回中高歌而来， 呼应天地高歌而去； 牛羊、先民、大雁、狼烟， 在秋雨冬雪中匆匆而至， 又匆匆傍山而去。 虽有无数宝藏静卧山中， 可是冰封的季节可供编织的故事太少。 岁月不停地擦过甘德尔山裸露的肌肤， 历史的足音从不停顿， 裹挟着铿锵的凿石、开山、拓荒之声。 当煤海吹来遍野春风的时候， 乌海新城也迎来了太阳神的照耀。 春光之下，英雄们， 合奏万人上山重头戏，撼天动地。 春光之中，渐渐地， 有钢铁巨龙沿山跨河往来穿梭， 有条条大道穿山越岭沟通南北， 有展翅雄鹰翱翔于天穹， 有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在甘德尔山麓林立； 有万家灯火与天宇璀燦的群星相映生辉。 春意明亮而浓郁， 染绿了母亲河两岸， 也为甘德尔山装点了时尚的绿格短裙。 当睡佛、神龟、卧虎将醒之际， 让我们一起瞻望， 一代天骄那满面春风的尊容。 注： 1.甘德尔山在乌海市境内，属贺兰山余脉。“为甘德尔”蒙古语，意为“哈达”。 2.在甘德尔山有巨石酷似睡佛、神龟、卧虎。 3.乌海市在甘德尔山主峰建有85米高的内部为乌海博物馆的成吉思汗雕像。 追溯穿越乌达地区的包宁公路 王日明 《乌达区志》称，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一条沿黄河西岸穿越乌达境内的简易公路，它是西北诸省通往缓远和京津地区的交通干线，被称为包宁公路。 包宁公路始建于1925年，是冯玉祥将军为适应军事需要而修建的。冯玉祥部进抵河套后，首先把包头至五原、临河至宁夏的公路分别连接修通。对此，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记述道：“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这条路沿着黄河，极其荒僻难走，土匪随时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当时，派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的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联军并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决定由宁夏入甘援陕，先解西安之围，然后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从而完成了其一生中重大的革命转折。 那么，包宁公路究竟途经乌达哪里？ 据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第三十三章《平甘援陕》记载：“1926年11月24日我在五原等部队派遣完毕，准备了一个大概，亦即出发。途中和王铁老同坐一辆汽车，循着汽车道向宁夏进发。我们第一天住在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为汽车损坏，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达平罗，第五天即要抵宁夏。这是一条包宁汽车路，完全是石友三率部队修筑而成，工程颇为浩大。”“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几十万元”；“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经多方考证，这个产甘草的地方就是乌达河拐子。据说，沿包宁公路，每40里建一兵站，乌达境内北段的马宝店，中段的河拐子店，南段的二子店就是由兵站演变而来的。 据说，当时有一个叫米立泉的人，曾经是冯玉祥的副官，在部队经过河拐子时发现了一块天然甘草场。于是他便暂时离开了部队，在马宝店至乌兰木头一带开了一个甘草场，建了一个甘草收购站，专门收购甘草，成批向内地转运。甘草场开办以后，磴口县一带的穷苦农民纷纷来到甘草场，从事挖甘草、卖甘草以谋生，有的在河滩下湿地开垦土地，糊口度日。以上事实表明，冯玉祥的部队的确是沿黄河西岸经过马宝店、河拐子，到达石嘴山的。 笔者在查阅《走西口通鉴》时看到，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颁发的《交通规则》中写道：“包宁汽车路，由包头直达宁夏，全线1290里，大小车站20处，大畲太、五原、临河三县均为重要车站。兹将该路各车站名称、距包头里数及车费价目、开列如左。” 昆都仑召站距包头六十里，车费洋二元。 五原站距包头四百里，车费洋十二元。 临河站距包头五百八十里，车费洋十九元。 磴口站距包头九百二十里，车费洋三十元。 河拐子站距包头一千零一十里，车费洋三十三元。 石嘴子站距包头一千一百里，车费洋三十六元。 平罗县站距包头一千二百里，车费洋四十一元。 宁夏站距包头一千二百九十里，车费洋四十五元。 此交通规则及收费价目，今天看来十分珍贵，它证实了包宁公路穿越乌达境内，河拐子是重要的一站。史书记载：“河拐子，在甘肃平罗县北一百九十里，黄河西岸，北距磴口九十里，包宁汽车路经之。” 包宁公路无疑是民国时期修建的一条简易公路，但它对乌达的开发建设有何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交通上看，它西起宁夏，东至包头，奠定了作为西北诸省到内陆的交通干线的重要地位。它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北与国内外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加速了西北诸省畜牧业走向市场化、外向化的进程。就乌达地区而言，当时“乌都山河拐子煤田”出产的“河拐子炭”和米立泉开办的甘草场开采和收购的“河拐子甘草”，成为乌达最早的名牌产品，远销绥远和京津地区。 第二，从军事上看，早在1921年，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管辖阿拉善旗军时就在河拐子修筑营盘一座、10余间驻扎军队；冯玉祥部队的平甘援陝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完成历史的重大转折，途径河拐子并设立兵站；1937年至1940年，马鸿宾、马鸿逵出兵绥远抗日；1948年，王伯祥率部增援包头、牵制傅作义部均通过包宁公路乌达段的河拐子。因此，河拐子在民国时期便是当时驻军或军需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成为担负着弹药补给、医疗救护、修理和运输等任务的初级军事保障机构，同时也是各方军事力量的必经之地。 第三，从乌达地区的开发看，清朝时期有绥新（归绥至迪化）车驼大道穿越境内，“河拐子乌都山煤田”才得以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开始开采和利用。如果以此为始发期，乌达的煤炭开采业是中国采煤工业发展的最早地区之一。（引自《乌达史志资料》《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正是民国时期的“包宁公路”的开通，“河拐子乌都山煤田”才得以大量被开采和利用。河拐子至乌都山二十里，其中道路平坦坚硬，车驼行走均宜，全年运输除骆轮外，大多系牛车，特别是秋后运煤牛车，可达百十辆，到达拐子牛家沟炭场。（引自《宁夏经济简史》）河拐子从清朝到民国时期一直是乌达地区的煤炭集散地，它在起步之初就已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河拐子炭”也就行销华北各地，乌达也由此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煤而兴。而“包宁公路”亦成为一条贯通华北与西北地区的重要商旅干线。 海勃湾的由来 马亚波 在乌海地区，人们最早知道的地名是老石旦、拉僧庙、乌达、海勃湾。 1965年4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建设军工“小三线”的战略思想，乌海地区建起10家军工企业。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亲自乘机考察，看中了海勃湾的崇山峻岭，靠山隐蔽，且又分散，战时便于保证生产。由于是在1965年4月决定建厂的，故名六五四。以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为例，在社会上通称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通讯地址却是六五四信箱四分箱，全国军工内部名为九六四厂。一厂三名，颇为神秘。当时说起兵工厂，人们总是刮目相看。 大凡一个地名的缘起，或多或少总有一点缘由。就说海勃湾吧，地名何来，众说纷纭，有多种版本。但我更倾向于“海蚌湾”的说法。海蚌，是一种水产品，在黄河的湾、套多有生存。在黄河内蒙古段的两岸地区，人们说海蚌基本上是“haibe”的发音，那个“be”后多数时候还被“儿”化。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海勃湾说，咱这地方海蚌多，鲤鱼多，鯢鱼（餘鱼）就少见。你去河塄、断壁看看，那还有贝壳呢。因为海蚌多，又在黄河湾、套处，就叫它海勃湾。他的发音就是“haibewan”，那音调惟妙惟肖，韵味十足。我的老家就在黄河边，同河畔人的说法一模一样。 乌海三奇 周庆刘亮明 乌海市位于鄂尔多斯古大陆，是内蒙古西部的一座工业城市。它被沙漠戈壁包围，年均降雨量150毫米，干燥多风，但有黄河流过，二者交互作用，孕育了古老的生命，形成了特殊的自然、人文景观。四合木、胡杨树、古岩画就是当地三奇。 四合木——植物中的“大熊猫” 乌海市的居民都知道郊外有一种“油柴”，挖了回家引火，用火柴一点就着，当年大炼钢铁，也曾用此当柴烧。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成立，“油柴”才受到保护。据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教授雍世鹏介绍，“油柴”的学名叫蒙古四合木，是生长在荒漠的一种珍贵灌木。当今世界，植物学家们只在中国发现有四合木，中国只在乌海及与乌海相邻的石嘴山有。这种植物是古地中海残余物种，当第四纪冰川到来时，乌海一带成了它的避难所。 我们来到郊外，看到戈壁滩上一簇一簇的低矮绿色植物，经当地同志指认，辨认出了四合木。眼前的四合木枝干筷子粗细，高不盈尺，叶子光滑、俊秀。高原灿烂的阳光均匀地照射在翡翠色的叶子上，清脆而润湿的感觉沁人心脾。 据专家介绍，四合木春季开花，花瓣是4片，果实成熟也裂成4片。有人把它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人工繁殖迄今未成功，它的标本在国际上是无价的，许多植物学家终生未曾见过。 “天地生合，绿梦成真”，雍世鹏先生很感在现代城市周围，有这些古老、珍贵的自然遗产，它们本身就是特殊的基因库，给人类反荒漠化活动带来了希望。乌海城东南有四合木分布的核心区44平方公里。专家们还希望得到国家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以期把就地保护和迁移保护结合起来。 胡杨——半树柳叶半树杨 黄河从乌海市内穿过，有一片河心洲被当地人称为胡杨岛，岛上有一片胡杨林。在中国，这座小岛是胡杨分布的东南界——往东、往南都再也看不到胡杨了。 乌海市旅游公司筹备处贾继英同志特别熟悉这片胡杨林：树木东西呈带状分布，东边是雌树，西边是雄树。每到春天，东边的树先发芽，后结籽，飞絮如柳，站在屋外吃饭，飞絮会飘到碗里。西边的树发芽晚20多天，不结好，不飞絮。 这片胡杨树还有一个特点，新生的树枝长出的叶子像是柳树叶，上面枝条的叶子却像杨叶。半树柳叶半树杨，一棵树长两种叶子，不是人工嫁接，完全是自然天成。因此，胡杨树在专业领域又被称作“异叶杨”。我国新疆、甘肃有胡杨树，乌海在黄河中游，孤零零一片胡杨林，从何而来？当地只有民间传说有解释：当年成吉思汗西征凯旋，在这座湖心岛上扎营休整，马蹄夹带的胡杨树种子，马粪里的胡杨树种子，都留在了岛上，慢慢地长成了一片胡杨林。 大河奔流，小岛如船，胡杨是帆，让人留连忘返。 岩画——游牧者的图腾 乌海的东部屏障是南北走向绵延近百里的桌子山，山上岩石裸露，草稀树少。可就在这里，人们先后发现多处岩画：召烧沟岩画、苦菜沟岩画、后摩尔沟岩画、苏白沟岩画。有关专家测定，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是新石器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从岩画的内容看，多为人面像、动物、狩猎类图形，应是北方游牧部落的文化遗迹。 在乌海东南13公里处的召烧沟，我们看到了与摩崖石刻不同的岩画，它们刻在30度以下的缓坡上，可辨认出来的单个图形共计118幅。老农秦福喜向我们讲述了他发现岩画的经过。 197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秦福喜牧羊归来，赶着羊群走向沟底，忽然发现岩石上有人头像、脚印，新月斜照，痕迹十分清楚。回到家里，他给家人讲了这一奇遇。家里上小学的儿子到学校后告诉了老师侯五焕，侯老师就给文物保护部门写了信。文物部门根据这封信和各个方面的线索，考察并开始保护这一文化遗迹。 一年的八月份，我们来到这片岩石旁，经秦福喜指点，果然看到七八幅岩画，有人面像，一个圆圈里画两只眼，还有嘴；有长角的羊等。这些刻在青石灰岩上的笔画已经很浅，只有在侧光下才看得清晰。据说，刚发现时，笔画有三四厘米深。远古的游牧民族在青铜和铁器没有发明以前，在硬度达七度的岩石上，用什么工具刻下这些细而深的笔道，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片50多平方米的岩石是裸露的，用栏杆围了起来。旁边一处近200平方米的岩画群，已被一座简易的大厅保护起来。 大厅里的岩画笔画清晰，也很集中，有两幅人面像并列在一起，长胡子的自然是男性。另一幅一米见方的人面像被称为“太阳神”，只见他额头高耸，双眼深透，面露慈祥，头发、胡须均勻向四方散开，透过久远的时空，我们似乎感受到他的温暧和恩泽。 拉僧庙忆昔 王浩 乌海市的拉僧庙及其琐事，常使我梦牵魂绕，不能忘却。 1954年年初，我和徐剑虹、孙羽、李树林三位工程师，奉原绥远省工商厅之命协助刘学元同志勘查、筹建原伊盟天然碱公司烧碱厂（即现在的乌海化工厂的前身）。 当时来到拉僧庙，眼前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一片绿洲。抬眼望去，对面的拉僧庙，山虽不甚高，却颇峻秀，状如卧佛，头东足西似在酣睡。在秀丽的山环里，有一座三层庙宇，在旭日的照耀下，金碧辉煌，巍蛾恢宏，衬着由山底升起的朵朵白云，渐渐笼罩着庙宇迷迷蒙蒙，耳边响起悠悠的钟声，使人不禁想起瑶池仙境。 在向阳偏西的山脚下，湖水边上，有一小断壁，高仅2〜3米，中间有踏脚处。爬上小断壁，即一羊肠小道，曲曲折折进入一个死角，向南转出，豁然开朗处就登上了第一层庙山门。门呈八字形，两边墙上绘有高大的四大天王神像。琵琶、铁塔、人物服饰，十分逼真，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使人望而生畏。朱红色的广大山门，布满了兽面形的金色铜钉。依山势的起伏，筑起青砖围墙。 进入庙内，一座东西约300米、南北约200米的青砖铺地的院落映入眼帘。迎门置放的一座铁鼎高约1.5米，晨昏香烟袅袅。东西各有厢房数十间，是喇嘛食宿场所。正面有十间大殿，廊下列有巨大的八个经轮，殿门额上悬挂一块藏文黑色金字匾，据说是“喇萨庙”三字。殿内是广阔的大厅，有两排朱红色明柱，并包有栽绒毯子，地上满铺地毯，上放十几排圆形垫子，供念经及朝拜用。神坛中央供一坐佛神像，高有两米，两边供较小的神像，两侧供有十八罗汉，均栩栩如生，庄严肃穆。沿窗下陈列着经幡、长号、面具等法器，空间挂满了各种帐幔、旌旗，烟雾缭绕，钟声阵阵，给人一种肃然庄重的神秘感。大殿西侧有一条小路，可曲曲折折登上第二层和第三层大殿。 二层大殿院落略小于一层，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00米，也是青砖铺地，殿虽略小，但却更加富丽堂皇。神坛正中供有观音菩萨坐像，东西两壁绘有人间轮回转生的大型壁画，殿的东边筑有三间精制的小房，是大喇嘛“单增尼玛”的住宿和接待客人处。第三层又略小于第二层，但却高于第二层，亦更加富丽，并分为东、西阁，东为藏经，西供欢喜佛。藏经阁下，有两间颇为整洁小巧的小房子，是单增尼玛的读经单增尼玛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曾多次进藏朝圣。大殿门前悬挂的藏文匾额，据说是他从西藏带回来的。从此此庙即名为“拉萨庙”。当时虽已两次遣送喇嘛下山返俗，依旧还有30多位喇嘛未走，另夕卜还有一位十来岁的小活佛。 据说山上原有一座喷泉，可供生活用水。因宁夏军阀马鸿逵在三盛公打败军阀孙殿英，返宁夏途经此地爱上此山，要在此毁庙建造别墅，作为他和他小老婆的享乐处。因此当时的喇嘛便填死了山泉，使马鸿逵因无水源而无法建造别墅。继而大喇嘛死去，此泉亦无从查找。至今山上还留有流水的痕迹。我想这也许是一种不大可靠的传说，但山上有水确是事实，大概是因地下水位下降而喷不上水来而已。 那时再向南走有上百处喷泉，高的可喷射两米左右，一般均有半米以上，所有喷泉水皆流到山坡下，形成一个不大规则的椭圆形的水湖。东西长约千米，南北宽约150米，水清见底，游鱼可数。在湖水注满时，自然溢出，东西两面形成两条潺潺流水的小溪，分别经南槽流入黄河。在小溪的两边，有一排柳树，粗已盈抱。在树下溪边，有很多石头，正是早晨傍晚大家读书、谈心说爱的好地方。不知湖唤何名，大家戏称之为“万泉湖”。在山坡上，湖周围，树荫下，绿草如茵，长满了茂密的冬青、迎春、山杏、野桃、黄苋和沙蒿。每日黎明时成群结队的雉鸡、沙鸡和黄羊在此饮水，有时也有狼、狐和青山羊、盘羊出没。 这一块大漠深处的小盆地，实在是一块罕见难得的绿洲。但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人们竟用柴草去炼钢，包括小学生在内，每人每天必须打柴若干斤。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竟连根掘去，仅在数日之内，将一望无际的绿洲变成了不毛之地。“文化大革命”时期，拉僧庙被毁。 呜呼！千年古刹，毁于一旦，珍贵文物，不复存矣！ 悲夫！绿洲消失，湖水干涸。大自然是无情的，现在只有在120米深处才能提出水来。植被被毁、风沙迷漫，绿水芳草只留在了记忆之中。 在桌子山找水的故事 李庆昌 我这里说的是桌子山是广义的，即桌子山和甘德尔山的总称。狭义的桌子山在东部，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3〜14公里，主峰的海拔高度为2149.4米。中部山顶平坦开阔，远眺形似桌状，是桌子山主体。北段高度略降，缓缓伸向黄河，称作千里山。与东部山脉相对的西部山脉称甘德尔山，南北长24公里，东西宽1.5〜10公里，主峰海拔高度1805.2米。 桌子山山势雄伟，峰峦叠嶂，巍蛾壮观。山体基岩由奥陶纪厚层石灰岩和寒武纪薄层石灰岩构成。受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浸蚀，发育着大大小小、形状奇异的卡斯特溶洞，把悬崖峭壁打扮得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桌子山的狭长谷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由北向南依次为摩尔沟、卡布其、骆驼山、滴沥邦乌素、白云乌素、老石旦、公乌素和雀儿沟八大煤矿区。 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煤田地质勘探117队承担起桌子山八大煤矿区的勘探任务。我当时在勘探队的水源分队工作，主要任务是为矿区开发寻找工业和生活供水水源。 水源队共有20多人，1名队长、4名技术员和十几名工人，配备一台钻探机。水文地质技术人员被大家戏称四条汉子，我是大个李庆昌，其余三人是诗人牛贵山，文学家李祥，眼镜韩益维。 在高山深谷间找水，虽是一件艰辛的工作，却充满诸多乐趣，宜于抒发野外地质工作者的豪情。 新公民眼里的桌子山 水源队的四条汉子都不是本地人，因而被称作桌子山的新公民。 我和诗人牛贵山来自辽宁省。诗人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我毕业于北京煤田地质学院。文学家李祥和眼镜韩益维都是山西省人。文学家毕业于北京煤干校，眼镜是山西清徐的高中毕业生。四条汉子的共同点是特别喜爱水文地质工作，尤其喜爱具有特殊水文地质环境的桌子山。 四条汉子为找水，像翻书似的，翻遍了桌子山的峰峰岭岭、丘陵河谷，同时也翻遍了地下的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地层。了解桌子山就像了解自己一样。 桌子山苍劲、朴实、豪放、雄劲。层峦叠嶂，怪石嶙峋，沟谷回环，岩洞奇诡，危崖兀立，仪容冷峻，不怒而威。桌子山盛产风，风蚀地貌是别具一格的风雕艺术群像。石羊、石牛、石马，只要你仔细琢磨，眼前就会出现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至于石柱、石洞就更不用说了，到处都是。 在拉僧庙测水 1961年，桌子山煤田八大矿区之一的公乌素矿区的地质精查勘探正式启动。水源队为未来矿区的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寻找供水水源，首选的目标是位于矿区西部约5公里处的拉僧庙泉群。 拉僧庙是因为有泉水而建庙，泉水是因为有拉僧庙而闻名遐迩。 拉僧庙高居于额热格腾山的半山平台上，泉水则在山脚下日夜不停地流淌。叮叮咚咚，为庙中喇嘛奏响消除寂寞的音乐。 庙里的喇嘛和当地牧民更是把泉水视为圣水，传说是佛祖为普救众生，专门在干旱的桌子山上点化的清淳甘露，不论遇到什么干旱年份，那泉都是不分昼夜地流，从来没有干涸过。 传说归传说，作为水文地质工作者，必须搞清楚泉水来自何方，水的流量和水质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取得科学数据，方能确定能否作为未来矿区的供水水源。 观测泉水流量，我们选定四个较大的泉眼，并在流向农田和工厂两处汇集泉水的渠道中安装了测水堰。我们整整忙了一天，待测完首次流量数据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公乌素。此后，我们每两天来观测一次。 经过长时间观测和地表勘查，我们取得了拉僧庙泉群的第一手水文资料，泉水的物理、化学性质显示这是适合饮用的优质地下水。 拉僧庙泉水虽然水量较大，因为当地工厂和居民用水，上游老石旦地区和拉什仲庙已有钻井开采本层水，所以，未被公乌素矿区选为供水水源。 为阿尔巴斯公社找水 阿尔巴斯公社管辖地域很大，拉什仲、棋盘井都有它的牧业大队，当时公社驻地在桌子山的南端东麓干涸河槽的西岸上，距棋盘井约十几公里。 阿尔巴斯公社属纯牧区，主要牲畜是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也有牛、马和驴。马和驴是牧民放牧或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 公社领导为了用水，想到了勘探队。公社书记骑马来请人帮忙找水，这时候水源队已解散，文学家和眼镜早已被调走。水文地质技术人员集中在地质科下设的水文组。大队领导直接点名，派我和组里的李凤山去阿尔巴斯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阿尔巴斯公社的人们用醇香的奶茶招待我俩，还有炒米、酥油和风干羊肉，虽然不是管够吃，我也解了馋。 在这里搞野外水文地质调查别有一番趣味，最大的特点是不远离人家，免去了只有山岭陪伴的那种寂寞。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野外的孤独生活，但寂寞还是越少越好，这是人之常情。 当时，这里的知识青年要开荒种菜，当然要找个涌水量大的水源队，可也不能远离住地，首选的地方是公社附近。我们勘查了周边山岭，选定在公社驻地东南约一公里的地方。这地方河槽里第四纪冲积层较厚，又是几条沟谷汇集地，地下水较丰富。而且河槽的一、二级阶地平坦广阔，土质是灰钙土，比较适宜种植。从地表观察，这里生长着蒿草等喜湿类植物，应该说地下水位也较理想，容易开采。所以，没做什么地表下面的工作也就定下来了。后来听说，这处水源地还真不错，这里的知识青年种的萝卜、白菜、土豆，都长得很好。 乌达地区三次“化石”发现之谜 王日明 位于贺兰山西北角黄河西岸的乌达区，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曾经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巨变，随着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神奇逐渐显现在世人的面前。乌达历史上的三次“化石”发现将依次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让昔日的神奇，在地质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下重见天光。 第一次发现——白泥沟与纳玛古菱齿象化石 在乌海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头纳玛古菱齿象的部分骨骼化石标本，它于1987年8月14日在乌达区的白泥沟（即乌达区砖瓦厂）被发现。 这一天，乌达区砖瓦厂的工人师傅们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其中有一位师傅正开着推土机采掘烧砖用的红土，突然间，推土机发生震动，这位师傅以为车碰到了大石块，下车定睛一看，大吃一惊，一块石化的大骨头横在推土机的前面。“是恐龙化石吧？”“好像是牛骨头？”大骨头的出现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家议论纷纷。与此同时，砖瓦厂的工人师傅给乌海市文物站打了电话。乌海市文物站的职工王忠接了电话后，立即与梁振华赶往现场进行保护，并及时向自治区文物局进行了汇报。几天后，自治区文物局的专家郭殿勇到现场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又相继发现了盆骨、脊椎骨等骨骼化石。根据专家对古象化石的地层刨面、地质地理环境、古气候环境等综合分析，并与原始猛犸象、黄河象、南方象比较证实，最后确定为这是一头纳玛古菱齿象的骨骼化石，最早发现的大骨头是古象的象牙和头骨。腿骨、肩胛骨化石则是在两年后被发现的，也是被推土机意外推出来的，发现地点距离第一次发掘现场约10米。 那么纳玛古菱齿象化石的发现有何意义呢？纳玛古菱齿象化石的发现，给乌达地区早、中更新世早期河湖相地层的存在增添了生物见证，对进一步研究该时期黄河古河道变迁、古气候、古地理及古菱齿象类的分布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对古菱齿象化石的标本研究，可以推断，在距今7000〜100万年新生代的早、中更新世，乌达地区气候温暧、湿润，植被茂盛，曾是大型动物活动、栖息的原始森林，也就在这个时期，纳玛古菱齿象的祖先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由于地壳的运动，气候变冷，导致了古菱齿象家族的灭绝。 第二次发现——五虎山与硅化木 1990年6月，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五采区挖掘出一棵树木化石，即硅化树。原长38米，直径1.5米，其地表露出部分长14.5米，是内蒙古自治区罕见的特大树化石，形成于石炭纪晚期，距今约2.7亿年。为了保护化石，矿山职工将化石迁至矿山公园。 据那英麟的《乌海地区地质概况》所载：“距今5.7亿〜2.25亿年，这一时期是乌海地区地质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从中石炭世至下二迭世，该区的气候温和潮湿。石炭纪接受了一套滨海、海陆交互沼泽相沉积，主要沉积了砂质泥岩、页岩、中粗粒砂岩。当时植物繁茂，形成广袤、巨大的森林，其中以鳞木、封印木、芦木及羊齿植物最为旺盛。二迭纪末期出现了松柏、苏铁及银杏这一类植物。这些植物构成了煤的主要物质，故该区丰富的煤炭资源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那英麟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从科学的角度揭开了五虎山硅化石的形成和出土之谜。 第三次发现——乌达煤田与“植物庞贝城” 2012年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军博士正式公布十年研究成果：《美国科学院院报》称，中国科学家复原了乌达煤田3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 3亿年前的乌达到底发生了什么？乌达“植物庞贝城”是怎么被发现的？ “植物庞贝城”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对此王军博士曾为我们一一解密。 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了。瞬息之间，火山喷出的灼热的岩浆遮天蔽日、四处飞溅，浓浓的黑烟，夹杂着滚烫的火山灰，铺天盖地降落到庞贝城。很快，厚厚的熔岩和火山灰毫不留情地将庞贝城从地球上“抹”掉了。但当考古学家找到它的时候，城中的一切却“完美”呈现在大家面前，城中被埋葬的人、动物、家具、建筑物等生活场景，真实反映了古罗马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成为世界上罕见的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这就是著名的意大利“庞贝城之谜”。 在乌达煤田的这座“植物庞贝城”和著名的意大利“庞贝城”形成方式及其相似。它是2003年王军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赫尔曼•佩弗科恩教授一起来乌达煤田采集标本才被发现的，可以说是地球生物界的一个罕见的“植物庞贝城”。 研究表明，大约3亿年前，乌达大地上生长着一片生机盎然的原始森林。这里气候温暧湿润，长满了各种植物，树木高低错落，最高大的有30多米高，最小的还不及人的脚踝。这些古老的植物，丰富而复杂，有的都叫不出具体的名字，但大家都相安无事滋润地生活着。可是，最终这种“安静”却被几十公里外的突如其来的一场巨大火山喷发打破。 那是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山喷发，比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规模还要大，喷发柱火山灰一直上扬到高空几十公里开外，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火山喷发，其火山灰让乌达地区的整片森林瞬间被埋入地下。所有的树木瞬间被“封”住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一切，和1713年考古学家发现的意大利“庞贝城”极其相似。 王军的博士生导师吴秀元在乌达煤田考察期间，曾经无意中找到了一块保存精美的植物化石。1993年，王军和导师一行三人又来到乌达煤田，想要找到更多、更好的化石。 直到2003年，王军和美国一个专家又来了乌达，这次他们才意识到这片植物化石的形成与火山爆发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乌达煤田40多年来由于煤层自燃造成了资源的损失，所以乌达煤田正在实施灭火工程。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化石上面的岩石得以除去，这就为王军团队的考察和挖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支持和便利。 当山顶全部被揭掉，露出化石层，王军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小心地把化石标本敲打出来。每敲出一块，是什么种类的植物，具体方位在哪里等等，都要做好标记，以保证它的“原地性”。 王军和他的团队发现，一般化石中的植物都是躺着的，但是乌达煤田的化石是“站着”的，很密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棵直立的植物树干。正是因为当时的那次火山喷发，把这个形象保存下来了。火山灰把这些叶子全打落下来以后，埋在树干的周围，然后火山灰就把这些树叶都埋在里面，地下有直立的茎杆保存，这也证明了它是火山保存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因素。同时因为大量的植物被火山灰掩埋并被炭化，因此形成了现在的乌达煤田。 那么“植物庞贝城”的发现在环境和生态上有何现实意义？ 在这方面，一项由10多个国家、30多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已经开展。 经过对乌达煤田“植物庞贝城”中众多植物化石形态和位置的三维复原，相关人士首次绘制出了一张远古森林的实际尺寸复原图。这张图片还原了1100多平方米的森林原貌，精确到每棵树的间隔距离都没有丝毫误差，实现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对地史时期陆地景观和最大面积植被的实际复原研究。由于此次实际复原1000多平方米面积的远古森林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一时间，《扬子晚报》《金陵晚报》《辽宁日报》《内蒙古晨报》做了及时报道。 复原远古森林主要依赖于化石群落的保存状况，“植物庞贝城”中的大量化石都被保存得异常完整，帮助王军的团队实现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对地史时期陆地景观最大面积的植被实景复原。“植物庞贝城”的研究还在继续，已经采集到的一些精美标本，王军将计划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对公众进行展示，其原址也可能将建科普教育基地。王军希望，乌海市能在乌达煤田“植物庞贝城”原址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在开采范围内，希望在开采时能和科学家、研究单位沟通、协调，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开采。 包兰铁路建设者的回忆 崔建敏 包兰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修建的一级铁路干线。从内蒙古包头东站起，经五原、巴彦高勒、乌海、石嘴山、银川、中卫、狄家台至兰州枢纽的兰州东站，全长990公里，为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之一。它的建成对加速沿线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发展农牧业生产，建设边疆，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修建包兰铁路的乌海段可谓是十分艰辛。 第一批建设者到来 1954年至1958年，为了支援包兰铁路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军挥师北上，与铁道部工程局的工人们共同建设了包兰铁路，为连接我国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建立了又一条重要通道。 当时，整个包兰铁路分东、西两段进行施工，东段公庙子至银川段共437公里（乌海段即在此范围内），由铁道兵第一军第二、七、九师和独立桥梁团修建，开始于1957年3月。1958年7月工程结束后，铁路需要人员维护管理，由于当时乌海还未建市，铁路部门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就这样，成千上万的铁道兵转业留在了乌海及周边地区，继续为这里的铁路建设和发展做着贡献。因为建设包兰铁路，他们来到了乌海地区，因为要守护包兰铁路，其中不少人一直留在了乌海地区这个第二故乡。 杨春生、刘祥、陈道祥、陈文高老人就是当时铁一军的军人，因为包兰铁路，他们与乌海结缘。刚来乌海地区时，他们还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如今，他们之中年纪最小的也已进入古稀之年。 在他们的印象中，当时的乌海地区一片荒凉，几十公里开外除了荒原还是荒原，人烟稀少，铁道兵都是一路步行走来的，刘祥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买粮买菜都得赶着驴车去河买，这种情况直到包兰铁路建成通车后才得以好转。 亦苦亦甜的铁路建设生活 20世纪50年代的乌海，风沙大是出了名的，“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大，一天得吃二两五，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每天早上一觉起来，被子上和人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子。 没有自来水，人们当时就吃黄河水。夏天，人们赶着驴车去黄河拉水，到了冬天就去拉冰，拉回来的冰化开了澄一澄就变成了人们的饮用水。至于食物，杨春生老人回忆说：“吃的就是玉米面、红薯面，那时连大米都没有，要吃菜还得去临河买。” 初来乍到，铁道兵们住的都是帐篷，一些成了家的就住地窝子，所谓地窝子其实就是个菜窖，也就两平米那么大，只能放张床。 尽管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但因为要赶工期，他们常常没日没夜地干，这些勇于奉献的建设者每天顶着黄沙，带着干粮、咸菜一头扎进包兰铁路的建设大军中，却没有一人有半点抱怨。 靠人力扛出来的铁路 “那时干活儿都是纯人工，没有一点儿机械化，土是靠人工一筐一筐抬出来的，路基也是人工一米一米垫起来的。”听到刘祥老人的讲述，让人觉得包兰铁路更像是一个被千万建设者打造出来的神话。 那时的铁轨一节长是12.5米，1米长的铁轨重43公斤，一节铁轨就重达千斤。铺铁轨时，铁道兵们铺好一节，火车往前运一节，再由二十几人喊着号子把重千斤的铁轨从火车上扛下来继续向前铺。可想而知，包兰铁路的建成凝结了多少建设者的汗水和艰辛。 风沙大，铁路往往是前面修后面就被风沙埋了，这样的话，家属们就得齐上阵，遇到晚上不通车就得通宵清沙。陈道祥老人说，他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铁路被埋了，全家上下都跟着去清道了。那时，家属工们干活儿一分钱报酬也没有，但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从没想过要报酬之类的事儿。 在由铁道兵承建的公庙子至银川段，北部河渠纵横，桥涵和改渠工程多，在近130公里的地段，跨越大小渠流800余道；南部要穿过150公里长的沙漠区，风沙弥漫，流动沙丘四伏，路基难筑，全段两次跨越黄河。杨春生当时就在桥梁独立团参军，他参与建设的三盛公大桥和三道坎黄河大桥，是控制工期的关键工程，也是包兰铁路中最为艰巨的两项桥梁工程。杨春生说：“那时修铁路桥也没什么机械化，就有一台苏联的打桩机，还要靠十几个人拉着重达150公斤的大砣运行，一个人专门负责喊号子，打个十几分钟，就得换另一拨人。” 据老人们讲述，一些战友在修建包兰铁路的过程中牺牲了，成了烈士。因为周围全是黄沙，走到哪里都一样，人们出去常常找不到回来的路，通讯连有两个战士出去执行公务遇到了沙尘暴，被沙子埋没牺牲了，人们找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嘴里、耳朵里都灌满了沙子。杨春生所在的桥梁独立团也因一次打桩事故，牺牲了好几位战友。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修好铁路后杨春生多年都没回山东老家，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都以为他也牺牲了。 沙漠铁路上的巡路工 今年76岁的陈文高老人算是几位老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了。包兰铁路建好通车后，他就当了一名巡路工。巡路工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观察自己负责的路段是否有黄沙埋道、大水淹道等安全隐患。 每个巡路工负责7公里的铁路，据陈文高老人讲述，当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黄沙埋道。大风一起，半个小时内，沙子就能埋过铁轨二三十厘米。巡路工三班倒，晚班是凌晨12点到早上8点，到了冬天的夜里，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也得照样徒步巡道。 因为事关安全，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陈文高都要在自己的7公里责任区内不停巡视。陈文高说他干了9年巡道工，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那时风沙大，一年中黄沙埋道就有十几次。”陈文高回忆说，“后来人们开始在铁道两边种草治沙，慢慢地，埋道现象有了改善，到70年代以后，几乎就没有埋道现象发生了。” 1958年7月底，包兰铁路的建设者们以超凡的勇气和智慧，让这条横贯腾格里沙漠边缘的铁路实现了顺利通车。之后，同样在他们的精心养护维修之下，包兰铁路创造了一直保持安全畅通的奇迹。 可以说，没有包兰铁路，没有包兰铁路第一代建设者，就没有今天的乌海，这话在今天看来一点儿也不为过。 如今，乌海站每年发送旅客100万人次之多，是包兰铁路使得这座西北小城乌海与外界有了较多联系。从此，大批如潮涌般的建设者通过这条铁路来到乌海，为乌海的建设发展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当年大山寻宝人 崔建敏 1958年年底，为响应国家“大上矿业、地质先行”的口号，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一七地质队进入乌海地区进行勘探。在近30年的时间里，地质队几乎勘探了乌海境内的所有山川，留下了详尽宝贵的乌海矿藏资料。 “寻宝人”当起拓荒者 进入乌海地区之前，一一七地质队曾派出先遣踏勘队，进入桌子山矿区及其周边踏勘。踏勘队先后对卡布其、骆驶山、老石旦、公乌素、苏海图、黄白茨、五虎山等地进行了前期勘测，最终将队部选定在位于桌子山矿区中心区的拉僧仲庙。1959年春节刚过，地质队的钻机设备已陆续被运进勘探区，卡布其矿区、骆驼山矿区成为一一七地质队最早勘探的两个矿区。 一一七地质队进驻拉僧仲庙后，由于身处野外，加上当时整个乌海地区都很荒凉，地质队员们忙于勘探工作的同时，还要拓荒，解决生活所需。李仁老人是最早进入乌海地区的一一七地质队队员之一。那时他风华正茂、激情豪迈，这段“战天斗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 20世纪50年代末，乌海地区人口不多，一一七地质队队部所在地拉僧仲庙只有一个由三两个人组成的养路班，还有一户名叫毛老来的牧民。由于附近没有任何物资销售网点，地质队队员的生活用品来源都成了问题。地质队和供销社协商后，供销社专门派出一名职工前往拉僧仲庙成立供销点，这才解决了职工生活用品的需求。 队部附近没有水源，地质队生产生活用水异常紧张。为了解决用水问题，队里只好派人驾着马车到拉僧庙拉水。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队员们在一个叫黑风口的低洼地打了一口水井，并在水井附近开辟出一片菜地，还建了一间澡堂。这样，地质队生活用水问题算是解决了。 没有住房，队员们在拉僧仲庙旁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片儿石建起了数栋简易房作为办公室、宿舍、食堂。由于缺水，当时盖房采用的是干打垒的方式，房子只用片儿石垒成，一阵狂风刮过，房子会被吹走形。曾担任过一一七地质队总工程师的韩守让回忆，队部的房子简陋，队员在野外工作时更没住过什么像样的房子，毡子蒙古包、木头搭建的活动房、大篷车都曾是他们的住所。 195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地质队员们经历了来到乌海地区后的第一次强沙尘暴。当时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人不能直立行走，钻机的帆布全部被刮破，队部的房子有的被刮倒，有的变了形；床上的队员被刮倒的帐篷支架压住，由于风太大直到天亮风停后才爬起来。沙尘暴过后，天空昏暗了两三天，地质队队员们看着几乎被刮为平地的队部，一番叹息后只能再动手重建。 “槽子糕”的记忆 1960年，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待遇相对优厚的地质队员们也开始面临饥饿的考验。时年17岁的一一七地质队队员柴广山对那场饥荒记忆犹新。粮食短缺，在野外勘探作业的队员们将沙蒿的蒿籽撸下来，淘冼干净后用磨磨成面儿，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蒸成发糕当主食。发糕又涩又硬，队员们吃的时候就把它想象成各种美味，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槽子糕”。 长期吃“槽子糕”吃不饱不说，还使得队员们人人便秘。从居住地走到勘探现场，往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不是爬山就是走沙土路，队员们虚弱得走不动。到了1960年年底，队员们在勘探作业时，发现有过不了冬死掉的野生黄羊，队部食堂就把黄羊下水做成食物。油水突然大增，几乎吃了一年“槽子糕”的队员们立刻肠胃不服，大多数拉开了肚子。对于那时的地质队员们来说，没有比能吃上一顿纯玉米面蒸的窝窝头更让人高兴的事儿了。 迈步丈量桌子山 1963年，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的韩守让被分配到一一七地质队，此后几十年，他一头扎进桌子山地区的大小矿山中，从技术员做到总工程师，直到1998年退休，也没有离开乌海这片土地。 说到从事了35年的地质工作，76岁的韩守让老人满是自豪之情：“整个桌子山区域我都用脚量过，只要你说去哪儿，我立马就能领你去。”他解释说，地质工作的真学问全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谁跑得多，谁查得细谁就是专家。”在对矿区普查时，韩守让和同事每天都要走80到100多里路，常常早上在驻地吃点东西，中午啃些干粮，到了晚上太阳落山才能回到驻地。 不管地形多复杂，只要可能有煤的地方，都有地质队员的踪迹。遇到高山，修山路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工作。山路修好后，由于没有汽车，人们把拆成零件的钻机扛上山，上了山再把钻机组装到一起，下山时，还要拆装一番。因为都是跟铁家伙们打交道，队员被器械碰伤的事儿时有发生。回忆起那时的修路场景，柴广山老人回忆说：“因为山头很多，一到需要修路时，所有工种的人都变成了修路工，不管你是领导、工程师、技术员还是工人，人们拿着铁锹、镐头，铲石头平路，架电线，干得挥汗如雨，那场面特别振奋人心。”如今，在海南区老石旦依然能看到地质队员们在20世纪60年代修的盘山路。 “那时的队员都身揣三件宝——地质锤、放大镜和罗盘，我们就是靠它们寻找地下宝藏的。”韩守让说，地质普查结束后，接下来就需要架钻机打眼，取煤样，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查、精查。由于桌子山地区的地层较硬，打眼儿进度很慢，常常1个班次才打1米深。“为了赶进度，钻机从不停歇。”韩守让说。 说到乌海矿产，韩守让如数家珍：“乌海的煤层就两种，一种是石炭纪、二叠纪煤系地层，多出产烟儿煤；一种是侏罗纪地层，多出产煨炭。桌子山地区的烟儿煤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是独一份。” 一一七地质队在桌子山地区勘探近30年，为乌海大大小小的煤矿留下了宝贵的地质矿产资料，为乌海矿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海勃湾城区落成记 崔建敏 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家支援西部边疆的号召下，从北京军区来到乌海的高羽一下火车顿时傻了眼。一眼望去，除了黄沙就是黄沙，民房星星点点，唯一像样的路也只是半截沙子路……眼前的荒凉让高羽的心都凉了。半个世纪后，乌海地区天翻地覆的变化让高羽惊叹不已——昔日的满目荒凉已被现代化的新城取代。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变是由一代代开发建设者的青春汗水凝聚而成的。 在接受采访中，几位早期建设者的回忆，让人们一起重温了从建城选市址到首批平房建成，从第一条城区道路建设到第一个城市规划出台的故事。 一块石头定市址 工矿在先，城市在后，城市随工矿而建，为工矿服务是乌海地区城市建设初期的最大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期，乌海地区只有寥寥数百人。1958年10月1日，随着包兰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乌达矿务局、桌子山矿务局、西桌子山水泥厂等一批工矿企业开始兴建，乌达、桌子山地区的人口迅速猛增，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上级政府部门决定建设海勃湾市。 关于选市址的问题，一时间，领导与群众间出现了多种选择意见。有人认为，应把拉僧庙定为市址，因为那时隶属于桌子山矿区的拉僧庙已经建设得初具规模，在那里建市能给国家节约财力物力；有人认为，应靠着包兰铁路建市，交通运输方便一些。 据当时城市建设的负责人之一孙凤林老人回忆，面对各种意见和建议，当时主管建市工作的郝文广决定实地考察。郝文广和几名工作人员开车沿着拉僧庙黄河边一路向北，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直走到碱柜，反反复复走了几个来回，经过一番详细考察，认真分析了几个预选“市址”的利弊后，他们认为海勃湾东靠桌子山，西邻黄河边，地势开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另外，他们发现海勃湾地区地势低洼的地方植被茂密，沙柳、红柳、沙冬青、四合木等植物长得郁郁葱葱，这有利于今后的城市绿化建设。加上紧靠刚刚通车的西北大动脉包兰铁路，有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最终，通过民主讨论，他们决定在海勃湾建市，并取名为海勃湾市。 为了确定市中心，一位工作人员选了一块白中夹红的大石头放在当时自然路的中间作为标记，也就在如今的新华大街和海拉路交叉路口处。 黄沙滩上建新城 市址选好后，第一批建设者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建设120间平房用来做矿区党政机关用房。据孙凤林老人回忆，因为没有办公用房，第一代建设者们就坐在沙滩上，用行李卷当办公桌，野外就是他们的作战指挥部，开工一个月后，他们才住进了陆续搭起的帐篷里。 在砖无一块、瓦无一片的条件下，几个负责人招收了一批外地来的青壮年，一部分人负责烧砖瓦，一部分人负责打石头、烧白灰，懂得瓦工、木工技术的人组成工程队。让人欣慰的是，西桌子山水泥厂、桌子山矿务局、包钢卡布其石灰石矿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为了赶工期，一位民工师傅感冒很严重，满嘴都起了水泡，却仍带病干活，结果从墙上摔了下来，但这位师傅躺了不到半小时，就又挣扎 着上了工地。正是靠着这些建设者们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精神，海勃湾地区 有了有史以来由政府兴建的第一批房屋。 房子盖好后，矿区党政机关由拉僧庙搬到了海勃湾。当时这些房子除了用作办公用房外，一部分做了食堂餐厅，一部分做了宿舍。在当时的海勃湾，这120间平房可算得上“高级房间”了。 然而更繁重的建设任务还在后面。随后的1个多月时间内，在内蒙古自治区城市规划测量队的帮助下，建设者们开始了对城市规划的设计。他们将海勃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认真测绘后，海勃湾城区第一张城市规划图出炉了。该规划确立了以新华街和海河路（现人民路）交叉点为中心坐标，西北侧为商业餐饮、物资粮食部门的建设区域，西南侧为人民影院、邮电、银行等单位的建设区域。 建设规划图一出，政府办公大楼、人民影院、商业百货大楼、国营食堂、旅馆、浴池等重点建设项目也得到确定。目标明确了，但一下子要建这么多项目，干活的人从哪儿找？孙凤林和其他建设者们开始从亲戚朋友、邻居熟人着手搜罗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最终，一支人数达2000多人，包括瓦工、木工、铁匠、石匠的施工队组建了起来，并在此后的两年内担负起矿区所属数十家单位的建设任务。 为了使所有项目赶在海勃湾建市前竣工，建设者们日夜忙碌在第一线，机关干部也从未休过星期天，而是充当起了“机动队”的角色。火车来了卸车皮，到建筑工地上搬砖上灰……到1961年年底，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海勃湾终于具备了城市的基本雏形。 新华大街的变迁 据1959年来到乌海地区的韩兴义回忆，当时海勃湾地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唯一的半条沙子路在如今的南加油站到万客隆商厦的位置，是斜的。“就那路，连自行车都走不了，一股狂风刮过，路上就被埋了一层厚厚的黄沙，人走在上面还吃力得不行。”韩兴义回忆说。 根据资料，由于城市建设资金有限，直到1963年，海勃湾城区也仅有14公里自然沙砾土路。1968年，海勃湾第一条水泥混凝土路——新华大街面世。据韩兴义回忆，一开始新华大街只有现在的火车站到人民路这么一段，之后才又延长到现在的市一中门口。 到了70年代，海勃湾先后建成了海拉路、新华大街、凤凰岭街、甘德尔街、千里山街，城区路网雏形基本有了模样。 据时任市城建部门城建科副科长的母家书回忆，1984年8月21日，历时4个月的海勃湾区新华大街改建工程竣工，海勃湾城区总算有了一条功能比较齐全的马路。改造后的新华大街全长2232米，大街正中是12米宽的混凝土机动车路面，两侧各镶以3.5米宽的绿色隔离带。紧靠绿色隔离带的是两条各为5米宽的柏油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外侧是两条宽为6米的用水泥花砖砌成的人行道。 母家书回忆说，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在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规定每年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为地方财政收入的8%，其中还包括消防等其他项目。进入1990年后的“八五”时期，是乌海市建市以来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期。那个阶段政府通过多方筹措资金，累计投入了近8亿资金，完成了40多个重点城建项目。乌海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海勃湾南北立交桥、市人民广场等项目都是在这段时间建设完成的。“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城市建设是一年变一个样，如今的乌海风沙小了、城市绿了，路宽了，人们都已住上新楼房了，还是现在的人们有福气啊。”母家书感叹道。 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乌海地区都是在没有城市规划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先建设、后规划成了当时城市建设的又一特点。城市规划滞后为后来的城市建设带来了诸多困扰。 这种情况下，1972年，海勃湾市城建局补测了海勃湾城区现状图，1973年年初完成海勃湾市规划方案。规划布局以道路为城市骨架，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道各3条。这是乌海市建市以前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1982年12月，乌海市编制完成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从而使城市总体格局形成了以海勃湾城区为主体和乌达、海南城区3大片的集中与7片矿区居民的分散相结合的城市结构。此规划于1989年8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实施，1993年、1996年重新修编，构成了一市三区七个独立组团的多中心结合开放式绿洲城市格局。如今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巳经完成，我市城市建设正向着滨水宜居城市逐渐迈进。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建设，半个世纪前的那个荒凉乌海早已不见了踪影，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越来越绿、越来越美的新乌海。 马宝店考索 许培龙 马宝店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南角，乌海市乌达区巴音赛街道北约18公里处，东面临近黄河李华中滩，原是乌达区乌兰乡（现为乌兰淖尔镇）的一个自然村。 据考证，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有一名叫马宝（书面有时写作“马堡”或“马保”）的牧民在这里开了一处客栈，供陆路及泛舟黄河水路的过往商旅、煤贩子、邮差打尖歇脚，饮食住宿，起名马宝店，后来以店名做了地名。 在这个孤独的荒漠边缘开店很不容易：远离人群、强人横行、土匪袭扰，常常会遇到麻烦。马宝是如何将这个店“做大做强”的，当地民间曾口头流传着许多围绕马宝及所开客栈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听后令人感到荡气回肠，久久难以忘怀。 以前，马宝店地片是一处天然牧场，曾隶属阿拉善盟。早年间，阿拉善和硕特数代亲王在此设过牧场。 从清代咸丰年间起，黄河西岸有一条久而久之形成的半自然状态的车马便道（民国年间拓为包宁公路），是内蒙古河套平原通往宁夏的一段重要的陆路通道，马宝店就建在这条路的西侧一百多步远近。 这条路由于经过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时被流沙所阻，时隐时现，车辇难行，主要通行驼队、马帮。离马宝店南面不远处的河拐子是乌达煤炭运往磴口等地的集散地及水、旱码头，曾几何时，这里舟来车往、买卖繁盛。马宝店成了这条路上的商旅行人首选歇息之处。 乌海湖蓄水前，在兰亭广场东北方向约两公里处有一处店台，即马宝店的遗址，有一米多高，五六百平方米大小，光看面积就可以想见当年该店的规模。店台上可见到一些破缸烂瓮、砖瓦和其他瓷器残碎片。当地村民曾在店台中挖掘到数量可观的已霉变的粮秣和不少乾隆、咸丰及光绪年间的铜钱；还掘得没有人注意过产出年代的完整酒具、茶具、餐具、鼻烟壶、铜纽扣等物件。人们凝视这些物件，幽幽怀古之情往往会油然而生，令人仿佛幻听到了昔日马宝店炒菜做饭时锅碗瓢盆的声响，似乎还有商贾驼队、马帮渐行渐远的驼铃声及骡马由近及远的嘶鸣声响起在耳边。置身马宝店遗址，当年“大漠孤烟直”的诗情画意似乎也会随着扑入脑海。 据尹中智主编的《乌达区志》记载，在民国10年（1921年），宁夏镇守使马鸿宾曾在石嘴山、河拐子、旧磴口、南粮台修建营盘一座，离马宝店南面不远处河拐子的营盘有十余间。 1925年，冯玉祥将军因军事需要，派部下石友三带着第八混成旅全体兵马，整修了途径马宝店东侧的车马便道，修好后的大路全长约650公里，贯通了东自包头、西至宁夏全程，时称包宁公路。一名叫米力泉的国民党副官途径此地，看到这里的甘草滩盛产甘草，不少人靠着挖、卖甘草维持生计，便留了下来，开办了一个甘草场（又称根子场），干了一段时间的甘草生意。 包宁公路在民国23年（1934年）也曾经作为邮路，最多时用差17人，用马17匹运送邮件，他们途经马宝店及牛渠桥（乌达砖瓦厂）。1935年，由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一带土匪猖獗，邮件改道传递。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党委命参谋长耿飚率领第六十四军部分兵力，乘坐40辆汽车，追击被击溃流窜到乌达地区的国民党“贺兰军”残部。于今乌达北部（即马宝店附近）经激烈战斗，将约一个师的贺兰军残敌予以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马宝店周围没有开发前，虫、蛇多得吓人，白刺、红柳、芨芨草有一房多高，杂草茂盛、杂乱到人走进去不好辨别方向，骆驼在里面难以看到，不好寻找。 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后，包宁公路因作用渐弱，其多段渐渐被乌兰布和大漠的流沙所掩埋，退出了人们的记忆。 从1958年起，乌达国营蔬菜农场在此开发建设，所成立的五、六分场就在马宝店南端附近。1960年，乌达镇政府组织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民众6000人，编排成了6个营，组成“乌兰木头开荒野战团”，用一年多时间，在马宝店及附近开垦了7000多亩农田，为日后建立乌达国营蔬菜农场打下了基础。此后数年内，人们纷纷移居此地，逐步形成了一个自然村。 1970年5月到1979年年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大批天津籍兵团战士被编入八团五连，来到此地屯垦戍边达10年之久。 马宝店及其附近还发生过许多和人有关的往事，只不过难以寻找到乌达地区关于这方面的文字史料记载。我们知道，马宝店曾经先后归属过甘肃、宁夏、阿拉善、巴彦淖尔及乌海几个省、盟、市管辖，有些文字记载散落在了这 几个地区，想较为系统地归整起来实非易事。可喜的是，我们已通过一些知情人士的忆述挖掘到了部分可供参考的史实。 日落日升，云卷云飞，沧桑变幻，当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历史戏剧后，马宝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归于沉寂。但是，马宝店注定不会就此沉寂下去。事实表明，它以特有的方式不断地把它的前身后世展示在了人们的面前。 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马宝店及其周边已经成了黄河西岸、乌海湖畔的一处历史文化积淀耐人寻味、极具民俗特色、神秘、迷人、环境独特、令人流连忘返的村落。 美丽的李华中滩 常胜 李华中滩位于海勃湾区和乌达区之间的黄河段上，相传一个叫李华的人发现并在岛上居住过，后来人们就把这个黄河夹心滩叫李华中滩。滩长约5华里，宽约3华里，以树木稠密、花草丰美、鸟类繁多著称于乌海，是踏青、避暑的绝好去处。 乘上小机船，劈开滚滚波涛，不消十分钟便上了滩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的王国，以柳树为核心的树群组成一条长长的绿色林带，远看郁郁葱葱，仿佛绿云飘浮；近看树干挺拔秀美，树叶青翠欲滴，叶面闪闪发亮，如涂上绿色的油彩。时值六月，生长在大漠的树木还在沙尘暴袭击的余悸中蓬头垢面苦苦挣扎的时候，这里的树木却一派生机盎然，不能不感谢母亲河的滋润。沿河边还可以看到以活化石著称的胡杨树，纵向裂纹的粗糙树皮足见其历史的久远和与大自然搏斗的艰难，黄绿色的卵形树叶显现出勃勃生机，就像一个返老还童的高寿老人默默地伫立在滩头与黄河对视。 最能代表中滩特色的还是沙枣树和榆树。在中滩南部和西部，粗壮的、矮小的、高大的沙枣树成群结队，有的像老态龙钟的长者携儿带孙缓缓前行，有的恰似久别重逢的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高大的榆树挺胸昂首，树冠如云，灰绿色的茎叶拖着雪粒似的花朵，其色淡雅，其香扑鼻，随风飘得很远。还有很多乔木和灌木丛，有的远离群体，独树一帜；有的挤挤挨挨、摩肩接踵，简直是一个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园。大树顶端，鸟巢一个接一个，高低错落，成群的麻雀，布谷、云雀、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似乎正议论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 从锯倒的老树可以看出它们至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原始树种是飞鸟衔带不留神掉下的，还是黄沙席卷而来无从考证，这些幼小的生命如何经受住风沙的肆虐和烈日的烤炙，生存下来并不断繁衍成如此壮观的树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除外界的一些作用外，树本身的顽强和耐力已化作一种精神，让前来观赏的人们肃然起敬。 如果说中滩的树反映出一种生气勃勃的阳刚之美的话，大面积的草和花则如同柔美的姑娘展现着她的绰约风姿。首先看到的是芦苇，本喜在潮湿地区生长的它们竟然在干旱之漠安家落户，无疑给我们这些在乌梁素海边上长大的人一种新奇和亲切之感。半人多高的苇草随风摇曳，那蓝绿色细长的茎叶，松鼠尾巴似的苇花黄白间夹杂淡淡的红晕，仿佛一个美丽的女子低下害羞的脸庞。苇草间参差着鲜嫩的狗尾草、猪毛菜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各色野花点缀其间，山丹丹红的似火，苜蓿花紫中见蓝；草木樨雪白的小花蕾像调皮的小孩从叶腋探出嫩嫩的小脑袋，曼陀罗则高举起淡紫色的、很像一支小号的花筒。还有那朴实的马莲，一丛一丛长在不显眼的地方，擎着鲜蓝色的花束，张开颀长柔韧的叶子迎接我们。 虽然是野生的花草，也有它各自的地盘、井然有序的格局。穿过苇林，在中滩南端，一片约五六亩大的粉红色花儿正静静地开放着。有人说叫沙鞭，呈粉白色，圆锥花序，从顶上开下来足有半尺长，一棵棵组成一片粉红色的海洋，惹得五颜六色的蝶儿翩翩起舞。站在高处看，碧草萋萋，野花烂漫，一簇簇、一块块，如一位画家倾其五颜六色于画布，又似织女织出随心所欲的锦缎。这花这草，无都市人工栽种的整齐，亦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洋洋洒洒绽放开来，那样随意，那样潇洒。城市人在浓浓的野营之趣中追回了返璞归真的梦想，心胸随之豁然。 走累了的人们有的在林中斜倚树墩静闻鸟雀蝈蝈吟唱，感受“蝉噪林愈静”的滋味，任林木滤过的习习凉风拂面而达，尽情享受大自然恩赐的清新空气；有的仰卧于河边船甲上，细听枕下流水拍岸的声音，十分惬意地仰视蓝天白云，温柔的斜阳透过林隙软软地照射过来，如同在母亲怀抱中一样舒坦。不远处的河湾里，几个老者正在悠闲地垂钓。蓝天、白云、绿地、黄河，好一幅活生生的动静相宜的谐趣图！此情此景，既有水乡泽国之秀美，又有北方高原之雄浑，别具一格，美不胜收。 夕阳西下，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滩。回首望去，万道金光将中滩的树、中滩的花草映衬得更加鲜亮庄严，静静的大河在夕阳照射下金波鱗鳞。中滩——黄河之子，恰如一颗镶嵌在黄河母亲胸襟上的翡翠宝石，闪烁着夺目的光辉。随着中滩的不断开发，这里必将成为一个集水上娱乐、园林培植、度假避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追忆乌海石花洞 李万永 到南方游览喀斯特地貌，或从电视荧屏上看到那仙境般的溶洞奇观后，一种无名的愤懑、悲哀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我们乌海也曾有过一个巨大而美丽的溶洞。只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将大自然经过亿万年地壳变化才生成并慷慨地赐予人类的这一无价之宝无情地破坏、毁灭了。 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天，在原代兰塔拉铅矿的甘德尔山主峰半山腰“四号工地”井巷里，几名工人采矿放炮时炸出了一个大空洞。用手电往里面一照，十分空旷，一片洁白耀眼，只惊得几个人目瞪口呆。回过神来，他们急忙将洞口掏大，又把电灯拉进去。然后进洞仔细观察：原来这是一个高数十米、宽窄不等，呈条形斜坡状的开阔天然溶洞。 再后来，人们在洞里架设了电线，安装了许多灯泡，光亮如同白昼。此时，再仔细观看，但见那洞顶布满了如豆、如芽、如须、如箭，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钟乳石，犹如一块用无数洁白珍珠镶成的帘幕，鲜亮欲滴。在洞底、洞壁、石缝间也满布着晶莹斑斓、琳琅满目的像松、似笋、如柱的钟乳石。洁白如玉、千姿百态的石花更为奇绝，有的像怒放的秋菊，花瓣四展，中间托出一个大大的花蕊；有的似艳丽盛开的牡丹；有的则像聚合在一团的锦簇花丛；有的则顺着岩缝延伸，如同一串串珍珠项链，群芳争艳，栩栩如生，蔚为壮观。当时人们按其状态给溶洞起了一个通俗而贴切的名字——石花洞。虽然这处石花洞远没有南方那些驰名溶洞的恢宏气势，但在这塞外光秃秃的丛山峻岭间能生发出这么一处精彩纷呈的溶洞景观，实乃罕见。 石花洞的出现，着实给全矿职工家属带来了一番轰动和一片惊喜。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去参观。矿领导班子为阻止人们无序观看，避免人们受到意外伤害及溶洞遭到损坏，曾决定在洞口做门上锁派人看守加以妥善保护，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然而，随着石花洞名声的远扬，引起了上级领导和各路人马的青睐，参观的人们接踵而来并一味地贪婪索取：你凿走一朵“花”、我搬走两根“笋”……当时的人们既没有珍惜保护生态资源的意识和观念，也不敢心存游山玩水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杂念，加之石花洞周围蕴藏着大量高品位铅砂，于是在当纪念品馈赠嘉宾的乱采乱刨中，在“多采矿多做贡献”的口号声中，这一漠北山峦中至今唯一现身的石花洞，还没有来得及向更多的人展示她那独特的风采，就被扼杀在了一次次轰隆隆的爆炸声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作为一名见证人，与许许多多的同志一样，每每想到石花洞的无端被毁及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只有扼腕痛惜。